巴黎的忧郁_〔法〕波德莱尔_9787511725844

　　《巴黎的忧郁》是诗人晚年写作的一部散文诗，波德莱尔以生动、有力的笔触描画出巴黎这个大都会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年华已逝、为生活所抛弃的老妇人，为寻开心向一头驴子鞠躬致敬的漂亮先生，一生供人笑乐、自己却被剥夺了爱与友谊的权利的小丑，两个孪生男孩为争夺一块面包而大打出手……然而，透过这一幕幕扭曲、畸形的人生场景，不难发现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寓意和诗人对健康、美好人生的向往。

　　散文诗出现于19世纪的法国，波德莱尔与路易·贝尔特朗、兰波等同属于这一新兴诗体的拓荒者。在选材及审美取向上，本书与《恶之花》有异曲同工之妙，波德莱尔自陈，造物主“也许为了改造我这颗心，给我的思想灌输了对丑陋事物的兴趣”，而这也正是波德莱尔对诗歌艺术的独特贡献：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描绘与歌颂，大大拓展了诗歌表现生活的领域，正调之外出现反调，别具一格。

　　理解波德莱尔是一个过程（序）

　　李玉民

　　法国知识界的朋友爱把诗歌挂在口头，知道我翻译过不少法国诗歌，谈话中就问我喜爱哪些法国诗人。我列举了缪塞、拉马丁、雨果、魏尔伦、阿波利奈尔、艾吕雅等，没有波德莱尔的大名。不料碰到个叫真儿的，一个叫奥黛特的法国文学教师，她就问我：“你认为谁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雨果了！”她当即反驳：“为什么当然！要知道，法国大学里，现在不怎么讲雨果了。学生写论文，更多地选择波德莱尔。我和好多同事都认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波德莱尔。”

　　在我的印象中，波德莱尔是个颓废诗人，我刚表露出这种意思，法国人马上接口说：“何止颓废诗人，还给他冠以恶魔诗人、尸体诗人、坟墓诗人，这不足为奇。像波德莱尔这样的创新者，无论在诗歌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走得太远，他的《恶之花》刺激了那些守旧派的末神经。他们在报刊杂志上大量发表评论文章，诽谤并诅咒《恶之花》……”显然她对波德莱尔的身世了如指掌，她说1857年6月，《恶之花》刚问世，法国当局就急不可待，立刻组织封杀，甚至启动法律程序，内政部以《恶之花》作者扰乱公共道德的罪名，督促检察厅立案。检察厅便奉命传讯作者和出版者，并当即查封了《恶之花》。说来也巧，提起公诉的帝国检察官皮纳尔，也以同样的罪名，起诉了在同年出版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最后，法庭判处波德莱尔罚款三百法郎，并勒令《诗集》中删除六首所谓的淫诗。这成为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两起公案。

　　摧毁不了的《恶之花》却开得更加旺盛而绚丽，四年后再版，删去了六首禁诗，又增补了三十五首，共计一百二十九首，获得更大的成功。波德莱尔在雨果、福楼拜等有识之士的赞美和声援下，信心更足，他进一步修订诗集，准备出第三版。而且这一时期，他先后出版了艺术论著《1859年美展》、《人造天堂》以及不少散文诗，在文坛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也更加巩固，成为魏尔伦、马拉美等新一代诗人的精神领袖。波德莱尔称之为“《恶之花》的姐妹篇”的《巴黎的忧郁》，从1857年开始创作，进展十分缓慢，花了十年工夫，只写下五十首，未待出版，他于1867年就英年早逝。同样，《恶之花》的第三版修订，也未如愿完成。这两本诗集的定本，都是在诗人去世后，经友人整理出版的。

　　波德莱尔仅以《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两部诗集，就登上时代的高峰，同雨果等大诗人比肩，成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鼻祖，完成了从恶魔诗人到非凡诗人转变的神话。这让我想到另一个神话，大画家梵·高的命运。梵·高学艺极晚，二十六岁起步；包括学艺时间在内，他的全部作品仅仅用了十一年。他生性桀骜不驯，顽固地拒绝向现实低头，自己选定了目标，就不顾所有人反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哪怕落个受诅咒画家的恶名，哪怕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也要坚定地走向心中的憧憬。他的这一性格特点，是他绝对痛苦和绝对成功的根源。终于，他解放了绘画的动作，改变了绘画本身的概念，练就了类似中国画大写意的“书法—绘画”法，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设色，表现出景物所放射的造型力量或光波的流动，并以疯狂的速度画出一处风物难以捕捉的眩晕之态。他在生前最后五年的伟大绘画创作期间，画出了数量惊人的杰作，不是精品，而是极品，为野兽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开了先河，完成了从受诅咒的艺术家到非凡艺术家转变的神话。

