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_陈忠海_9787517706717

《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从金融的视度重读民国史，揭示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背后所隐藏着的金融秘密。从“袁大头”到法币，从金圆券到人民币，还有看不见硝烟的抗日金融战场，它们或许无法真的颠覆整个历史，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走向，解开在以往视角下无法探究的一个个谜团，并洞察其中的堂奥。

从金融的视角再读民国
民国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也是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与此前的历代封建王朝不同，中华民国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从时间上看这段历史仅仅不过30多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浪花一朵、沧海一粟，但它又掀起了太多的历史波澜，有壮阔、有奇谲，有悲惨、有哀痛，有亡国的耻辱，也有救国的壮烈。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它撞击出的一声声巨响无疑是最沉重、最低昂的。
在民国之前的近代史阶段，中国遭受到西方列强的反复欺凌，国家变得千疮百孔。一部分人虽试图起身挽救这个国家，但都遭到失败的厄运，结果是，中国一步步沉沦，列强套在中国身上的枷锁越来越紧。套在身上的政治、军事枷锁虽更容易让人感知，但在它们背后的经济枷锁更牢固、更彻底。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奴役，输到惨不忍睹，就是因为这种失败已渗透到一个个或宏观或微观的经济细胞中了。
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从体制和机制上打破了既有的藩篱，为解除套在中国身上的重重枷锁带来了希望。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和继任者也深知在经济上打好翻身仗的重要性，所以不约而同殚精竭虑地在经济上推行变革，尤其将金融变革摆在最突出的位置。从孙中山的金融整顿到袁世凯“废两改元”，再到国民党执政后推出“法币”，虽然动机各有不同、措施各有差异，虽然步履蹒跚，但方向大体都是一致的，都试图让中国重新驶入世界金融近代化的轨道，希望以此使危弱的中国经济得到重建，为中国找到一条“解套”之路。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无疑都不希望像晚清政府一样成为列强的傀儡，任由他人掌控操纵，所以它们对经济和金融的革新都充满了期待，但结果却让人失望：“袁大头”虽风光一时，却没能挽救北洋政府的经济，让北洋政府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法币”虽使混乱不堪的币制得到统一，却没能承担起完成中国金融近代化的重任，让国民政府功败垂成；“金圆券”“银元券”粉墨登场时，它们的实施者其实都明白大势已去，都明白这只是国民政府全面崩溃中的无望挣扎。
发生在民国时期的诸多历史事件斑驳陆离，林林总总之中都可以或明或暗地窥见金融的“幕后之手”。金融领域也是重要的战场，在这里充满着同样激烈的交锋，每一次革新都有特定的背景和动机，每一次失败都有值得总结的原因。
更有那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它的战场不仅在陆地和空中，也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经济、金融领域。日本军国主义除了疯狂地攻城掠地、肆意杀戮，还同样疯狂地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展开掠夺和破坏，因为它知道，只有在经济上彻底摧毁对手才能让对手打消反抗的念头。为了这场经济战、金融战，日本军国主义同样无所不用其极，但就像在军事战场一样，它们最终也失败了。
回顾民国这段历史，中国其实也有时代机遇，如果能够抓住就可以重新融合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中，但这些机遇都在匆忙中被错失了。说到底，发展经济、金融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是民国最缺乏的。军阀混战、派系之争、外敌难御，动荡的社会、悲苦的人民、低下的生产水平，使中国这辆随时会散架的“马车”始终行驶在危途与歧路中。
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统治者对自身利益的盘算成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另一大障碍。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晚清政府一样，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经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即使有一些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会因为利益集团的阻挠掣肘而无法得到真正实施，问题越积越多、困难越来越大，到最后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去解剖这些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是多么沉重。
北洋军阀的背后有列强的支持，国民政府的背后有美、英等国为后盾，它们手握雄兵、挟洋自重，却办不好中国的事情，旧的枷锁没有解开，新的枷锁却又套上了。为中国解套的希望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他们几乎白手起家，没有后盾也没有实力，也缺少人才和经验，并处在各种剿杀和围堵中，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找准了方向，从第一家工农银行的成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诞生，红色金融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终于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货币——人民币，它代表着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利益，尽管它的背后没有充足的黄金、白银作储备，尽管它得不到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些国家的支持，但它一经诞生就如风卷残云般扫荡了旧社会，为中国人民建立起新的经济和金融秩序。有人曾预言人民币不会成功，有人偷偷地在看它的笑话，也有人暗中进行阻挠和破坏，但人民币的成功让这些人失望了。
