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是人类文化中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管他们住在高原、山地、平原、海滨还是森林、草原，不管他们选择何种生活、生产方式，也不管他们的历史有几百年或几千年，他们都会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的独有的歌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音乐家就直接参与对民歌的词曲和歌唱背景作全面的记录整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民歌的收集整理有了很大成绩，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就包括31卷，近4万首作品。本书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精选28个省区、56个民族的305首民歌，其中包括了《黄河船夫曲》、《孟姜女哭长城》、《小白菜》、《茉莉花》、《走西口》、《康定情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摇篮曲》等脍炙人口的民歌。每一首民歌后面都有与这些作品相关的介绍、分析性文字，对民歌爱好者和研究者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资源，民歌在普通民众音乐生活中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对中国各类音乐的滋润及广泛的影响，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本书精选民歌三百余首，是民歌爱好者收藏、欣赏的选择之作。
多维的新新人类
当城市新人类以他们反复跳动的职业观念、追逐流行的审美态度和占有品牌的社会意识使“婴儿潮”一代进退两难的时候，新新人类带着比他们更为独特同时也更为夺目的标签走上了社会舞台的前沿，虽说，对生活一贯不敏感的人们或许这一次依然会麻木不仁。
新新人类呈现的是一个多维的向度。
“国际主义”或者叫作“世界主义”是他们身上的第一个标签。
从“哈根达斯”到“汉堡包”，从“飘马”到“ELLE”，从“贝克汉姆”到“罗伯特?巴乔”，新新人类愿意比他们的兄长新人类体现出更广阔的世界视域、更多样的国际知识。由于他们成长的背景与新人类有所不同，新新人类更鲜明地模糊着本土与域外的界限，更强烈地无所谓任何民族化的东西，更热狂地将双眼紧紧盯住国际上的每一种流行趋势和每一个流行潮头。在跟上这种趋势和跃上这个潮头的时候，陶醉于国际主义的想象中．某种意义上说，新新人类实现厂“杰尼亚”品牌对它的主打客层的希望：穿“杰尼亚”服装的男女，应该足一个放弃本士文化观念的人，他在“杰尼亚”这个品牌中，完成国际主义者的形象塑造。
不断地追求运动感，并在这种运动感中体味生命的细微差异实现生命的意义，这是新新人类身上的第二个标签，或者说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特点。
从“香山瘦身”到“青年会健身房”，从“通通迪斯科”到“卡丁车大奖赛’，新新人类比起新人类更富于动感。如果说他们的兄长最主要的身体姿态是“坐着倾听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惠特尼?休斯顿、邦?乔维、迈克?杰克逊”的话，那么，他们的身心语言则更多地讲述着有关城市运动的故事．我们发现他们是如此乐此不疲地求解着各种城市运动程式，忽儿渴望自己成为一个三围标准的业余模特儿，忽儿希冀自己成为一个腾挪自如的准芭蕾舞演员，在这些角色的不断置换中，他们有意无意地拒绝内心的停顿，拒绝使自己在这样的停顿中获得悠长的思考。他们要求的只是让自己跃人城市的能量场，在能量漩涡的高速转动中虚空、掏干直至瘫痪，也只有处于这样的生命境地中，他们方认为生命得到了它存在的意义。
而纸一样的平面性，则是打在新新人类身上的又一个印记。
已经有人用“无厘头文化”来概括城市新人类，新新人类则以“超级的无厘头文化”来对自己进行新的概括。仅以流行音乐为例，如果说新人类还能够咀嚼谭咏麟《水中花》的凄婉意境、崔健《一无所有》的愤怒心声，那么，新新人类则弃绝流行音乐中任何可能的深度、可能的意义和可能的想法，他们津津有味地感受着那个由商业社会一手炮制而出的范小萱的没有深度（当然，这个深度是以“婴儿潮”一代的标准）的节奏，要不，便和那个同样没有任何深度可言的张惠妹打成一片．顺便说上一句，假如你有兴趣去听听张惠妹《牵手》的话，你会对新新人类的“超级无厘头文化”感受颇深， 你亦会知道什么叫作纸一样的平面性。
