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杜甫代前言
一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
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年，他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经历了安史乱前的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他和人民共度乱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而诗，便是他有力的武器。
杜甫不是贵族，但也并非劳动人民出身。他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历史条件，也就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的一生，约可分为四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游历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由于刻苦学习，使他能够从读书破万卷以至群书万卷常暗诵，为他的创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从二十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漫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在游齐、赵期间，他结交了李白和高适，除打猎取乐外，他们也经常赋诗或论文。对这段游历，诗人晚年还很向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快意诚然是快意，却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光彩。在现存不到三十首的诗中，还没有代表性的佳作。这只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人民，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大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诗人已丧失了他的裘马了。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诗人没有丧失气节，消极地等待长安的恢复，而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只身逃出长安。在为官期间，由于和肃宗政见不合，他仍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回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行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原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爆发的一次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由于大野心家安禄山实行民族歧视，到处烧杀淫掠，这就使得唐王朝进行的平乱战争具有维护统一、制止分裂的正义性，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历史表明：当时不仅大河南北的人民纷起抗击，白面书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诗人畅当便是其中之一。甚至妇女也自动参军，《旧唐书·肃宗纪》：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回纥等少数民族也出兵助顺。这说明平定安史叛乱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杜甫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杜甫的弃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实际上他从此却真是走向人民了。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所以说晚憩必村墟、田父实为邻。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并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从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枣熟从人打、药许邻人一类诗句也就可以看出。愈爱人民也就愈憎厌官僚，所以他曾公开的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邻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生活仍然很苦，常常不免要逃难和挨饿受冻。前人说杜甫是个菜肚老人(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实际上他往往是连菜也没得吃，而且也并不始于老年。在他逝世不久以前，还因为逃难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总是向人民看齐，觉得自己比人民还是好得多。但是，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杜甫都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人民和政治的。比如漂泊夔州时，关于朝廷的消息，他就是问之于地方官的，所谓朝廷问府主；有时也问之于过往的使者，所谓相看多使者，一一问函关。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他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他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又说：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正是诗人忠实的自白。《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途中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却要作人民的代言人，诗人的身后萧条，自不在话下。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关系和他如何接近人民的过程。前人说：学杜诗须是范希文(范仲淹)专志于诗，又是一生困穷乃得(清吴乔《围炉诗话》卷四)。不是没有道理的。
杜甫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言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儒家也谈节用爱民，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相反，他热爱劳动人民，也欢喜劳动，并甘心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思想，他是反对和亲的，但并非无条件的反对。他说：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并责备唐王朝：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由于时代、阶级的限制，他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是杜甫的忠君是和爱国爱民密切结合的，所以苏轼可以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而周紫芝也可以说少陵有句皆忧国。对此，我们必须作具体分析，把精华与糟粕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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