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也没有从天而降的成功，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都值得总结。如同解剖军事战场一样，解剖民国金融战，可以让我们在看到以上那些表象的同时，又洞察其内在的原因。我们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是如何发生的，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人民最终所走的道路，为什么是经历艰难曲折之后的唯一选择。
本书是《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的姊妹篇，讲述了自中华民国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历程，着重于对金融战场的回顾与解析，试图从金融的视角揭示中国之所以经历这段苦难历程的原因。本书不仅总结历史，更可对认识今天的中国提供一些启示。由于作者学识和认识的局限，书中难免存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陈忠海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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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着力筹划北伐事宜的孙中山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去解决财政问题，他曾说：“民国政府以军需孔急，非得巨款，无以解当前之困。”孙中山还对日本友人宫琦滔天说：“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内给我弄到五百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已来南京就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曾回忆：“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绮以专使来，言需铜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
对于经济问题，孙中山原来还是很乐观的。武昌起义前他曾多次阐述民生主义的理想，认为临时共和政府成立后“则财政无忧不继，因有外债可借，不出抵押，但出四厘半利息，已借不胜借”，他还乐观地估计仅土地登记税一项“新政权就可以收人40亿元”，那时中国“已成地球上首富之国”，但现实的情况却如此艰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三天，即与临时政府聘任的实业总长张謇见面商谈发展经济问题。许多年后，张謇的孙子、在新中国担任过江苏省副省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这次谈话的一些情况。这位晚清状元出身的近代著名实业家在当天的日记中对孙中山作了4个字的评价：“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边界，“崖畔”意为危局。以往有人认为张謇的这几个字是想说孙中山不知道所处的境况，所作所为脱离实际，换句今天的话就是“不靠谱”。但显然这样的理解不是张謇的本意，身处危境而不知非善于审时度势者所为，更不是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所为，张謇说的“不知崖畔”当意为“不畏崖畔”，这是孙中山革命意志和决心的一贯体现。
张謇创办过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建设了中国首个近代化的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在纺织、航运等方面创办了20多个企业，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张謇被推举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同时兼任两淮盐总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请张謇担任实业总长，想发挥他在经济方面的专长，解决南京临时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困难。据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张謇对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进行了测算，他估计：“中央行政并外交费用，至少须每年两千万两。如是估计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二千万两。”又据张謇《对于南京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他认为当时临时政府所有财政收入全部核计，每年也至多4000万两，意味着每年将短缺“八千万两之款”。
南京临时政府既已无力维持自身运转，对各省的情况也爱莫能助，各省只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自救”。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因无力支付下属军饷，只好滥发纸币，没有白银储备作担保，只能用从“俘获的抢劫者手中收回的丝绸和皮毛”作担保，同时接受“自愿捐款”；湖南军政府因收入来源有限，把水口矿的锌矿石按每吨18.5两的低价卖给外国洋行以筹措现款，该省还宣布自行发行500万元的公债，年息6厘，10年还清，试图以此筹款；广东军政府财政枯竭，靠“募款”度日；上海军政府的主要筹款方式是发行公债和“募捐”。而以上所谓募款、募捐都是文明的说明，其实就是硬性摊派。
相比而言湖北的情况稍好，黎元洪以临时政府副总统的身份主持湖北军政府，但黎元洪不仅不替孙中山分忧，还向临时政府发来电报称“鄂省财政，万分窘迫”，“若不急为设法，万难支持”，并向临时政府上报了“困难情形及收支数目”，请中央政府给予解决。不过，从1912年1月5日《申报》刊登的一条消息里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情况，该消息说黎元洪对外宣称“湖北财政甚为充足，贮藏铜块、银块能敷数月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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