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基础》将刑事强制措施界定为以程序保障为目的的基本权干预手段，不仅把传统意义上涉及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将干预财产权、隐私权、职业利益的强制手段亦纳入研究视野中。全书以刑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基础为核心，从宏观层面探讨了诉讼程序理论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定位，从中观层面探究了刑事强制措施的宪法控制，从微观层面研讨了刑事强制措施的程序保障、证据基础和社会基础，并以上述三个视角全面系统地剖析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立法和执法中的非正当性因素，谋划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改革的蓝图。

　　经过精心筹划，“京师刑事法学博士文库”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所拥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面世。该文库在今日之北师大创办，可谓生逢其时，躬逢其势，恰逢其地。
　　所谓生逢其时，乃指文库诞生于中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进入精耕细作阶段。这是一个需要并且能够产生精深的刑事法学理论专著的时代，文库的内容恰好迎合了这种时代的需要。
　　所谓躬逢其势，乃指文库诞生之时，恰逢中国法律改革和法治现代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方兴未艾，文库有幸见证并参与到这一国家与民族法治振兴的大业之中。
　　所谓恰逢其地，乃指北京师范大学为文库的茁壮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肥沃的土壤。众所周知，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极少数目前即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著名高校之一。她发端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经过百余年的历史积淀，她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优良的人文环境，而且在诸多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达到了世界或者国内一流水平，培养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才。长期办学实践形成的厚重稳健的办学风格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办学理念，为法学这一逻辑严谨、内容深邃、价值超凡的社会科学在北师大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古人云：“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犹如“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

　　杨雄，男，1979年生，湖北随州人。2001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获法学学士学位。2001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诉讼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10月被北京大学批准硕博连读，200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曾于《政法论坛》、《法学论坛》、《中国刑事法杂志》、《暨南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译著《审判的历史*，合著、参编学术著作、教材十余部。曾荣获首届全国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一等奖。

　　第一章刑事强制措施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刑事强制措施的根据
　　“根据”一词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是决定事物存在、发展的内部原因，是事物内部固有的根本矛盾，事物运动的根源”。所谓刑事强制措施的根据，也就是国家为什么拥有强制处分权，能够对一个只有犯罪嫌疑的公民实施刑事强制措施，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基本权益。与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和价值相比，刑事强制措施的根据强调刑事强制措施存在与发动的本因，侧重于其客观基础；而目的论与价值论则更强调主体对刑事强制措施的认知，侧重于其主观评价。一般认为，国家对不遵守社会契约——法律——的有罪之人实施剥夺其生命权、限制或者剥夺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权益的刑罚手段，是为了报应犯罪人或者预防犯罪的再次发生。那么，刑事强制措施的根据与刑罚的根据有何区别呢？某种意义上，刑罚权力和强制措施权有着类似的根基，那就是国家实现统治、维护秩序、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国家拥有强制处分权，是为了通过维护诉讼内的秩序，保障诉讼的安定性而间接实现社会秩序。从被追诉者角度而言，被追诉者自身因为被嫌疑而应承担的忍受义务则是强制措施存在的另外一个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