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意大利史_克里斯托弗?达根（Christopher Duggan）著;邵嘉骏沈慧慧译_9787513328562

　　自从1861年统一以来，意大利就在为构建高效的政治体系和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而不懈努力着。本书为克里斯托弗·达根广受赞誉的《剑桥意大利史》的第二版，书中描述了从罗马帝国的衰落至今，意大利政治局势与社会经济的演变；并对过去两个世纪中意大利在塑造民族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研究。达根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史结合，突出了实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所设计的不同建国方案间的更迭。经修订，该版本对前面的章节进行了扩充，也增加了21世纪意大利的章节。

　　诚如作者所言，严格意义上的意大利历史从1861年才开始，在这之前它是许多拥有各自历史和传统的国家。而作者的学术所长决定了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意大利建国以及现代意大利的历史。因此，与之前诸如萨尔瓦·托雷利的《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赫德的《意大利简史》等其他意大利通史不同，这本书并非事无巨细，而是将2/3的篇幅放在18世纪至今的意大利历史上这部《剑桥意大利史》并非通史，而是一部现代意大利形成史。

　　因此，特别偏好现代意大利史，尤其是对法西斯和黑手党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本书将成为您的理想选择。

导论

　　1860年的晚春，朱塞佩·加里波第从热那亚附近的一个港口启航去西西里岛。在此之前，以游击队领袖身份将大半生投入海外斗争的他已颇有声望。而这次，他的两艘小船上混杂着学生和冒险家，许多人甚至稚气未脱。他们却担负着统一意大利的重任。成功的机会似乎十分渺茫：这是一支装备落后、作战和管理经验都十分匮乏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就建国而言，他们似乎没有代表性：在这约千名志愿兵中，夹杂着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即使是意大利人，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北部的小城贝加莫。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成功攻克了西西里岛和波旁王朝在法国以南的领土；1861年3月，撒丁王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成了统一后的意大利的第一任国王。

　　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军取得的成功既引人瞩目又出人意料；当这一阵疯狂的热潮逐渐消逝，许多清醒的观察家开始质疑，意大利这个国家能否存活下来。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扬言要入侵并摧毁这个新生国家，并重建此前在统一意大利过程中被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吞并的教皇国。然而，这个新国家面临的一个更潜在的长远威胁是，人民普遍缺乏对这个王国的责任感和忠诚感。这个国家新的统治者通过塑造意大利民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将他们对于沉重的赋税、严厉的兵役以及全新的制度的需求合法化。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来说，意大利民族、真正的意大利本身几乎没有意义。

　　1860年之后的许多年里，对于新国家缺乏忠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的知识分子。首先，他们希望自由政府和自由贸易的实行能释放那些曾经给予这个世界古罗马文明和文艺复兴的人们的才能和能量，以及新的繁荣，人们认为这个繁荣能产生对自由秩序和国家领导者的支持。这种希冀很快被证明只是个错觉。19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动荡开始侵蚀这个既定事实。随着幻灭感的增长，出现了其他一些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自称能解决如何在意大利人中产生对于国家的忠诚感问题。这些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时期到达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给意大利带来了反法西斯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可以说是自从1860年以来最有凝聚力的一套观念。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观念又改变了。

　　国家认同感之所以难以塑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意大利统一这一设想在19世纪之前缺乏任何政治基础。爱国的历史学家和宣传者声称在中世纪的城邦国家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中，或者在16世纪早期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对驱逐野蛮的入侵者的大声疾呼中认识到了民族意识；但是，这样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根据1858年哲学家朱塞佩·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所说，在罗马帝国覆亡之后，亚平宁半岛的历史是混乱和分裂，各种民族、城邦国家和制度熙熙攘攘地存在着。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注意到，14世纪意大利中部的独立国家数量甚至比1934年全世界独立国家数量还要多。考虑到这种政治分裂的传统，1860年之后许多意大利人感到很难为统一的王国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19世纪之前意大利概念完全没有政治性意味。从11世纪晚期的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起，历任教宗都呼吁所有意大利人抵抗日耳曼皇帝对亚平宁半岛的主权要求；在13世纪，西西里岛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者曼弗雷德(Manfred)曾借意大利之名与他的法国竞争者抗衡。然而，这个概念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它主要吸引了作家和诗人的兴趣，而非政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尤其对之情有独钟，尽管他们大多数对于意大利（Italia）这一术语充满热情是因为它曾经被这些人文主义者要效仿的拉丁语作家广泛使用。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Risorgimento）一场发生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爱国者，比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他们都是职业作家或至少有着强烈的文学倾向，比如马西莫·达泽格里奥（Massimo dAzeglio）或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加里波第的千人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记述了他们1860年的伟绩。加里波第本人也写过诗。

