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大一统所铸就的帝国，不仅将中国历史的进程推上了第一个最高峰值，而且使中华帝国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秦汉文明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丰富多彩的秦汉文明中，韬略文明是其中的一枝秀丽的奇葩。本书分八章进行了叙说，下面对一些具有共性的和理性的内容略作探讨，以便于读者阅读全书。
一、德治与刑治
德治与刑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有的君主崇尚德治，有的帝王则着意于刑治，但更多的是兼而用之。
秦始皇偏重刑治。在秦帝国创建之初，秦始皇和大臣李斯等人就有共识，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只知道教化（德治），而法度不明，不能镇服背叛的诸侯，不能将国家永远传给子孙。他认为端正法度，作为万物纲纪，才是维持帝国基业的长久之策，因此决定普施明法，治理天下，永为法则。始皇的事业，追求急政，赋敛无度，人民不堪重负。严刑峻法在秦朝盛极一时，虽产生过一定效果，但难以持久。
始皇死后，二世胡亥继承了皇位，实为赵高篡权的一个阴谋。二世名义上是皇上，李斯仍然当丞相，但实权则操纵在赵高手中。赵高本为宦官，因精通狱法而被举荐为始皇身边的中车府令。他很早就私下交结了胡亥这位皇子，并从小就教他决狱。李斯也是由儒而法的人物，所以在始皇死后，整个秦廷一派法家氛围，不重视教化，不体恤民众。赵高教二世肆志宠乐严法而刻刑；李斯则进督责之术，教二世独制、穷乐。二世则自言：凡所以有天下为贵，是因能得以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就可以控制驾驭海内了。把教化和恤民抛到九霄云外。因而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税民深杀人众。结果，陈胜、吴广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原拟万世而传之无穷的秦王朝，仅十余年而亡。
亡秦之鉴，使汉初君臣心有余悸，攻守治异，成为热门的政治话题。
最初提出攻守治异话题的是刘邦近臣陆贾。汉朝建立后，他时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听到这些，高祖很不高兴，就对他大骂道：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得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回答说：骑在马上得之，难道可以马上治之吗？也就是说靠武力攻取天下，不能靠武力治理天下。他认为秦王朝一味任刑法不变，最后导致灭亡。提出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刘邦最终接受了陆贾治国理念。
直到文帝时，政治家们仍对这一课题感兴趣。其中尤以贾谊的《过秦论》最为深刻。他认为秦之所以失天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攻守不分。说秦从战国到统一天下，治国方略没有改，政令没有变，它对天下取之守之者无异。始皇在世时国家危机已显露。当秦二世初登王位时，天下人莫不伸长脖子盼着看到好政策，正是新皇帝施仁政，收揽人心的机会。二世服丧期间就正先帝之过，满足万民的愿望，以仁德治天下，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人都各自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也不会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二世不行此术，却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繁刑严诛，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救济，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所以容易发生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所以古代圣王深知国家存亡的关键：治民之道，务在安民而已。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所谓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这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上的错误，是二世的过错。
陆贾与贾谊的攻守治异论，实质上就是以亡秦为鉴，讨论刑治与德治的问题。马上治之，就是陆贾所不赞成的极武任刑法不变，即贾谊所指的崇尚诈力繁刑严诛之类。而陆贾所提倡的顺守行仁义，以及贾谊所说的顺权施仁义就是讲的守治之术，也就是德治。贾谊除有这种见解之外，还指出二世即位之际是一次正先帝之过，挽救秦朝危机的机会，若务在安民，施仁义约法省刑，可转危为安，而二世不行此术而亡。这一论述给危政指出了转机之术，对汉帝启示颇多，武帝晚年挽救朝廷危机就是这一理论的成功的实践。
