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9年秋天，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的《回忆与思考》一书出版的时候，作者和出版社就等待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反应。作者本人的写作动机包含了许多对历史和政治的评论及思考，而不仅是对20世纪后半叶我国的历史作客观的观察。随着大量各种档案的解密，几乎已经没有人再去企图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及其个性做更为深入的和更为专业的分析。 

　　《回忆与思考》一书的出版受到了读者们热烈地欢迎，甚至许多个星期都在书店门口竖起了大字标牌。 

　　当然，每一件快乐的事都有两面性，很快，出版社开始收到了许多读者写着问题的信和电子邮件。为什么作者略去了那个？为什么作者在那里没有提到X和Y先生？我们和作者一起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很明确地回答读者们的问题。有的问题读者写下来给了我们，也有的记录在磁带里给我们。我们想了很久：怎样才能找到公开和准确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经过与作者多次的接触，得出一个主意，就是出一本《回忆与思考：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等人回忆录（续集）》，书中也包括一些前政府成员（作者的部下）的回忆文章，用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对“什特劳加尔时代”的图像加以补充，而且还能从另外一些视角来加以观察。

 

　　我的“回忆与思考”出版之后，许多读者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工作以及其他个别的部长和各部门的主管的活动感兴趣。我现在试试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邀请了过去的一些同事来协助我。他们是：拉其斯拉夫·格雷工程师，科学副博士（Ladislav Gelle）；弗朗基舍克.朗格工程师，科学副博士，符拉斯奇米尔·埃伦培尔格工程师、科学博士（Vlastimil Ehrenberger）；弗朗基舍克·楚巴副教授、工程师、科学博士及米罗斯拉夫·托曼工程师，科学副博士（Miroslav Toman）。很遗憾的是，彼得·佐洛特卡法学博士、教授（Peter-Colotka）由于再次重病而未能继续他那引人入胜的叙述。这些同事们对政府的工作提供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

　　我对于他们的文字没有做任何改动，我必须承认，我读了他们的文章很满意，首先是我重新回忆起他们——我过去的同事们——高度的专业程度以及他们宽广的眼界和见识。不仅是这些，你们在这本书中他们的文章里，将读到更多的东西。读者们的问题经常是相当尖锐，因此，为了将某些事实搞得更清楚。我必须请弗朗基舍克·耐佛齐尔工程师协助。在此我对他致以谢意！

　　我衷心地感谢所有我有幸和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中共同工作的同事们，可以理解的是，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地举出他们的姓名。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

　　布拉格-上波卢勃内

　　2011年9月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1924年10月19日出生生于南捷克的一个小城市。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Veseli nad luznici）。1943年高中毕业，由于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关闭了捷克所有的大学。他当了工人。战后于1945年6月加入捷克共产党。1949年9月毕业于查理大学法律系。1957年任捷克共产党南捷克地区书记：1959-196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农业部长；1961-196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务部长；1965-1968年任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书记；1968年始任政府副总理；1968年秋天起任捷克中央书记及捷克中央主席团成员；1970年-1988年任捷克政府总理达18年之久。退休离任后现住在布拉格。 

　　 

　　郦明，1931年3月出生于杭州市。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工业大学副教授；第二汽车制造厂设计师、副总机械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系主任、教授；全国机械动力学学会理事长（1982-1993）；国际生产研究基金会副会长（1991-2007）；现任国际生产研究基金会董事兼国际生产研究基金会亚太地区名誉主席、捷克-中国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集100多篇。《人机工程学》、《振动病及其防治》、《汽车结构抗疲劳设计》等专著多部。主编国际大型学术会议论文集两部。曾在毛主席关怀下，主写“机床内部矛盾运动规律”长篇论文（发表于“红旗”杂志1960年9-10期）。

第一章 关于走向新社会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 

第二章 在内务部的年代 

第三章 关于可能和不可能的改革 

第四章 再谈谈古斯塔夫·胡萨克（1969-1989捷共总书记） 

第五章 关于经济互助理事会（RVHP） 

第六章 关于当时很著名的人士 

第七章 为什么我们“不善于运作”国内市场以及谁不想要它? 