　　意大利这一概念在文学中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世纪及之后的移居国外者和流亡者的观念。也许在欧洲还没有哪个地区像意大利这样在几个世纪里出现了那么多移居国外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亚平宁半岛上的人口总是倾向于超出资源可负担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放逐都是对政治煽动者的典型惩罚方式。在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情感影响之下，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皮埃蒙特人和威尼斯人第一次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共同家园。正是在流亡时期，13世纪佛罗伦萨修辞学家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得出结论：意大利是一个比法国更好的国家；彼特拉克(Petrarch)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对意大利的热爱之情；30年的伦敦郊区生活经历使马志尼萌生了为意大利统一事业献身的志向。

　　成为意大利人的念头往往产生于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但它同样也依赖于至少在中世纪时就出现的某些真正的文化基础。但丁(Dante)曾抱怨说，在他生活的年代，意大利有超过1000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另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商人、雇佣兵、手工艺人、修道士和乞丐在亚平宁半岛上流动，大概也没遇到太多的语言障碍。从14世纪起，基于托斯卡纳书面语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学语言帮助拉近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思想成就，以及城邦国家积累的巨大财富给许多意大利人带来了特殊感和优越感。从清晨到黄昏，16世纪作家马代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谈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这些探险家的成就时说，我们听说新世界是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的，但是别忘了是我们意大利人给他们指的路。

　　然而，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的光芒却和公元6世纪起亚平宁半岛政治上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持续不断的外国入侵、数量庞大的城邦国家、对主权的争夺和无止境的内战导致意大利这一概念模糊不清。（意大利）究竟包含了什么？朱塞佩·费拉里问道：是什么联系着各个城邦国家、专制君主、教皇和皇帝？……学术研究无法给我们答案：确实，它仅仅提供了混乱的证据，远远无法给我们提供指导。意大利的过去缺乏任何清晰的统一主题，因此想要以一种将意大利这一概念具体化的方式连贯地叙述亚平宁半岛的历史是极其困难的事情。15世纪和16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都没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唯一有可能的例外是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549年，威尔士人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用英语撰写的第一本意大利史，书的副标题很有启发性：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由各种邦国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包括它们曾经和现在是如何治理的。

　　意大利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书写历史的传统到17世纪已经衰落了，没有人再追随圭恰迪尼试图书写亚平宁半岛历史的脚步。这一部分是因为，在中世纪末，民族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对象意大利灿烂的文化逐渐暗淡；学者没有什么理由再将亚平宁半岛视为一个独特的整体。然而到了18世纪初期，一场被称作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种情况。知识分子感觉到，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国家正在逐渐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这种感觉和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鼓舞了作家们再次将亚平宁半岛视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历史作品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的《意大利古事记》（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17381742年）成功地用一体化的视角审视了中世纪的意大利，它摒弃了传统的政治叙述框架，而关注更加广泛的范畴，如法律、贸易和战争。

　　然而，启蒙运动中的意大利学者融入的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他们并未过多地关心建构特定的意大利身份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将这个半岛带入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革除封建弊病和特权的战线。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浪漫派民族主义的诞生摧毁了这种世界主义思想。意大利的概念如今带有一种激进的特点，这是随着下列观点出现的：亚平宁半岛并不只是一个地区，更是一个国家，它值得拥有法国和英国那样的独立。宣传者为了支撑这一信念而抹去了意大利的过去。大家心知肚明，正如皮埃蒙特的贵族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在1850年所写的那样：在善良品行缺失的情况下（这是我们的不幸），历史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国家政治进程中最好的基石。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意大利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朱塞佩·费拉里那样钟情于用联邦方案来解决国家问题的那些人一直强调中世纪的城邦国家为挣脱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所做的努力：据这种观点看来，意大利确实是各个自治体的总和。相比之下，如切萨雷·巴尔博那样，希望教会在塑造新国家时起领导作用的那些人，更愿意强调中世纪教皇对抗日耳曼君主的立场，弱化当时教皇与城邦国家也时时处于争执之中的事实。有时候，现实中的一次社会叛乱或地区性冲突，会成为对民族的重塑。伟大的西西里历史学家（也是后来的教育大臣）米凯莱·阿马里（Michele Amari）就1282年巴勒莫的野蛮起义即著名的西西里晚祷事件做了一番解释，将其描述为革命民族主义的一篇华章，而非（相对乏味却准确的）一次扎克雷起义（jacquerie，意为民众自发的暴动）。

　　民族因素而造成的对历史记录的曲解，表明统一的理念能走多远将依赖于自发悬置的怀疑能保持多久。毫无疑问，一些民族主义者把统一视作达成合理经济目标的一种方式，例如更大的国内市场或者统一的货币；然而他们并非主流，也没有多大影响力。主要来说，复兴运动时期，统一对中产阶级教授、学生以及地方资产阶级最具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意大利这一概念引发了强烈却又暧昧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他们没有什么反思的空间。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歌剧中的爱国主义暗示赢得了他们广泛的喝彩：比如，在《莱尼亚诺战役》（La Battaglia di Legnano，1849年）首演的开场合唱中当唱到意大利万岁！她所有的孩子都受到了神之契约的保佑时，人们狂喜地高呼意大利万岁（Viva Italia!）。歌剧的主题伦巴第联盟在1176年打败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皇帝是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地图中的重要情节之一。

