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一带一路：角色与前景_李玮_9787519501686

本书是作者在陕西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工作期间承担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2016-2017专项课题《以色列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与前景研究》的主要科研成果。适逢中以建交25周年，本书是学术界第一本具体关于以色列和“一带一路”倡议研究的专门著作。本书分为五章，紧扣中以关系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以色列角色建构两个要素，综合梳理并系统论述了中以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教育、地区局势、科技创新和农业优势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章
　　政治经济篇中国和以色列分属亚洲大陆的东西端，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拥有历史悠久的文明，长期以来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和往来，中国也是从来没有反犹排犹历史的国家。犹太民族饱受2000年流散之苦，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多次遭遇列强的欺压掠夺，双方对彼此的遭遇感同身受。即使在积贫积弱之际，于“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中国依然保持了和平善良的民族秉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纳了超过5万名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犹太人也一直为此深深感激。第一节坎坷前行的建交之路〖1〗（一）友好无碍的接触以色列于1948年宣布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但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1948年5月27日，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就刊登了以色列建国的消息：“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2000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冀中导报》，1948年5月27日。这事实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以色列国家的承认。当时的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传统和现实的利益诉求，而以色列建国凭借的联合国第224号决议是苏联所赞成的，初建国的以色列政权也有着很多社会主义的特征，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抱有好感，认为巴勒斯坦战争是英国人指使阿拉伯国家政府发动的反犹战争，以色列值得同情和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后，以色列是第7个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其他6个国家是缅甸、印度、锡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英国和挪威），也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以色列于1950年1月9日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并断绝了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外长摩西·夏里特致电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我很荣幸通知阁下，以色列政府决定承认贵国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周恩来回电表示“欢迎和感谢”。《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使用的标题是“以色列、阿富汗、芬兰决与我国建外交关系，周外长分别复电表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1950）》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以色列之所以选择这么快承认新中国，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以色列学者认为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以色列政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意识到中华民国的虚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必定是中国大陆事实上的合法政府。第二，滞留在中国的犹太人的命运以及已离开的犹太移民的房地产如何立约交还给以色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第三，以色列考虑到自己领土上还有一些巴勒斯坦居住区，承认中国分裂就等于承认加利利和内盖夫的巴勒斯坦居民区可以脱离以色列并入约旦或者并入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的缔造者们不希望开此先例而授人以柄。第四，在40年代，以色列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犹太国家，因此许多犹太人认为与中国发展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高斯坦著，肖宪译：《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很显然，以色列承认新中国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考量国家利益后的理性决策。新建立的以色列作为“阿拉伯海洋”包围中的“犹太民族孤岛”，面临着极其恶劣的国家安全环境和存亡危险，维护国家生存是其当时最迫切的诉求，而单凭以色列一国之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大国的支持是其对外战略中的核心。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以色列国家建立的合法性，在巴勒斯坦战争中声称要将以色列“赶到大海里”，以色列不仅需要其他国家的承认，更需要大量的移民和资金来建设和保卫国家，从长远来讲，以色列的生存也必然要依靠域外大国的强力支持。以色列建国初始，承认它的亚洲国家只有6个。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认识到新中国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大国，和新中国建交是符合以色列长远利益的，而且以色列和中国之间也没有矛盾阻碍双方的走近。中国方面当时也在寻求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承认，但阿拉伯国家普遍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受西方的反共宣传影响敌视社会主义中国，并不承认新中国，阿拉伯联盟甚至通过了特别决议，要求其成员国不得承认新中国，因此中国也不会因为考虑阿以之间的敌对关系而将以色列拒之门外。根据《共同纲领》，当时中国的外交原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以色列并没有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而是承认了新中国并断绝了和台湾当局的关系，双方之间的建交并不存在直接障碍。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是美苏共同支持的结果，1947年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的投票中，美苏都投了赞成票并说服和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美国出面通过了停火决议，苏联向以色列提供和迁移了大量军火和犹太移民，因此自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后近两年中，以色列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这样的路线，向世界各国敞开大门，摆脱外交上的孤立。Jonathan Goldstein，China and Israel：1948-1998，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9，p84以色列希望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一方面是美苏双方的矛盾冲突在亚洲还没有进入强对抗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苏联及其影响下的东欧国家的大量犹太人。当时，全世界的犹太人中，有1/5居住在以色列，1/3居住在美国，剩余的大多数生活在苏东。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以色列认为自己对世界上所有犹太人负有责任和义务，也希望得到各种意识形态犹太人的帮助，为了争取大量的犹太移民和资金来建设以色列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同时获得美苏的支持帮助以对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保持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是当时以色列最好的选择。