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_赵思运,蔺春华,张邦卫_9787516197387

《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系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与浙江省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编撰的“茅盾研究丛书”之一。茅盾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本年鉴全面整理了2014-2015年间茅盾研究大事记、关于茅盾的重要研究论文、论著，以及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的要目与摘要，为文史专家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了重要资料以便更好地传承茅盾研究。

　　《茅盾研究年鉴（2014-2015）》：

　　茅盾对“世界文学”的构想并非主观臆测凭空杜撰的，它既建立在对我国古代文学的系统考察与人类文学进化轨迹的研究上，又是从中国“五四”前后文学现状出发，便提出先发展本国的民族文学后联合起来推进世界文学的重大使命。

　　通过对我国古来文学的作者主体与文本实质这两大维度的考察，茅盾发现正宗的贵族文学或庙堂文学若是以国民文学或世界文学为价值尺度衡之，至少有三大缺陷。第一，文学者是帝王的“弄臣”，美其名为“待诏金马之门”，所写的词赋“常被帝王视为粉饰太平的奢侈品”；“即如达官贵人富商土豪都可以用金钱雇买几个文学之士来装点门面，混充风雅”①。所以“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装饰物了”②。在这种空气下，少数有骨气的文学者不肯“为王门筝人”，而大多数文学者居然自己辱没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认是粉饰太平装点门面的附属品”，一个完全丧失独立性、缺乏主体意识的文学者只能写出宫廷文学或贵族文学，既无思想价值又乏文学价值。第二，文学者的集子里充满了“文以载道”的气味，登高而赋也一定要有“忠君爱国不忘天下的主意放在赋中”，触景作诗也一定要有“规世惩俗不忘圣言的大道理放在诗中”，作一部小说也一定要加上“劝善惩恶的头衔”，总而言之，“他们都认文章是有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贤宣传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贤相歌功颂德，文章是替善男恶女认明果报不爽罢了”③。此外，还有文章只当做个人的消遣品，这“不是时代的文学，更说不上什么国民文学了”④。“所以综合地看来，我国古来的文学者只晓得有古哲圣贤的遗训，不晓得有人类的共同情感；只晓得有主观，不晓得有客观；所以他们的文学是和人类隔绝的，是和时代隔绝的，不知有人类，不知有时代！”①第三，我们中华的国民文学之所以至今尚未确立，我们中华的文学之所以不能像西洋诸国那样发达昌盛，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向不知道文学和人的关系，一向不明白文学者在一国文化中的地位”②。茅盾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考察不是在书写四平八稳的文学史，而是以现代的人类文化视野在探寻古代文学的缺陷，借以记取历史教训，将中国新文学建设纳入国民文学、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轨道。因此在肯定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深刻性的同时，也应该认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缺点的犀利批评，对于规范当下的文学建构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茅盾对中国古代文学存在缺点的揭示与批评，是从反面证明五四文学运动革故更新以建设国民文学、民族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他对世界文学进化过程的探索，旨在寻找或选择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路向，建设国民文学、民族文学直至世界文学的参照系和理论支柱。通过洞悉世界文学的进化过程，茅盾发现英国也经过“朝廷奖重文学后贵阀巨室奖重文学的时代”，这和我国古代文学的情形差不多；但是文学者自身对于文学的观念，英国与我国却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国文学的进化处于不同阶段。在茅盾看来，英国文学者不像中国古来文学者，“他们不曾把文学当做圣贤的留声机，不知道‘文以载道’‘有为而作’，他们却发现了一件东西叫作‘个性’，次第又发现了社会，国家，和民众，所以他们的文学，进化到了现在的阶段”③，也就是创造现代的民众文学，国民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阶段；而中国文学正处在古代（中世）向现代转换的过渡期。茅盾对世界文学进化过程的探察只是从文学观念单一维度来论述文学进化之因，虽然有点简单却也抓住了文学的关键。于是他对文学和人的关系给出直截了当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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