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_金耀基著_9787519710934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从传统到现代》从历史、社会、文化角度论述中国的现代化变迁。卷一分四篇，中国的传统社会、巨变中的中国、现代与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讨论的是中国从传统中来走向现代文明秩序过程中中国的传统社会与过渡社会的性质以及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卷二收录《再论〈从传统到现代〉》等十篇文章，是作者对中国现代化及其相关的议题与问题的讨论与诠释，如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途径，价值在现代化中之定位等，它们是《从传统到现代》中没有触及或讨论不足者，可说是一种补充。

　　《从传统到现代》增订版序

　　中国1978年的改革与开放,是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社会发展上一次典范的转换。中国因“改革”而走上“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因“开放”而进入全球化的巨流。自1978年起，党内党外的有识之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痛定思痛，突破社会主义的教条框框，展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认清绝对贫穷、绝对落后的中国现实，把经济现代化作为改革的中心，并赋予“发展生产力”以理论的高度与位置。30年来，从“摸着石头过河”跌跌撞撞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生产力在新制度下，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国民生产总值长年达百分之九的成长率，经济规模每八年增加一倍，为世界经济史前所未见。此一时期，有近四亿人摆脱了贫穷，有数以千万计的人进入中产阶层，今天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1978年全年的出口总额。我们知道，产业革命全盛时期，英国号称“世界工厂”，而今这个称号属于中国。就经济总体力而言，中国仅居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的位置。在全球权势地图上，中国百年来从“天朝上国”直滑落到世界“边陲”，而今再从“边陲”回到世界一个中心（全球的多元中心格局）的位置，无怪乎国内外“中国崛起”之声不绝于耳也。

　　观乎中国近十五年来，在生产力革命的高涨中，亦出现了一个静悄悄的消费革命，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急剧展开：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讯息化一一涌现，从人们思想习惯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无不一一在改变中。在一切变迁中，固然也发生了种种大大小小的风险与问题，甚至跌落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陷阱的边沿而难于振拨（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又如环境与生态的危机），但整体的发展轨迹显示了一个“传统性”社会快步转向一个“现代性”社会的形态。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中国过去30年的社会转型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也即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高点。

　　我在台湾地区最早出版的《从传统到现代》，是在1966年，而就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所以，《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也只在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与读者见面。但1978年中国大陆重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轨道之时，《从传统到现代》就陆续在大陆问世了。不过，当时流行的几个版本都没有我的授权，1999年我才正式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匆匆已逾十年，且早已绝市。年前法律出版社的高山先生来港看我，表示希望为《从传统到现代》出一新版。高山先生于2008年曾出版我的少作《中国民本思想史》（1964年台湾地区初版），神交已有一段时日，见面畅谈，诚为快事。高山先生对出版事业那一份严肃、热情与见识，令我欣赏钦佩。我不仅乐于授权他出版《从传统到现代》，并且决定出一个“增订版”。这个增订版，分为二卷，卷一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原样文本，卷二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补篇》。这个《补篇》收入的十篇文字，五篇是取自我的《中国现代化与知识份子》一书。此书多篇文字都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与《从传统到现代》同时或稍晚发表，可视为《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之姊妹作。《补篇》中有二篇（《再论〈从传统到现代〉》及《中国现代化之动向——一些观察与反省》）则是我对70年代一些对《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质疑与批评的回应与自我检视。整体来说，《补篇》是我对中国现代化及其相关议题与问题的讨论与诠释（如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途径、价值在现代化中之定位等），它们是《从传统到现代》中没有触及或讨论不足者，故可说是一种补充。而今这个“增订版”，基本上是《从传统到现代》与《中国现代化与知识份子》二书合而为一，使我对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与看法，有一个较全面与完整的展现。

　　《从传统到现代》第一版于1966年在台湾地区问世，《从传统到现代》的“增订版”于2010年在大陆出版，前后44年，从台湾地区到大陆，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此实书之幸事。诚然，原书论述之对象是台湾地区，但我心中是文化之中国，民族之中国。中国大陆的读者读此书应不会感到陌生与隔阂，特别是今天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三个中国人的社会都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历史中，都处于现代化的不同坐标上，也都正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过程中。读者读此书当能有更多意会或在心中与此书的论点产生对话。所应特意指出者，中国的现代化旨在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性，唯中国现代性之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之富强，中国现代性之建构，讲到底，是在求建立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涵盖的不止是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秩序，也包括伦理的、政治的、学术的与生态的秩序。迄至今日，在不同领域中，有的已有显著成绩，有的尚待完善化，有的则问题重重，有的则仍在起步阶段。显然，建构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是自19世纪末叶以来，历20世纪，中国人未竟之业，它仍是有待中国人在21世纪继续探索、继续努力去完成的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大业。

　　《从传统到现代》“增订版”的出版，正是希望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之历史大业有所助益耳，是为序。

　　金耀基

　　2010年3月3日于香港"

　　1999年简体字版自序

　　书的际遇与命运往往是独立于作者的。《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的际遇与命运就不是我撰写时所能见到的。至少，在33年前此书付梓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在大陆问世，说实在的，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的变化是太大了。

　　1966年我在台湾地区出版《从传统到现代》，而就在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很容易看到我出此书的用心所在与心中愿景，一句话，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个反现代化运动。诚然，当时，台湾地区与大陆完全处于隔绝的状况，我写书时对正在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了无所知，不过，读者可以发现，我心中的中国是文化的中国、民族的中国，以此，台湾地区与大陆在我的书中是不分的，当我讨论到“巨变中的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时，我的论述的对象实际上是台湾地区，我想象中的读者主要是与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

