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诉求_王达人, 曾粤兴著_9787301203880

《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案与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修订版）》从同一年代分别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的两个典型案例入手，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从制度与文化双重角度剖析了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既有事实描述，又有价值判断，既有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又有强烈的可读性，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

    如果我们手上拿着一个地球仪，从北极的轴心向下看，一定会发现中美两国的位置与地球自转轴是对称的。在美国时，我们也发现，美国的很多事物与中国刚好相反。比如在硅谷，我们看到上班职员的自行车都是倒过来停放的，用坐垫和笼头手柄支撑着，两个轮子朝天。这种行为方式，是由思维方式所决定的。
    发生在美国的辛普森案和发生在中国的杜培武案两个案件，如果把它们的诉讼过程画成一条曲线的话，我们会发现，两条曲线几乎完全相反而对称。
    前者非常重视诉讼程序，而诉讼实体结果居于次要地位；后者非常重视诉讼实体结果，而诉讼程序居于次要地位。前者的诉讼理念是，只要诉讼程序是正当的，诉讼实体结果也就是正当的，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实体审理存在于诉讼程序之中；而后者的诉讼理念是，即使诉讼程序存在问题，也不妨碍诉讼实体结果的正当性，诉讼程序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仅仅依附于诉讼实体的审理，为诉讼实体服务。甚至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程序是虚的，实体才是实在的。在诉讼证据上，前者认为，侦查人员取证的方式方法必须合法，该证据才能用于定案，否则，违法取证将导致不公正的诉讼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把取证过程比作树干，把所取得的证据比作果实的话，“毒树之果必然有毒”；而后者认为--当然，主要是司法工作人员认为，证据只要具有真实性，能够形成锁链，就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即使违法取证也不必然导致实体结果不公，也就是说，“毒树之果未必一定有毒”，甚至认为“毒树之果有点甜”。
    正因为如此，尽管1996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司法解释也反复强调“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但重实体而轻程序，以口供为证据中心的传统法律文化造就了司法工作人员的司法习惯，他们面对这些没有规定法律后果的规范性文件，有足够的胆量置法律规定的程序于不顾，为了破案，为了揭示案件的本来面目，为了伸张所谓的正义--被告人被绳之以法，无所不用其极。媒体所披露出来的冤假错案，无一不是采用了非法证据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第一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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