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_[美]艾伯特·O. 赫希曼著李增刚译_9787208148680

　　《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人们为什么有时候会积极参与像游行、示威、罢工这些公共活动，而有时候却把时间投入到私人事务中？他发现了这个在私人参与和公共参与之间的循环，即人们有时候会将几乎全部时间投入到私人事务中，有时候会拿出较多时间参与公共事务，并重点对原因加以解释。他给出了一个看上去简单，但却非常重要的解释：失望。赫希曼通过引入失望概念解释了私人一公共一私人的循环。

　　对像温度这类物理现象的估计，背景很重要。例如，哈瓦那的居民在11月份摄氏15度的日子会感觉非常寒冷；而同样摄氏15度对于2月份赫尔辛基的居民而言却是舒适的。当我们评价自己拥有的物品时，背景也同样重要。因此，140平米的房子对郊区最上层中间阶级的居民而言会小得不舒服，然而对相邻城市中的贫穷居民而言却异常宽敞。不按照这些方式理解“背景非常重要”的分析家会发现，要理解或解释许多普遍的行为是困难的。
　　批评家经常抱怨新古典经济理论完全忽视了社会背景的作用。作为回应，许多经济学家引用了博弈论的最新成果。在这些著作中，明确假定人们会对其他人将如何解释以及将如何作出反应进行预期，并且在他们自己做决策时考虑这些反应。实际上，这一步是对早期著作的一种完善，那些早期的著作假定决策者完全忽视其他人。即便如此，它仍然构成了社会相互依赖这一受到严格限制的概念。
　　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当主流理论家描述下面的两人博弈时，提供了其如何受限之一瞥。试验者给参与人A10美元，并且要求参与人A在两个提议中选择，在他自己和参与人B之间分享这10美元：（1）每人5美元；（2）自己9美元，参与人Bl美元。一旦参与人A作出了选择，参与人B要么选择接受，则博弈结束，每个参与人得到提议的份额；要么选择不接受，则两个参与人什么也得不到。发言者解释道，新古典经济理论预言参与人将提出9美元／1美元的分配方案，因为对参与人A而言9美元优于5美元；并且理性自利的逻辑将使他认为参与人B会接受这个提议，因为得到1美元将比什么也得不到要好。“实际上，大多数人不是会拒绝这样的单方提议吗？”坐在听众席上的一位研究生问道，他意识到对参与人B来说，1美元的吸引力要依据他所处的背景来决定。发言者回答道：“但那仅仅是个恶意的做法！”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问题是在全世界的实验室试验中，参与人A很少会作出预测中的单方提议，并且当他真这样做时，参与人B通常会拒绝。
　　如果我们相信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自己动机的描述，那么像恶意这样的东西在他们的拒绝中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的年轻经济学家好像并未因这种动机在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可能性而感到震惊。相反，这群人中的某些聪明者——包括最近享有很高专业声望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正在尽力拓展理性经济模型以包含它们。
　　事情并不总是如此。20年前，经济学专业最有成就的一些成员勉强承认，人们在某种显著的程度上偏离了狭隘的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期。

　　《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其他社会科学家已经对这种模型化人类寻找满足和幸福的方式提出了批评。首先，他们对把所有摇摆尾巴的动物都弄成狗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责难，这些经济学家将适合市场的分析拓展到了所有其他人类行为。他们的研究表明：“商品本身以及购买他们的收入，跟使人们幸福的东西——自治、自尊、家庭幸福、放松压力的闲暇、友情——只有非常弱的关联。”其次，货币和非货币需求不仅难以区分，而且社会安排通常只有特定的影响和大概的目的，像崇拜、悲恸、串门、参与公共事务（通过选举和其他方式）与创造收入的活动或消费活动不可比——确切地说，刚刚列出的这些非货币活动中的大多数是作为义务构造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社会安排中的大部分意味着预防下面的情形：满足在边际上的等值是从我们的不同活动中得出的，而这正是经济模型的症结所在。
　　根据我的观点，这种批评虽然有趣、贴切，但远远不够。它仍然是从欲望全面排列的前提下得出来的，所有的人都迫切需要立即得到满足。值得赞扬的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人类欲望——且p“幸福”的基本构成要素——实际上如何形成比经济学家要感兴趣得多。《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中，一般的程序是通过观察和反省来研究社会背景和人类行为，勾画出欲望构成的确切序列和层次，这些能够对幸福的感觉作出某些重要解释，包括从食物到友情和本质上值得的感觉，也包括从“拥有”（having）到“成为”（being）。许多对幸福构成的研究都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的，特别是自从社会学家发现询问人们是否幸福（以及现在是否比以前幸福等）是可能的，这种发现不仅与收入还与大量的诸如自治、自尊等其他变量联系起来是可能的之后。
　　这些研究的麻烦在于，它们让人很接近经济学家的最初假定，即消费者自己具有大量的知道强度的欲望，而这些强度是他根据价格调整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幸福的社会学家们都按照追求一系列固定目标或者按照一系列他们知道的价值操作的个人来思考问题。现在，对我来说，这一点好像是男人和女人们行事方式的一种错误观念。在这《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中，我尽力解释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人们认为他们想得到某物，就可以得到它；使他们沮丧的是，发现他们不想要他们想的那么多或者一点也不想要，或者他们一点不知道的其他东西才是他们想要的。我们从来没有按照某些心理学家建立起来的欲望的综合层次行事，这些心理学家研究了人类的各种追求和“需要”，但是在我们现实存在的任何一点上——并且对整个社会通常也是正确的——我们追求一些可以被其他目标代替的目标。
　　这就是我在《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中使其尽可能可以理解的过程。我认为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在《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中，我只处理了从私人消费目标向为公共利益行动的转变，或者相反的转变。当然，还存在其他一些转变，比如从收入最大化到寻求不同形式私人幸福的转变，这些私人幸福是通过家庭和朋友的培育或者其他“后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15]实现的。但是，我有两个观点修正了把我自己限制在私人一公共一私人循环中的决定。首先，需要从某个地方开始进行；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如此精妙和费劲，以至于我不能够从任何一个地方立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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