西汉时期中华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头等强国，皆因在治国理念上刑治与德治兼用，也就是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据《汉书·元帝纪》所载，元帝柔仁好儒，其为太子时，见父皇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因言语讥刺就被定罪诛杀。元帝对此颇怀心事，趁侍宴的机会，对宣帝说：陛下执法过重，应该任用儒生。宣帝听了勃然大怒，说：汉家自从有制度以来，就是霸王道杂之，为何纯用德教，改用周朝的制度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好古非今，混淆名实，不知所从，怎能把国事委托给这些人呢？并叹息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元帝还因此差点丢了继承帝位的资格。
宣帝所言霸王道，即霸道和王道的合称。王道就是德治之术，霸道就是刑治之术。霸王道杂之，就是指二者相辅为用。
事实上，刑治与德治，在法家和儒者那里虽往往各持一端，但在治国实践中，是无法绝对分开的，纯任德教或纯任刑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汉元帝继位，专以王道治国，虽有古之风烈，但权柄下移、吏治腐败，帝国衰降，实乱汉家。秦二世专以刑治之术治国，认为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结果严法刻刑非但未能挽救秦朝的危机，反而因此亡国丧身。是二者只能兼用，不可纯任。
刑治与德治二者应当兼用，关键还在于以刑治为主，还是以德治为主。始皇帝以刑治为主，德治为辅，即贾谊《过秦论》所谓先诈力而后仁义。如前所说，二世则废王道，纯任刑治，导致秦朝的败亡。
两汉以德治为主刑治为辅，是就两汉总体而言的，但在某个特殊时段和特殊方面及事件上，也可能是刑治为主，德治为辅；或先刑治后德治。如刘邦虽以亡秦为鉴，接受了陆贾的仁义治国大略，但他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寻衅找茬，不择手段，甚至诛杀无辜的彭越后，将其剁成肉酱，遍赐诸侯，以警惧他人。惨不忍睹，哪有什么仁义可言。汉武帝虽说独尊儒术，而在巫蛊之祸中枉杀自己的亲子，即皇太子，以沉命法镇压起义的人民，也不见有什么仁义。桓帝灵帝时的党锢之祸残酷打击人民拥戴的贤臣贤士，更谈不上是什么德政。总之，汉代君臣的基本统治术，即霸王道杂之，虽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但又是灵活变通的。
这在汉代以后，大一统的古代中国可以说基本大多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尽管多只单言王道，但霸道实附含其中，绝无单纯的王道。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二、儒术与黄老术
儒术和黄老术，作为帝王统治术或管理艺术的互补结构关系，形成于刘邦与陆贾讨论攻守治异问题以后。儒术与黄老术的互补，在汉代既有时段性的，又有共时性的。无论时段性还是共时性，又都只是大致的区分，不可截然分开。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不同帝王的具体运作和把握。
黄老术源于老子学说。战国中后期，道家分成两大派。一派为老庄学派，旨在追求人生处世的最高境界。另一派就是黄老学派，吸收阴阳、儒、墨、名、法诸家的长处，介入社会与政治。主张简约易行，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从而达到用力少而功效多的目的，即无为而治。
西汉前期，由于黄老无为思想适合于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以刘邦为首的统治者选择了黄老术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汉初所谓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就是典型的黄老之术的践行。在此期间，黄老术居于支配地位，儒术处于补结构的位置。叔孙通定朝仪则是儒术补结构作用的发挥。
但是，文景时期，随着王国势力尾大不掉、商人豪强兼并农民土地日甚一日，以及匈奴对汉无止境的慢侮和袭掠，无为而治已与国情不尽适应，故贾谊在《治安策》中疾呼要变无为为有为。
到武帝时，儒术取代黄老术的主导地位已是大势所趋。武帝即位的次年，便采纳丞相卫绾建议，罢免了当年所举贤良中治法家和纵横家言者。接着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儒者出身的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并迎儒学大师鲁申公，欲设明堂等。此时，尚在摄政的窦太后，因爱好黄老之学，也要求他人尊其术，因而导致一场尊儒术与尊黄老术的斗争。这场斗争相当尖锐，由贬抑学术发展到权力之争，因窦太后仗权反抗，隆推儒术的一方终于败下阵来，罢官免职，甚或下狱自杀。
建元五年(前136)，情况发生转机，因窦太后不能视事，武帝乘机设立《五经》博士。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武帝立即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丞相，好儒术的势力再度崛起。次年，又召集各地贤良文学之士到长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提议被采纳，儒术便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治国大略。儒学取得了儒道互补结构中的主结构地位。
