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研究_张守广_9787229117863

　　内容简介

　　本书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前两党的分歧、冲突的历史、现实背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磨合与摩擦，抗战中期两党的分歧、冲突与谈判，抗战后期的两党格局及两党谈判，；战后两党合作建国的努力及失败五个方面进行了分别论述，全面详尽地研究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国共两党关系，并进一步指出了在新时期，国共两党展开新合作的重要意义。

　　总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一、研究对象和特色

　　书是周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子课题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作者是这个子课题的承担者。《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的申报书有一个副标题——“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抗战大后方为中心”。作为项目子课题的成果，本书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的研究、阐述和立论中，遵循课题的总体设计和要求，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抗战大后方为中心展开。就是说，本书的研究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分歧、冲突、谈判为对象，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抗战大后方为中心，展开研究、叙述和立论。

　　从1937年9月起，到1947年3月止，国共第二次合作前后持续十年，如果考虑到酝酿时期，时间则更长。同时，武汉、重庆和南京作为战时和战后政治中心所在地，自然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共中央先后向这几处地方派出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明等为主的代表团。其中，以周恩来、董必武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时间最久，发挥作用最为突出。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中最核心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为中国国民党和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所广泛认可。王明尽管身份特殊，但其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时间主要限于武汉时期。董必武、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分别以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执行中共中央所确定的，与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联络、交涉、谈判事宜以及团结和争取大后方中间力量的工作。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派驻中国国民党区域和国民政府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秘密领导机构，通过驻重庆以大后方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处理与军务相关的交涉事务和日常事务；通过《新华日报》及其他途径，向大后方社会及时传达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表达中共中央对时势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国民参政会中中共参政员所组成的党团，以合法途径阐发和传播来自延安的主张，对大后方的政治和社会，尤其是对中间党派产生政治影响。中共党史充分肯定南方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胡乔木曾指出：“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曾经担任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秦孝仪也在有关资料中说：“抗战期间中共的统战活动，发号施令，固出自延安。活动重点，则为战时首都之重庆，次为昆明与桂林，而周恩来、董必武则为重要的执行人，用尽心机，从事翻云覆雨的活动与阴谋。”

　　如果我们从秦孝仪的话中剔除其党派成见及其在措辞上春秋笔法刻意的褒贬，则这段话折射出的史实内容，恰恰说明了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南方局的重要作用与历史地位。

　　事实上，周恩来不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而且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制订、实施并完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策略、方针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之一，并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

　　周恩来早在1922年3月所作的哀悼觉悟社成员黄爱的诗《生离死别》中，就写下了“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诗句。该诗1923年4月被写进《伍的誓词》的信中并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我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高超的统战艺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巩固和艰难维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针对张学良及东北军、杨虎城及西北军的西北统战开始，到作为“西安的谋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到中共中央密使前往南京、上海及庐山，与中国国民党最高当局协商抗日事宜，其间披荆斩棘，忍辱含辛、艰难备尝，却一路凯歌，为中国共产党成功走上全国性、全局性的政治舞台，与各方面的政治力量直接对话，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政治地位，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要领导之一的政治身份，依托八路军办事处，到武汉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武汉这个当时全国政治中心的公开亮相，尽管存在种种的不足甚至瑕疵，但毕竟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办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如商定了新四军的成军办法并创办了党刊《群众》杂志和党报《新华日报》，以第三厅名义团结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精英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抗日宣传文化活动，高扬起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大旗。长江局的主要成员在武汉即将沦陷之际，先后撤退到重庆。紧接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于1939年1月在重庆悄然成立，其成员基本上仍是长江局的原班人马。到1946年5月迁移南京为止，南方局在组织上、职能上尽管有所变动，但在组织上、工作上大致上是连续的，前后共存在7年多。这7年多时间，与中国全面抗战的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及战后复员阶段大体吻合。其间，国共两党关系的格局、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中国共产党由困蹙西北不毛之地的力量、影响均甚为有限的小党，发展为拥有120万党员而且纪律严明的大型政党，开辟并领导着19块大大小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正规军人数发展到100多万，民兵200万，力量空前壮大。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开辟的事业，与这种力量变化、格局变迁恰相协调，一方面促使国民党政权坚持抗日，制约其妥协和退步，一方面在国共力量转换的过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艰巨工作，凝聚了一支看似无形的但却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巨大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

　　1937年到1947年的十年间，国共双方始终存在深刻而严重的政治分歧。在军事方面，两军在抗日问题上旗号一致，但却摩擦

　　在相关历史资料中，“摩擦”“磨擦”两个词被同时使用，本书在相关叙述中，一律使用“摩擦”。在引用资料时候，尊重资料原文。、冲突不断，甚至发生了像皖南事变那样剧烈的军事冲突与对抗。尽管如此，全面抗战时期的国共双方始终能够通过忍让和妥协使冲突得以控制，共同维持抗日的大局。就南方局而言，周恩来既坚持原则，不屈不挠，又能临机应变，机动灵活。在一些人的眼中，周恩来是充满激情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温和派”。

　　不过，国共双方到底是两个具有不同历史、不同信仰、不同理念、不同组织形态并均以掌握政权为职志的政党，当国共两党在抗战结束后走向内战的过程中，南方局所组织起来的力量迅速转化为瓦解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从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也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政权的建立。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当然清楚中国共产党力量发展的双重后果。因此，从1939年起采取很多措施力图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国国民党的限制措施如果奏效，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削弱，因为战时中国共产党力量在敌后的发展，包括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军队的充实与扩大、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等，无论怎么说都是中国抗战力量壮大的重要体现。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这种发展和壮大，使国民党在考虑到战后重建的时候显得异常头痛，日益感到无法接受和容忍，国共摩擦和冲突的直接根源即在于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发展的执着，中国国民党的担忧，双方均甚清楚并有坦率的意见交流。越到抗战后期，中国国民党越感到限制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困难。但中国国民党这种有苦难言的苦衷和束手无策的窘态，终究不过是其自己不争气的体现而已。

　　国共两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在军事上时有摩擦和冲突，但为了共同抗日又不能使双方关系破裂，这就需要沟通、谈判和妥协。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两党之间谈判时断时续，进行了多次。这种妥协和谈判，既体现了双方在抗日问题上的合作，又体现出基于两党利益差异而出现的“商业性”的讨价还价。当抗战胜利后，双方都觉得“生意”继续做下去自己就要折本的时候，谈判就变得更加困难，难以为继。到1946年7月以后，双方的关系和谈判就陷入这种状况，双方维系关系和谈判的意义仅仅表明双方仍存在沟通的渠道，而这种象征性的维系实际上成为双方争取民心、影响的策略性工具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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