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阐述了税收到底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已知和未知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评价税制的基本思想，并为人们评价当前的所得税制，要求取消它或要求对其进行改革的各种政策建议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我们尝试着用一种以文字叙述的、百技术性的方式为读者呈现这些信息，并努力避免由于过度简化而误导读者。对于到底应该如何改革美国的税制，我们并没有以自己的偏好给出任何结论性建议。因为我们的偏好不仅要求应用我们基于税收经济学的学术判断，而且还涉及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过，本书确实为读者们对于到底应该如何对自己征税这一问题做出合理判断提供了充分的信息。
乔尔·斯莱姆罗德（JoelSlemrod），是密歇根大学的保罗·麦克科拉肯（PaulW.McCracken）商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并且是税收政策研究办公室的主任。
乔恩·巴基哲（JonBakija）是位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的威廉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1 导言
1.1 对当前税制的各种抱怨
1.2 另一种课税途径
1.3 反对根本性税制变革的理由
1.4 当前税制已然出现的变
1.5 客观分析的必要性
1.6 本公众指南的主要内容
2 美国税制总览
2.1 美国各级政府取得资金的方式
2.2 国际比较
2.3 历史视角下的美国税制
2.4 个人所得税
2.5 美国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特征
2.6 社会保障工薪税
2.7 遗产与赠与税
2.8 结论
3 公平
3.1 纵向公平和税收累进
3.2 横向公平：条件相同者的公平待遇
3.3 过渡性公平
3.4 结论
4 税收与经济繁荣
4.1 税制和经济周期
4.2 税收如何影响经济的长期繁荣：有据证实的第一次减税
4.3 税制如何影响经济繁荣：具体分析
4.4 结论
5 简单性和可执{亏性
5.1 我们的税收制度到底有多复杂？
5.2 是什么让税制变得繁杂？
5.3 避税的条件：交易的复杂性
5.4 结论
6 根本性税制改革的要素分析
6.1 单一税率
6.2 一个消费税基
6.3 一个清洁税基
6.4 结论
7 替代税种有哪些？
7.1 消费税计划如何运行？
7.2 什么样的税率？
7.3 消费税计划的简单性和可执行性
7.4 消费税替代的分配影响
7.5 消费税计划的经济影响
7.6 结论
8 从这里开始
8.1 综合：废除企业所得税的双重征税
8.2 公司福利和公司避税
8.3 通货膨胀指数
8.4 资本收益
8.5 所得税储蓄刺激
8.6 遗产税
8.7 简化所得税制
8.8 技术的进步和免纳税申报制度
8.9 总统联邦税制改革咨询小组
8.10一种综合的方法：增值税和所得税相结合
8.11结论
9 份对选民关于税收政策争论的指南
9.1 税收减免VS税收改革
9.2 税制不是万能的
9.3 公平性——模棱两可又至关重要的概念
9.4 对经济复苏方案的怀疑
9.5 税收制度能够被优化
9.6 2010年：一个充满"魔力"的年份
参考文献
4.3.9高收人人群如何应对减税政策？
行为反应的层次结构为评估历史税制变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50％下调到28％，应报告纳税的美国富裕阶层的人数增加得惊人。1984年至1990年，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国民收入中，最富裕阶层所占比例由1％上升到68％，占调整后的收入总额的比例增加了1／3以上，从9.9％增至13.4％。同一模式下的相同纳税人的相关数据表明：1986年税制改革给予最高边际税率的巨大税率优惠使得应报告的纳税收入大量增加。
但是，20世纪80年代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的政策是否使得富裕阶层应报告纳税收入实际增加？或者只是时机巧合？毕竟，自1970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稳步提高，而且很多解释已说明这一趋势与税制变化无关。例如，在很多领域，对高科技技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科技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能力也随着电信技术的提高而提高。在此期间，即使没有1986年的税制变化，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无疑也会增加。但是《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的确助长了这一增幅的产生。
仔细分析高收入阶层对税制变化的行为反应会发现工作时间在税制变化前后并没有改变。收入增加主要是由企业组织形式由C类转变为小型或中小型企业引起的，因为C类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S类企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种转变并没有创造新的收入或使税收收入总额增加，尽管个人的报告收入上升，但c类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却下降了。另一解释是，1986年的税制改革大幅减少了企业使用合资伙伴关系作为避税平台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在1987年以后，高收入纳税人纳税申报所表现的税项亏损停止，表象上这一阶层的收入似乎上涨了，但任何有关的收入增加只是反映了反避税规定的作用。总之，在1986年以后，并非所有的高收入阶层的收人增加都是由于削减税率引起的。
1990年，特别是1993年，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的影响成为了争论的关键议题。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时说：从1993年开始，增加对富人征税，联邦最高边际税率从31％上升到39.6％。这一政策的支持者认为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在于高收入纳税人必须支付必要的“公平份额”以提高其税收负担。而反对者则警告说：收入预测被夸大了，因为他们忽略了高收入纳税人的应对策略。
哈佛大学的丹尼尔·芬伯格和马丁·费尔德斯坦查看1992年和1993年报税表资料后发现：相比以前的增长趋势和其他纳税人的收入增长趋势，在1993年税收收入增加的情况下，高收人家庭报告的应税收入下跌了7.8％。如果该结论是正确的，则财政局只获得了提高税率后应征收收入的一半。芬伯格和费尔德斯坦认为，这么大的影响表示提高税率对经济行为扭曲的效率成本远高于用其他替代方式来增加税收，说明对富人的高税收不是一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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