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195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06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以同盟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以色列并不完全追随美国的脚步，中国也在阿以冲突中保持了中立，双方的建交问题并没有实质性障碍。（二）东亚安全形势变化的影响1950年6月，中以双方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和以色列驻苏大使馆商谈双方建交的事宜，然而随着6月25日以后东亚安全局势的急剧变化，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东亚局势顿时模糊不清，以色列也因之放缓了和中国建交的事宜。因为通过和美国、苏联的接触，以色列逐渐认识到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才是实现以色列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EZev Sufott，“Israels China Policy 1950-92”，Israel Affairs，2000，p946月底，以色列外交部通知以驻苏代表：“政府原则上已决定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远东局势明朗之前，暂不要在此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何时采取下一步行动请等外交部指示。”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10月，随着军事行动的展开，中美之间明显敌对，以色列对和中国建交的态度也随之变化。东亚安全态势的恶化迫使以色列不得不考虑在美苏之间选边站的问题，最终美国成了以色列倾向的对象，以色列内阁中有人提出在政治和外交上支持韩国，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甚至提出要派遣军队加入美国一方，因遭到其他成员的反对而作罢。1951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责中国是“侵略者”，在此决议中以色列投了赞成票。Jonathan Goldstein，China and Israel：1948-1998，Praeger Publishers，Westport，1999，p89最后以色列派出医疗队加入了联合国的行动，这也标志着以色列在美苏两大阵营中从中立走向美国阵营。本·古里安后来承认以色列的这些做法“仅仅是出于美国的因素”。以色列外长夏里特和驻联合国大使阿巴·埃班后来也都承认，在这一决策中“美国因素”是不可忽视和不可抗拒的。Michael Brecher，Decisions in Israels Foreign Polic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22尽管以色列建国之初有很多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农业联合生产模式的基布兹农场，但它在政治体制上始终是西方模式的国家，其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分也是依赖欧美市场的进出口贸易，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可以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使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无法分离的。由于以色列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可以说它是一个强大和脆弱兼具的国家，以色列对外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这其中，其他国家犹太人和大国的物质支持极其重要，而美国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美国的外交配合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以色列前外交部长阿巴·埃班曾说：“在决定生命攸关的问题上，以色列几乎都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在分治决议通过前，杜鲁门总统示意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支持联合国把内格夫沙漠划入犹太国的议案，这对以色列领土意义重大。徐焕忱：《以色列百年风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以色列建国之前，美国进出口银行向以色列临时政府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同上书，第217页。在以色列建国后16分钟，美国政府随即宣布“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1页。并向以色列紧急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在之后的巴勒斯坦战争中，美国在以色列危急之际出面主持通过了第一次停火决议，并通过联合国决议迫使英国不得向阿拉伯国家提供军火，为以色列扭转战争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战后的以色列国家建设中，美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贷款和援助。1951年秋，美国通过进出口银行向以色列发放了3500万美元的贷款，美国政府还向以色列拨来了2000万美元的食品。同年，以色列被列入美国草拟的“享受技术援助国名单”，美国财政部按国会决定，报请总统核准后，向以色列提供6495万美元的无偿赠款。徐焕忱：《以色列百年风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在美国国内犹太人影响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见一斑。正如本·古里安所说：“美国已处于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在那里有最大、最有影响的犹太人聚居中心。”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毫不夸张地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维续，都仰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相比美国，中国对以色列的价值和意义就不足为虑了。正如以色列首任驻华大使泽夫·苏赋特（EZev Sufott）所言，中国从来没有在以色列的对外政策议程中占有优先的地位；相反，以色列对中国的政策一直受到别的地区优先政策和利益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受其支配的。EZev Sufott，Israels China Policy 1950-92，Israel affairs，2000，p94以色列政府整体环境是亲美的，而中国既不能提供大量的移民和资金来建设以色列，也不能保护以色列的国家生存和领土安全，因为中美的敌对关系，很多人反对和中国建交以免损害美以关系，时任以色列驻美大使兼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就是典型代表。（三）接触中的反复尝试因为中美间明显的敌对姿态，以色列担心与中国建交会影响美以关系，虽然中以双方通过驻缅甸大使进行接触，但是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中以之间的建交问题开始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1953年12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新任驻缅大使大卫·哈科恩(David Hacohen)取得联系，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这种对话日趋频繁，并逐渐沿着现实性与建设性的路线发展。\[美\]高斯坦著，肖宪译：《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访问了缅甸，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大使大卫·哈科恩，并邀请他访华。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我国同阿富汗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然而以色列的态度却时有反复，中方向以色列发出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以讨论建交事宜的邀请后，1955年1月27日，以色列代表团在驻缅甸大使大卫·哈科恩率领下访华，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丹尼尔·列文随团访华。同时美国向以色列施压，反对以色列和中国接触。以色列政府对以色列访华代表团的指示是：在关于双边贸易之外的任何问题上要保持谨慎。EZev Sufott，A China Diary：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Frank Cass Publish，London，1997，pⅦ该代表团回去后建议以色列政府与中国建交，以色列政府由于担心中以建交会影响到它与美国的关系而作罢。因为此时以色列正寻求美国的支持，1955年2月本·古里安回到内阁，支持以色列与美国订立防务条约。