董仲舒的儒术继承发展了《公羊传》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治学路数，以重视阐发义理为其主要特征。他们反对拘泥于儒家经典的烦琐注释，强调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常义，以适应时代要求而做出新的解释，即所谓从变而移。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也就是以董仲舒为代表所开创的适合于汉朝统治的新儒术。
董仲舒儒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借用阴阳五行思想改造儒学理论而形成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儒家神学体系。奉天是其体系的最高原则。人、社会、政治都可与天同类相动，都可从天那里找到天理，得到最权威的解释，并都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
董仲舒儒学神化的进一步发展，便进入了谶纬之学的阶段。近人刘师培说，周秦以还，图箓遗文，渐与儒道二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箓，入儒家者为谶纬。谶，是以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征兆而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附图者，称图谶。纬，是假托孔子用诡秘的语言解释经义的著作。前者导源于方士的图箓，现存的《河图》《洛书》是最古的谶书；后者主要受董仲舒以经义倡言天命遣造说的影响。西汉成哀二帝之际至东汉谶纬流行。王莽、刘秀称帝，都曾利用过谶纬。由于帝王的提倡和支持，两汉之际出现了大批纬书，《易》《诗》《礼》《乐》《春秋》《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为《七经纬》，其他种类则更多。中元元年(56)，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纬经学正式定为官方之学。后来，其孙章帝于建初四年(79)，又召集博士和儒生于汉宫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或称《白虎通义》)，进一步把谶纬和今文经学糅合在一起，使经学进一步谶纬化、神学化。为这一帝王南面之术增添了更加神圣的光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之术是否继续为汉代发挥过作用，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其实，汉武帝时的汲黯就是位黄老派的官吏。据《史记·汲郑列传》所载，汲黯研习黄老学说，治官理民，喜好清静无为，把事情都交给自己挑选出来的郡丞和书史去办。他治理郡务，不过是按施政大指来督查下属行事罢了，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经常躺在卧室内不出门。一年多的时间，东海郡大治，得到人们的称赞。皇上知道后，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比照九卿的待遇。他为政力求无为而治，弘其大要而不拘泥于法令条文。另外，汉武帝晚年面对社会危机，下诏罪已，思富养民，以及昭帝时的与民休息，也都是黄老术的兼用。
东汉初年的社会情况类似西汉初年，刘秀也采用了黄老无为之术。刘秀曾回故乡章陵(今湖北枣阳)置酒作乐，席间对宗室诸母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道，实质上是逸政。体现了刘秀治国谋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以柔制刚，以弱制强，以所乐乐人舍远谋近务广德；灾变不息，百姓惊惶，应行善政；北狄尚强，如果灭大敌的时机不成熟，不如让百姓休息，等等，都属于刘秀的逸政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柔道。《后汉书·光武帝纪》云，起初，光武帝从戎既久，厌倦战争，且知天下疲耗，都向往安乐和休养生息。自从陇、蜀两地平定后，非紧急，就不再言征战之事。同时，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释放奴婢，与民休息等等，更生动地体现了刘秀的逸政心态和思想。
东汉的明帝、章帝及至和帝的统治政策，虽时有变革，但基本上遵守了刘秀的统治政策。故史家评论曰：自从光武帝中兴以后，至于和帝永元年间，虽有较多盛衰变化，而但各方俱存不扰，因此平民人口逐年增长，开辟疆土逐渐广阔,达到了东汉最兴盛的境地。所谓俱存不扰的统治术，即为刘秀的逸政、柔道，也就是黄老之术。其所获得的最佳社会效应，也正是黄老术的奥妙之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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