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态环境危机的成因归结为资本的逻辑及其服务于或屈从于这种逻辑的社会制度，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换言之，如果不接受这种一般性看法，他（她）就不是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一种系统性理解，它还至少包括对如下两个具体性问题的回答，一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态转型或重建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二是一种生态的或绿色的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为什么又是可能的。

　　对于前一个问题，詹姆斯·奥康纳、乔尔·科威尔、萨拉·萨卡等人的回答都是异常明确而干脆的，即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性的，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只能作为一个主观臆想的概念存在，因为二者在现实中存在着本质性的冲突，就像是“圆的正方形”或“三角形的圆”。

　　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詹姆斯·奥康纳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时就已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关系上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消费能力不足）和社会生产与一般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供给能力不足），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内部，都存在可能的转移或置换。换言之，这两种矛盾并不直接或简单呈现为一种叠加关系，并立即导致或加剧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

　　维也纳大学的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基于对拉美国家环境政治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上述观点。他的基本看法是，至少在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核心欧盟国家，一种绿色的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现实——在维持较高物质生活水准的同时享受到较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局部性或暂时I生绿化是一种现实的可能。他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的核心性概念是“帝国式生活方式”。其大致意思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奢靡性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在本质上是生态不友好的或反生态的，但却依此造就了它们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劳动分工、资源获取、污染物排放转移等方面的优越性（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依赖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中的社会精英已经有意无意地把这种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或者作为自己的理想选择。更进一步说，伴随着2008年开始的西方国家经济危机而兴起的“绿色经济”或“绿色新政”，尽管也不过是资本主义危机管理或应对战略的一部分，但却已被成功地包装成为一种世界主流性或进步性话语与政策。布兰德分析的目的当然不是为生态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本身的政治合理性进行辩护，而是力图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依然是一幅十分复杂的画面，过分简单的勾画和解读都无助于现实的资本主义抗拒与替代运动。

　　对于第二个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歧见显然要更多一些。这既是由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态批评的激进或彻底程度不同，也与他们对社会主义未来愿景及其变革路径的理解差异相关。

　　单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总的说来，詹姆斯·奥康纳、乔尔·科威尔等人所持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及其变革观点。比如，奥康纳不仅没有全盘否定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制度革新尝试，而且一般性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未来绿色变革（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对他们来说，一种实质性重建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计划性经济仍是可以预期的或值得期望的。

导言

一 选题缘起

二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概况

（二）国内研究概况

（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三 本书研究目标、方法与内容

（一）研究目标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内容

四 本书基本架构

第一章 辨识生态危机的成因机制

一 日趋严峻的生态困局

二 危机成因的四种主流观点

（一）“支配理念说”

（二）“人口超载说”

（三）“过度消费说”

（四）“科技原罪说”

三 “四因说”背后的共同所指：“资本逻辑”

（一）批判主题的转换：多元视角的聚焦

（二）更为深层的渊薮：资本逻辑的驱导

第二章 资本逻辑内涵及逆生态性

一 资本逻辑的发生学考察

（一）资本的历史起源与本质内涵

（二）资本逻辑的生成及自反趋向

二 利润挂帅的经济理性：资本再生产与生态可持续相抵牾

（一）贪婪本性和适度旨趣的矛盾

（二）短期行为和长久理念的背离

三 物欲至上的消费理念：资本增殖与自然贬值的财富悖论

（一）资本主义狭隘功利的财富观

（二）“罗德代尔悖论”凸显生态财富的流失

（三）财富生产与需求实现相脱节

四 时空拓殖的运行逻辑：资本主义双重矛盾与人类生存危机

（一）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的一体性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与全局性失控

第三章 资本主义生态修复的悖谬

一 资本主义生态重建的谎言

（一）绿色技术法的局限

（二）自然资本化的荒诞

（三）风险转嫁论的贻害

二 “生态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

三 资本永恒论的历史终结

第四章 消解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一 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超越资本的绿色发展

（一）思想渊源：“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二）提出理据：生态危机是人的生存发展危机

二 以人为本：觅寻“主义之争”的重叠共识

（一）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实则是“资本中心主义”

（二）“以人为本”拒斥“以资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

（三）坚守人的立场：应对“生态中心论”者的挑战

（四）由对立性范式到交互式样态：目的行为和物质变换的统一

三 以什么人为本：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契合

（一）代内正义：“红”与“绿”的联姻

（二）代际正义：生态保全的共生理念

四 以人的什么为本：需要的首要性和双重解放

（一）立足于需要满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二）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余论

一 资本市场的阶段合理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张力平衡

二 “以人为本”驾驭“资本逻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旨趣

三 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意蕴及其实践逻辑

（一）厘清核心内涵，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建构

（二）补齐环保短板，绿色发展理念的机遇挑战

（三）协同三大举措，绿色发展理念的实现机制

（四）共享生态福利，绿色发展理念的目标愿景

参考文献

致谢

　　《资本逻辑论域下生态危机消解理路探究》：

　　三“四因说”背后的共同所指：“资本逻辑”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渡！”荷尔德林的诗句表征了人类生命不甘堕落的本真特质，而以上四类代表性观点正是对此的充分彰显和努力回应。无可否认，支配意念泛滥、人口繁衍失控、技术胡作非为与消费群体贪婪等说法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自然灾变的发生机制，也于不同程度上深化了对恶劣局势的实质解答，进而为消弭生态危机做出了极富启发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探索。但遗憾的是，它们在寻找解决措施的过程中，却企图剥离身处的特定历史境遇，独断地以为各自皆已达至对环境问题的终极认知，并孤立地由实证分析角度切入重建方案的具体运作。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主张相继失败，行动预案亦均告破产。

　　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我们亟须突破既有诠释框架校准批判的主题方向，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阈去检审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这样才有望避免再次陷进按葫起瓢的尴尬窘境，彻底跳出“边治理边污染”的恶性循环。而“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即捕捉到“四因说”表象背后是其所是的规定性，直击引致人地冲突的罪魁祸首。

　　（一）批判主题的转换：多元视角的聚焦

　　尽管已牢牢定格在公众意识里的上述论点包含着某些真理性因素，但因其反思理路囿于经验主义的感性直观，故而在追讨环境责任时注定是肤浅乏力的。诚如福斯特所言，“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家虽然做了大量努力来警示我们人类和地球所面临的危机，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问题的根源（甚或无法认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因为他们大都没有深入探究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问题。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正像汉斯·马格努斯·恩岑贝格尔指出的那样，由于对社会因素及其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缺乏认真思考，主流环保主义者，包括大多热心关注环境的科学家，其观点经常弥散着牧师布道的气味，‘预示未来灾难的恐惧与劝说逃避灾难的温和形成了鲜明对照’。”①更关键的是，仅仅诉诸革新价值观念、节制人口规模，抑或是重置购物方案、降低技术风险，都会有意无意地淡忘、阻滞甚至屏蔽索解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理论视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②，离开了对造成危机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考察和扬弃，生态问题就永无完结之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坚持贯彻了该原则——即从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原本”的批判，“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探源危机——才终于取得了如下共识：生态问题的全面爆发与资本时空拓延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和高度同步性，肇事者乃资本逻辑主宰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和《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两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者迈克尔·洛威的话很具代表性，他指认生态危机起因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该体系疯狂扩张的非理性逻辑和工业化进程，应当.为人类陷人生存窘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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