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2012国际合作社年专辑_王曙光_9787802348677

《农本:2012国际合作社年专辑(第1辑)》主要收录了不断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供给、制定适应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基于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制度比较的探讨、借鉴韩国经验，推进公法社团的综合农协改革试点——韩国农协2012考察报告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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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合作社意义上的“合作”，它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权的摒弃。在高级社中，农民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就已经全部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与此相配套的，是农民不再拥有对农业剩余的支配权。这是新中国迫切希望短期内迅速推进工业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当分散的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不能提供工业化进程快速启动所必需的农业剩余时，领导者期待另一种组织方式可以使这一问题得以彻底解决。而除了工业化，“使劳动农民永远摆脱贫穷和剥削”也是农业合作化力求实现的目标，“雇佣长工、出租土地、放债取利、进行商业剥削”等等行为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被严格禁止。农业的合作化，不仅是新中国领导者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尝试，它甚至同时承载着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国人追求大同世界和国富民强的理想。农民当下的经济收益，不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最为关注的目标，自然也不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能实现的结果。
2.国家主导下“农民合作”的外部效应发
人民公社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经济，因为它显然不是建立在全部农民自愿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生产要素的联合与互助，但是，作为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终结果，它仍然是我们在考察农民合作这一命题时必须给予关注的一部分。“人民公社”将一个重要的目标变为现实，即全体农民的组织化。这是此前的农民合作运动试图实现而终未达到的。
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就开始了以合作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努力，但不论是非官方还是官方的力量，“农民合作”一直收效甚微。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两点与此前的“农民合作”不同：第一，实现了对农民的全覆盖，而不是各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第二，“农民合作”是直接指向生产的，只是农业生产剩余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进行控制和分配。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民合作”为工业化的推进奠定了基层的组织基础，而农民的组织化还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农村公共品的“普惠式”提供。人民公社时期，公积金和公益金是集体提留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部分资金主要是用于“生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以及“作为社会保险和集体福利事业的费用”。它们或是用于公共积累，或是用于公共服务。发挥着提供公共品的作用，如普及教育、合作医疗、建设基础设施、兴修水利等等。政府在农业和农村生活中的作用有限却必不可少，至少在公共品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而在国家财政无力顾及农村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工业化初期，人民公社的集体提留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中国在农村卫生服务提供以及相关社会保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合作”带来的额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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