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理想_张乐天著_978720814053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分“公社制度的嵌入”、“60年代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人民公社的终结”等四编，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不仅重新展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面目，而且提出了不少饶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及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不了解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就不能把握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公社是不能忘记的。

　　序

　　陈锡文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

　　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中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整整26年。在这一时间中，中国农村的发展或停滞、中国农民的希望或苦难，都与公社制度直接相关。所以，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直到今天，在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和农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仍不难看到公社的影子。公社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一把钥匙。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都绕不过公社。

　　张乐天奉献给我们的这一部新著，就是一部专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著作。近些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这一主题，但专门的著作，尤其是以一个生产大队、生产队暨村落为对象的专门著作则迄今未见。张乐天的这部专著以浙江北部一个普通村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细致人微地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获得了有关一个中国普通村落农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图景。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大多都读过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由于《江村经济》的存世，使得后人永远有机会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江南水乡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而张乐天的这部著作，则给人们提供了了解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情况的珍贵素材。仅从这点看，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色彩。除了学术训练方面的原因外，这还与作者个人的经历有关。他就出生于联民村中一个普通的农家，在1958年的工业化浪潮中随家迁人上海，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了家乡，直到再一个十年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这样的特殊经历，使得作者成为既是一个幸运的农民，又是一个幸运的学者。作者充分利用了这一独特的生活背景，使得他在研究中能够搜集到许多常人难以搜集到的珍贵的乡村文献。如从1954年到1995年的联民村的完整的经济资料，从1954年到1982年联民村一大队干部完整的工作笔记等等。不仅如此，作为联民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有着自己对于当地民风民情的独特体验，他能够在与乡亲们的唠家常中获得许多对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的线索和信息。从这点来看，本书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其特色的。

　　作者从公社制度的建立、“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公社制度的模式以及公社制度的瓦解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贯穿其中的是他创立的分析模式：外部冲击一村落传统互动。

　　在书中，作者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与村落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及至部分的融合构成了这一时期浙北农村生活的主要线索。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给浙北农村发展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正是这一制度却最终瓦解了千百年形成的村落传统。作者因此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浙北的村落将怎样超越“循环的陷阱”，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对于人民公社遗产的清理和思考，是否将有益于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看来，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学者难以回避的问题。

　　告别昨天但不能忘记昨天，远离昨天时则能更客观地分析昨天。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忠实地记录昨天。张乐天的这部著作至少努力地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正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就都有理由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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