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作为中山大学首任校长，并两次执掌中大9年之久，为中大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已经是中大人的共识。
回顾中大历史，从建校初期的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到石牌校园建成，大学之大，可谓雄伟瑰丽、蓬勃气象、蔚为大观；从周游世界，考察各国教育，到将中大建成拥有研究院的三所全国著名大学之一，邹鲁为中大发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终于玉汝于成，实为居功至伟。在建校八十周年时，中大在图书馆建成了邹鲁校长纪念室，雕塑了邹鲁铜像，以纪念邹鲁为创办及建设中大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这是中大领导尊重历史和珍视中大优良传统的科学精神和远见卓识。
初始邹鲁是我在读大一时，当时讲解中国革命史的老师在课堂上说，邹鲁是“西山会议派”的代表，是中山大学首任校长。仅此而已。1991年7月。得知自己将提前一年留校工作后，我开始特别关注中山大学校史，因为这毕竟可能是我未来一辈子工作的地方，不能不了解她。于是，一边忙着工作学习，一边开始收集一切与中山大学有关的文献，这样，我逐渐知道了邹鲁，而这时的邹鲁在我心中的印象依然是模糊的，甚至是反面的。2007年，我开始将十几年来搜集的中山大学史料整理成书，出版了《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系）编年史1924-2007》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历程极为艰辛，我对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山大学历史进行系统挖掘，爬梳整理，钩稽考订，查看了摞起来足有3米多高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国立中山大学校刊》及其他任何能找到的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的书刊，还到广东省档案馆查阅国立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2000余卷档案资料，整个经历概括起来可谓：认识中山大学——热爱中山大学——研究中山大学。期间，邹鲁的形象逐渐变得立体、鲜活、饱满，爱国、反蒋、反共的传统标签已经无法解释邹鲁的全部。我认识到，人们对邹鲁的认识还是片面的、有缺陷的，我可以在系统、全面、客观地研究邹鲁方面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而撰写编年史使我自然地喜欢上年谱这种记述方式，撰写《邹鲁年谱》的想法由此而生，直至执笔写就本书。
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二十九岁
年初出任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评议部评议员。时评议长为广东都督府民政部长、临时参议院议员钱树芬。
1月回到大埔县老家省亲。由于先生一直清廉为官，几乎身无分文，连回家的路费都是陈炯明和胡汉民两个人送的。自从这次回家后，先生再也没有回过大埔家乡。
2月上中旬从大埔回到广州，预备北上出席国会。
此时的政论都不满意袁世凯用命令公布那些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的官制官规，有的主张提出弹劾袁世凯，有的主张国会移到南京去开。先生对袁世凯持原谅态度，认为事事不宜过谴。遍阅历史，先生认为袁世凯还算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所以主张正式总统当依照孙中山的原意让袁世凯当选，但是对于内阁总理赵秉钧却必须要推倒。
2月16日国事维持会在北京由王芝祥、于右任、李书城、陆建章、李经羲、章士钊、林述庆、孙毓筠、王人文等人组织成立。先生成为国民党推举的国事维持会10名成员之一，以第三者的身份，调停国会争论，协商解决国事。
2月20日胡汉民要求先生协助国民党取得国会斗争的胜利。
赴北京开会前，胡汉民秘密约见先生，说：“这次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竞争一定热烈。本党要取得一切胜利，仍赖各方协助。凡是需要广东协助的，你可便宜行事。至于本省所选出的议员，都是属于本党的，务必好好维持，这个责任千万请你担任。”由于有胡汉民的嘱咐，后来在沪、京等地，凡是国民党内机要会议，先生大都得以参加，“并在国会中扮演党籍国会议员的角色”。
2月中旬袁世凯对先生进行拉拢工作。
袁世凯在先生北上出席国会会议前，致电表示欢迎，并在报纸上发表专电，表示让先生做内政部次长。先生此时已经逐渐洞察出袁世凯的诡计，没有接受其“好意”。
2月21日从广州前往上海。
3月14日抵达上海。
先生抵达上海后，在上海停留数日，与黄兴、宋教仁、唐绍仪、陈其美、王宠惠等人讨论国民党在议会中的政治方针。先生的观点是：“对于立法，应坚持约法中主权在民的精神；对于行政，则注重党员在内阁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先生“对民主政治的前途怀抱著绮丽的憧憬，十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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