描述多维的新新人类可以有多种角度，但我想，这些描述只要不是出自新新人类之手，它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代的偏见”从而导致叙述的偏见。因此，期待一种“原叙述”就十分必要，它是对我们尚不太清楚的新新人类的另一种逼近，也是对这个让“婴儿潮”一代始终瞠目结舌的人群的另一次解读。
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白领”
在这之前——我指的是1997年以前——“白领”这个在今天已被许多人反复聒噪并反复引起歧义的人群还只能处于社会大厅的一侧，还只能扮演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角色，尽管作为一个最富于生气的新人群，她不但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里，而且也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她周边区域的人们。
细细推敲一下“白领”的这种非主流状态，我想是颇有意味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和人们出于历史、现实双重需要产生的对这个新人群的压抑。
首先，在旧文化模式中浸淫甚深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个新人群的出现。对他们来说，这个人群给他们的感觉只是一些在洋人的豪华写字楼里颠前跑后的家伙。由于这个人群始终渴望以准洋人的面貌出现——装腔作势地学习洋人的作派，自命不凡地看待自己的同胞——这不仅使人们嫉妒地联想起当年在外滩一带狐假虎威的“泎买办”，还使得他们以相当轻蔑的心情将这个人群描述成“伪白领”和“假白领”。“他们算什么白领？在中国，会有西方意义的白领吗？”
其次，对传统的社会架构而言，“白领”这个人群成了一种有力的颠覆，一种不安的挑衅。因为就在不久前，我们社会中的人群在总体上还被划分为“工人阶级”、“知识阶层”等等不同的群体，在这样的划分中，社会的结构获得了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它的所指对象。然而“白领”的出现将这样的划分作了彻底的改变，它瓦解了原先稳定的社会结构，它也使原先的社会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部分所指对象，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
再其次，旧日的社会文化也由于“白领”的产生而无法保持它的固定面貌。人们不是熟悉着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吗？他们不也熟悉着一度曾是“洪水猛兽”的西方文化吗？他们还熟悉着唯我独尊的精英文化，激越、强悍的叛逆文化以及缠绵、柔婉的流行文化，而今，在这块文化拼图板上出现了鲜为人知的“白领文化”，它不仅分裂了既成的文化图景，它还带来了令旧日文化深感不伦不类的有关“品位”、“情调”、“欧陆风情”等等的学说，使旧曰文化为之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压抑于是就变得十分自然和必要，在其时的社会背景中，“白领”这个新人群只能以十分可疑的面目侧身于社会主流位置的一边，虽说在非主流圈子中她相当活跃，在民间社会中她引领着时代的风尚和时髦，但在主流的媒介上你看不见有关这个人群的点滴报道，而在社会的发言台上你也不会听见有关这个人群的任何声音。
这一切将结束于何时？我们不能贸然断定，否则我们不是过于自信便是过于狂妄。但有一个年份对这一切来说是相当重要的：1997。种种的细节都表明，正是在这个年份，曾被社会架构，社会文化和社会主要人群所不屑的“白领”登堂人室，开始由边缘而走向主流。
具体而言，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社会和人们冷落的一些精品杂志（它从一开始就期待着“广]领”这个新人群的肖睐），如《时尚》、《ELLE》和《HOW（好）》等等，在97年纷纷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代，统计数字真实地表明，在昔日一本也卖不出去的地方。而今它可以十本十本地出售。
在曾经被禁止出现“白领”这个字眼的大众媒体上。而今我们不但读到了对她的具体阐释。我们还发现了将这个人群作为自己主力客层的谋略，譬如，上海最富于生气、最具有激情的青年报人就表达了这样的鲜明倾向。此外，在新创刊的《大都市》和新改版的《上海文化》等等精品杂志里，我们亦可以感受到我们城市部分文化人对这个新人群的特殊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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