4月，夏里特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接触，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领土完整，并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以\]米迦乐·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杨兆文等译：《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可以说，在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方面一直试图和以色列解决建交问题，但以方却犹豫不决，被政府内亲美势力和美国的态度绊住了手脚，最终错失了良机。中方的努力没有得到结果，之后万隆会议的召开使得中以之间的建交之路彻底走向了搁置的方向。万隆会议拒绝了以色列的参加请求，中以之间没有直接对话，相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会议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化解了矛盾，中国开始支持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会议期间，周恩来广泛接触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并对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支持，支持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支持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日程化。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50年外交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新华日报》，1955年4月。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万隆会议了解到阿拉伯国家抵制与以色列关系的要求。EZev Sufott，A China Diary：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pⅨ和那么多阿拉伯国家相比，以色列的分量明显不足，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化解了矛盾和误解以后，中国和以色列的建交就不得不考虑阿拉伯国家的因素了。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万隆会议增进了中阿之间的了解，成为开启中阿关系之门的钥匙。”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万隆会议之后，1956年中国先后同埃及、叙利亚、也门建交。1956—1965年，中国同十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杨福昌：《发扬传统友谊再创辉煌未来》，《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第9页。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如火如荼，和以色列自然就冷了下来，即使以色列决心和中国建立关系，但中国却需要重新斟酌了。1955年4月29日，丹尼尔·列文两次致电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以色列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此时中国已开始调整对中东的政策，周恩来总理就中以关系指示道：“同以色列缓建交，但可保持贸易关系。”5月21日中国外交部电示驻缅甸使馆：“我虽准备同以色列建交，但目前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展关系，时机上应稍缓。”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6页。这显然是友好的不明确表态，事实上考虑到阿以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要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从国家利益出发，当然要着眼于“阿拉伯国家这一大片”，既然向阿拉伯国家倾斜，那别说和以色列建交了，在阿以之间保持中立都不再现实，最终中国选择了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万隆会议之后，中国虽然和阿拉伯国家和解，但并没有因之反对以色列，毕竟中国和以色列不存在敌对矛盾，但苏伊士运河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态度。中国一直鼓励广大亚非拉地区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支持他们维护和争取自身国家利益的行为，1956年7月，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中国政府声明“完全支持埃及政府这一维护自己主权和独立的正义行动”。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但英国并不甘心失去对苏伊士运河这条国际战略航道的控制，意图继续维持自己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于是英国暗中联合法国和以色列，打算由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攻击，英法借调停埃以战争的理由重新实现对苏伊士运河的军事控制。10月29日和30日，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发动了对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埃及，强烈反对英、法、以三国的行动。同时中国政府向埃及政府无偿捐赠2000万瑞士法郎，把以色列看作“帝国主义的工具”。同上书，第469页。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选择不仅继续恶化了自己在阿拉伯国家眼里的形象，也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以色列的看法，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和霸权行为，至此中国开始了亲阿反以的“一边倒”政策。此后，中国禁止同以色列的所有官方接触，包括贸易、通讯等。\[美\]高斯坦著，肖宪译：《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冰冻期”。·0··0·长期以来，我们思考中国和以色列这两个远隔万里没有双边冲突的国家为何没有成功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1949—1956年这段时间，中以建交的谈判工作在各种因素和事件的影响下没有结出果实，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建交的失败？我们可以从国际环境和国家战略这两个层面来考虑。战后的美苏冷战深刻地冲击着国际政治的进程，也强有力地塑造了诸多国家的关系与行为，这种冷战的竞争与敌对态势从1947年以来不断强化，在这样强对抗的两极体系中，大国和小国都没有选择中立的资本，只能从属于或间接从属于某一阵营。所以中国在反美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以色列从中立向西方阵营不断倾斜，双方的阵营沟壑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建交的机会。从国家层次来看，以色列国小人少，面对仇视自己的广大阿拉伯国家，只能依靠域外大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也需要一个中东地区的坚定盟友，以色列就是最好的选择。随着苏联逐渐倾向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也确定下来，而遥远的中国能带给以色列的价值远远不足与美国相比，由于中美在朝鲜战争之后的敌对关系，以色列也就绝不会冒着触怒美国的风险去和中国建交。新中国也是一个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而且此时也没有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亟待苏联的援助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承认，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新中国一贯的态度，中以关系的份量和中国的外交原则完全不能等同，中国自然不会因为以色列改变反美的政策，万隆会议之后中阿友好关系的确立更是断绝了中以建交的大门。（四）冰冻的20年从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的20多年里，中以之间的官方关系始终断绝，即使以色列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联系，但双方国家间的关系是冷淡疏离的，由于冷战国际格局的影响，中以双方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敌视关系。毫无疑问，中以、中阿之间的关系是服从于中国针对第三世界整体外交的大局的。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双方互相指责，中国将苏联视作“苏联修正主义”，毛主席提出要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用两个拳头同时反对“美帝”和“苏修”。在这样的大战略下，整个60年代，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而在中东地区，中国继续保持同有关中东国家的关系，支持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支持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的民族主义力量，保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并依靠它们来开展反苏和反美的斗争……

你还可能感兴趣

以色列与一带一路：角色与前景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