　　一些爱国者担心，这种溢美之词在一定程度上隐匿了意大利的现实状况。对过去的盲目崇拜，掺杂着对遥远未来的金色梦想，现实、当下却从没有受到关注。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者贾科莫·杜朗多（Giacomo Durando）这样抱怨道，他本人则希望为意大利问题寻找一个联邦制的解决模式。然而，甚至最清醒的人也没能抵挡住创造神话的诱惑。伟大的作家和天主教徒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将中世纪斥为暴力和分裂的时代，而非辉煌的民族主义原型的时代，但是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将几个世纪以来平凡的意大利人想象成坚忍和谦逊的代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历史神话。对于他本人来说，意大利的本质需要从相对昏暗和平静的时期中去探寻，比如6世纪伦巴第人入侵之后或17世纪的西班牙统治时期，而后者正是他初版于1827年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的历史背景。

　　如民族运动在1840年代达到高潮一样，遗忘过去的分裂的愿望也愈发强烈。你听说过没有……对于意大利最残忍的描述莫过于分裂，1848年4月，曼佐尼问阿尔封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而这……正是对长期以来意大利的痛苦和堕落的概括？然而，公众对曼佐尼的统一愿景没有太大兴趣。更吸引人的论调是马志尼的民主方案（以及他对辉煌的第三罗马将解放全欧洲的设想）中对意大利伟大之处冠冕堂皇却又含糊不清的宣扬。而如皮埃蒙特的牧师文森佐·乔贝蒂（Vincenzo Gioberti）那样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者的作品同样更受欢迎。乔贝蒂的《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Del Primato Moralee Civile degli Italiani，1843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其内容无趣且冗长）。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对意大利古代和现代的文化优越性做了相当直接的表述。

　　对意大利这一概念进行的文学和修辞的美化在统一的热情产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美化同样给新生的王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统一后的意大利的现实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期盼，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和社会经济落后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然而，认识到这一痛苦的现实并非易事，要接受它更是困难。社会各个阶层，从地主和知识分子到工厂工人和农民，许多人将他们的怒火抛向新政权及其领导人。一方面面临威胁，另一方面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信念慢慢消退，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开始玩弄政治手腕，而这些只能进一步削弱自由国家的信誉。这一切造成了合法性危机，以及1922年墨索里尼的上台。

　　法西斯政权坚定地在意大利民众中渗透民族认同感，并借此克服了地方、地区和各阶级不和谐的因素，赢得了广泛的忠诚度这一措施将意大利从1860年之后难以管控的边缘中拉了回来。摆脱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枷锁，法西斯利用国家力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强制性重塑：宣传、教育和战争成为教化的主要手段；古罗马时期上升为国家道德和政治价值的楷模。然而，由于墨索里尼和纳粹思想的不幸联盟，以及他试图将反犹太主义这种明显的外来思想引入意大利，导致了政权的信誉岌岌可危；而二战中的惨败则是致命一击。

　　法西斯的倒台让曾经巩固了墨索里尼政权的意大利民族的伟大性蒙受了耻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让意大利民族这一概念蒙上了阴影），但是同时也帮助解决了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面对1945年战败的现实，意大利别无选择，只能融入西方民族资本主义的框架。然而更广泛的民族认同问题依然没能得到解决。新生的共和国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诞生：但是最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产党却被1947年的联合政府排挤了出去，这表明这一大原则有名无实。庇护十二世领导的教会一度试图将意大利变成天主教文明的楷模，但是消费主义的兴起证明了这只是徒劳。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似乎对其道德基础更加缺乏自信。占据了政府（以及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国家层面）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民主党(简称天民党)表面上认同天主教价值观并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担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其存在的目的似乎越来越多地是让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服务。其政权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二战之后惊人的经济发展之上。然而，由于缺少了明确的道德领导，物质繁荣催生了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民众期待。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共和国面临权威性危机，这一危机是由公共财政管理不善以及随着冷战结束而来的欧洲一体化、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动荡所引发的。

　　第一共和国的坍塌使人们对未来感到迷茫，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新兴政党。这其中最为成功的是意大利力量党，其领导人是统治意大利政坛长达近20年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贝卢斯科尼实行的带有明显独裁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或许对政府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执政时期公众和个人利益的纷繁模糊却使得整个体制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陷入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意大利长久以来在道德和组织方面的弱点使得其愈发难以找到解决危机的可行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一样，民众再次成为意大利不可预知的政治未来的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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