　　在过去33年中，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地区已相当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跃进为一新兴的工业体系，并已初步地踏进现代社会之林了。而大陆于1978年之后，亦积极推动现代化，并取得了骄人成绩，至于香港地区在过去30年中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现代化中。我几乎亲身目睹香港地区由殖民统治下的城市转化为现代化的国际都会，简言之，中国的三个社会（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落在现代化的坐标上，只是有者走得早，有者走得迟，这对于一个以中国现代化为“理性宗教”的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鼓舞。这30多年来，《从传统到现代》使我得到无数知音，但也遭到许多善意与不善意的批评，甚至不少恶毒的咒骂。

　　现在，《从传统到现代》正式要在大陆以简体字版与读者见面了。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向我提出这个出版构思时，我确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本可算是我的“少作”的书在21世纪的前夕再在大陆出版有无意义与价值？我思量的结果是，还是让它与大陆的读者见面吧！这是它的命运。虽然此书出版已久，里面有许多地方，不但写得粗糙，而且颇有滋疑，但是它毕竟是第一本系统地用社会科学知识论述中国现代化的中文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鼓吹”中国现代化的书，到此刻为止，我仍然相信我在原版自序上的话：

　　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未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

　　我应该指出，在台湾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更应承认，我当年“鼓吹”现代化时，的确是过于乐观的，并且对现代化理论是缺少应有的“批判性的反省”的。20世纪70年代以还，西方自法兰克福学派导引而起的“现代批判”（critique of modernity）也移植到台湾地区，因而对台湾地区的现代化和对我的现代化论产生严厉的抨击。不可否认，其间不少是具有严肃反思智慧的（杭之1987年的《一苇集：现代发展的反省断片》是一例），但有许多反现代化论调则多是无根的游谈，对台湾地区现代化的发展了无裨益。在西方，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讨论在80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出现了所谓“现代性论辩”。这是较复杂的课题，我在他处已有所论述。简言之，80年代以还西方有“现代终结”的口号出现。有各色各样批判“现代”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调，但是，在我看来，“现代”是否“终结”的辩论，在西方或有一些经验的意义，而就全球而言，更有意义的显然是“全球的多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的论题。至于对中国来说，在21世纪最大的事业还是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某些批判，或正可以使中国的现代化得以避免一些“现代性”建构中的陷阱或减轻现代化过程中的错失与伤痛。严格地说，中国只有经过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后现代问题”。墨西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71年曾说，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的。他充分了解现代化对墨西哥古老文明可能造成的伤害，但他说：“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我要说，中国一样是“命定地现代化”的。凡是古老的文明如中国、墨西哥要在世界上立足，要在全球化的社会有新的生命、新的贡献，是不能不自觉地有一个“现代转向”的。

　　中国需要现代化，在今日看来，几乎是“自明之理”，但在33年前，当时台湾地区的知识气候（或者应说官方的知识气候），讲现代化虽非禁忌，却是不合时宜的。现在回头看，同时候大陆正爆发“文化大革命”，自然不可能有讲现代化的声音了。对我最大的欣慰是，《从传统到现代》甫问世，台湾地区的知识界就给了它很热切的欢迎与回响，之后一印再印，如果销量是一个指标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它确是台湾地区知识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一本思想性读物。关于此书在台湾地区思想史的定位问题，傅大为先生1990年写《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过渡到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一文作了一些分析。说实在的，对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评论虽然不少，但真正有力地触及此书根本性的意义与问题的则是刘小枫先生1994年2月所发表的《金耀基的“现代化”论及其问题意识》一篇严肃的评论文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刘小枫对此书（及其他我的相关文字）的批评很深刻，如他指出：我所建构的重点不是“现代性”而是“现代化”；又如他指出：我“给‘现代化’注入价值论的判断和个体旨意，从而出现了现代化论中内在的‘实然’与‘应然’，价值中立与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与紧张”，他也委婉地指出我的论述并没有恪守我自己提出的知识学原则。他更敏锐地看到我的问题“主要从文化论争中来的”，从而“出现了知识学类型从社会学向文化学的重点转移”而导致我的“‘现代化’论的问题意识的单向性”。刘小枫对《从传统到现代》的意义则亦有深获我心的论断。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心志趣向，他说：

　　从汉语思想学术百年经历来看，现代化论的学术效力是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了传统人文学的论域（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对有效地抑制文人式的社会问题言述有至今难以估量的学术意义，金先生致力于社会科学在汉语知识界的确立和扩散，抑制文人式的浮泛之论，实际促成了汉语思想学术言路的转向。

　　刘小枫又说：

　　我以为，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的学术言述是汉语现代学的先驱性理论建构。在金先生之前，涉及现代现象的汉语学家和文人的话语不胜枚举，但金先生的学术言述自觉地致力以社会科学之实证知识为工具来建构关于现代现象的理论，即现代化理论，虽逾二十余年，至今仍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在现代汉语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位置。

　　我引了刘小枫先生这两段话，恐不免有“戏台里喝彩”的意味，但坦白地说，《从传统到现代》出版33年，真正使我有瞿然以惊的评论就是刘小枫的这篇评论。读了他的评论，我确有“知我、罪我，其唯小枫”之感。

　　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这是中国人20世纪未竟之事，也是中国人21世纪最根本的大业。我诚恳地希望简体字版《从传统到现代》的新读者能够了解我写此书的心志，并以批判的眼光与此书对话。

　　金耀基

　　1999年10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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