第八章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分裂及其相关的因素 

第九章 1989年——政权转给了反对派 

第十章 关于有希望的前途与真正的失败 

第十一章 冶金与重型机械部部长L．格雷的回忆 

第十二章 外贸部第一副部长F．朗格的回忆 

第十三章 燃料及能源部部长V．埃伦培尔格的回忆 

第十四章 农业部部长米罗斯拉夫·托曼的回忆 

第十五章 副教授弗朗基舍克·楚巴的回忆 

译后记

　　《回忆与思考：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等人回忆录（续集）》： 

　　读者问：捷共在存在着其他党派的情况下。如何对待这新的原则呢？苏共没有其他的党。在苏联，只存在一个党：苏联共产党。将这个模式应用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下是不可以的，社会的大多数是无法接受的。在外部强大的压力下，只能采取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的折中。党的领导决定了新的选举制度：民族阵线提出的一张统一的名单，包括各个党派的候选人，选民只有两个可能性，或者是同意这张名单，或者是不同意，将空白的选票投入票箱。民族阵线成立时。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各政党的共同平台，而现在捷共拥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候选入名单的组成，这样就保证了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在国内只存在唯一的一个领导党。然后在1960年，彻底地通过了一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宪法，宪法上写明：捷共拥有领导的权力，也许也有领导方面的义务，这样，捷共可以不必考虑其他政治伙伴而独自做出决定，这样，党的领导地位，从形式上，也在国家的宪法中予以规定了。 

　　读者问：这样.捷共实际上还是一个政党吗？ 

　　很好的问题。没有政治的主权，没有相互的交锋，政党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失去了自己的可信任度。无法令人相信的是，使用自己找来的权力，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进行治国。当然在内部也没有文明和民主，因为本身不需要讨论。不需要对各种意见的推敲。与之相联系的各种体制内的措施，如对人的评价和选拔，再加上离开了走向新社会的民族道路，这一切都是基本原因，结果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末政权的崩溃，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是和这样的独裁相矛盾的，把权力这样地集中在一个党的领导人手里，势必引起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和愈来愈扩大。这样的治国体制自然要离开历史舞台。 

　　读者问：让我们回到1968年。摆在杜布切克为首的党领导人的面前的任务，是党要回到原先的1948年2月政变以前的地位，在1948年2月政变以前.捷共曾经是和其他纲领不同的政党以平等的地位互相来往的。我不打算讲幻想，也不想粉饰什么。1968年那时处于布拉格之春有倾向的纲领之下，那时是在有正常的政治主权的条件下，要去教会党的干部，包括党机关的工作人员，是超人的任务。我在布拉格之春的最亲近的朋友们吓唬我说：“你意识到没有，你想把车开到哪里去？当你给某人以更大的权力，你被认为是值得夸奖的放牛倌，但是如果你对他们，特别是对党机关的工作人员，你想削弱他们至今在决定人事方面的、几乎没有限制的权力，你将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样事情将会很复杂化，特别是在那个波涛汹涌的布拉格之春时期，我们当时想，还是不考虑其他的方案。我们曾经想到，这样的改革和变动会遭到干部的不理解和本能的抵触。人们会很快的预感到工作体制的变化，接着就会要求人事的变动。对这些，我们遗憾的是并没有做好准备。在选举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我们就犯了重大的错误，在这个时候，宣布进一步的重大的人事变动不是很明智，这只会更为加强倾向教条主义的干部的影响，他们一直在警告说，社会主义敌人在夺权。这样争吵总是解决不了问题。重组党和政治体制要求经过仔细考虑的步骤，这需要时间，但是又经受不起长时间的拖延。 

　　读者问：那时候，实际在整个那40年中，曾经起作用的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思潮.它在整个运动中完全不是唯一的。它的警句是：在议会民主的条件下.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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