　　梵·高是个孤独而狂野的漫步者，而波德莱尔则是个孤独而忧郁的漫步者，一个游荡在大自然中，一个徘徊在巴黎的街巷。殊途同归，两个人的个性都爆发出超常的能量，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奇迹。这样的个性不可复制，因果关系错综复杂，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大小力量全方位起作用的结果。主体在其成长的各个阶段，根本无法预见家庭、社会、思潮、个人经历、地域环境等等因素，能直接或间接产生什么影响，会被相互作用的各种力量拉向何方。因此，不可确定性就成为主体生存的本质。梵·高完全可能成为优秀的牧师（继承父业），杰出的画商（如其伯父）、出色的通俗画家（堪比师友），度过富足而安逸的一生。可见，梵·高自主自为，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他已成的样子。同样，波德莱尔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大诗人，除了安德烈·布勒东所说的，寓于我们每人身上的这种“砸不开的黑色内核”之谜而外，他的身世总有一些事件可作为路标，指引我们追踪他的足迹。

　　夏尔·波德莱尔的父亲，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六旬续弦，娶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孤女卡罗琳·阿尔尚博-德菲斯，隔年得子：夏尔于1821年4月9日生于巴黎。父亲虽出身农家，却受过良好教育，在巴黎大学修过哲学和神学，任神职数年后离职，到一位公爵府上当了家庭教师，沾染些许贵族习气。他热爱绘画，又颇有些收藏，常带着年幼的夏尔到卢森堡公园散步，对着美丽的雕像给儿子讲神话与传说，可以说是艺术的启蒙教育。作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信徒，他似乎无意中也给了儿子思想的启蒙教育。父亲的气质、作风、思想和爱好，在波德莱尔幼年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父亲的形象就成了他“最初的强烈爱好”。如果假以天年，父亲再多活十年八载，那么波德莱尔的成长该是另一番景象。只可惜在他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生活发生了突变。

　　年轻的母亲很快就改嫁，让一个同父亲截然相反的人闯进了波德莱尔的生活，给他的心灵造成了终生难愈的创伤。继父欧比克是个军人，为人古板、生硬，心胸褊狭，企图用资产阶级的秩序和道德，将聪颖的继子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人物，因而同藐视习俗、我行我素的波德莱尔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对立，这在波德莱尔的心灵里第一次激发出反抗的火花。波德莱尔随家迁徙，先后在里昂、巴黎读中学，他的希腊文、拉丁文和法文学科成绩优异，多次获奖。他那敏感而好激动的天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彰显，总好异想天开，甚至有些神秘兮兮，颇为玩世不恭。他这个学生才华出众，但是不守纪律，终因拒不交出同学在课堂上传递的纸条，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

　　波德莱尔虽被学校开除，但他于次年即1839年，还是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在如何走上社会，安排未来的问题，又与继父产生了冲突。继父希望他进入外交界，将来谋个显要的职位；可是，波德莱尔却始终憧憬“自由的生活”，他无法预见未来，但是心中有了目标，就可以确定并规划未来了。他大量涉猎罗马晚期作家的著作。与那种颓废的情调产生共鸣，他还喜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七星社诗人的诗作，激赏那种严谨的声律；在当代他爱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并因结识了作家本人而深感荣幸，深受鼓舞；同时他也叹服浪漫主义诗人雨果、戈蒂耶、拜伦、雪莱作品中那种“美的最新近的、最现代的表现”；他更是频频光顾巴黎美术展览会，不仅唤起他“最初的强烈爱好”，还萌生了写画评的念头。这期间，他加入了众多狂放不羁的文学青年之列。

　　波德莱尔终日出入酒吧、咖啡馆，纵情声色，同一个犹太妓女“斜眼”莎拉交往，浪迹在巴黎这座“病城”的娱乐场所。家庭自然十分不满他这种近乎放荡的生活，在管教不利、规劝无效的情况下，决定让他出游，以图暂时割断他同巴黎的联系，引导他的生活走上正轨。1841年6月9日，波德莱尔登上南方远洋邮船，从波尔多启程，准备前往加尔各答，将逗留一年半时间。然而，他中途在毛里求斯岛下船，在波旁岛浏览一个半月，领略了异域风光和情调，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为他后来的文学活动增添了实感。他仍念念不忘巴黎的生活，很快中断旅行，返回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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