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申年（1908）河口起义研究_范德伟_9787516195796

　　发生在1908年的河口起义，是孙中山“十次起义”中规模大的起义，也是孙中山从依靠会党到策动清军革命的转折点。它开创的一省宣布独立的革命模式，为辛亥革命开辟了新道路。

　　《红河学院学术文库丛书：戊申年（1908）河口起义研究》从河口口岸的形成、崛起开始，将清政府的边防、中越边境地区的会党及孙中山在粤桂滇边的苦心经营，作为河口起义的大背景进行研讨；又从革命党成功策动清政府驻军顺利夺占河口，兵分三路北进，以及清政府的应对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最后检讨了革命军和清政府双方的善后处理论述了整个事件的巨大影响和意义。

　　1908年4月30日（农历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一日），中国同盟会在云南河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起义。起义的领导者主要有三人，即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黄兴也曾一度现身河口，但不到3天即离开。起义得到驻防清军的响应，队伍从二三百人迅即扩大到四五千人，乃分三路北上，进抵蛮耗、白河桥、古林箐一线。因饷弹不继、清军大举反扑等原因，革命军于5月26日（四月二十七日）放弃河口，转战于中越边境地区，直到数月后被法方缴械遣散才告失败。这就是现在通说的河口起义。

　　这样的解释简明扼要，但当时的历史显然要复杂得多。仅就其“震惊中外”这一说，今人似乎就难以想象。要知道，这次起义能够被孙中山列为“十次起义”之一，能够为辛亥革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为研究河口起义，梳理相关史料和前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前人研究综述

　　前人对河口起义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研判。

　　第一，对河口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述，以国民党党史专家冯自由和邹鲁的著作影响最大。冯自由、邹鲁均为国民党元老，身兼革命的亲历者、记录者与研究者等多重身份。1928年，冯自由初版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中编），次年邹鲁亦初版其《中国国民党史稿》四篇。两人的书中均对河口起义列有专章——《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是“第四十八章戊申河口之役”，《中国国民党史稿》是第三篇（甲）之“第十六章戊申云南河口之役”——做比较系统、详细的叙述。此后，冯自由仍旧笔耕不辍，一是续其《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篇，二是为《逸经》文史半月刊撰稿。抗日战争时期他将二者编辑为《革命逸史》分集出版，到1948年出版到第5集，稍后完成的第6集因政局变动未能出版。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才以“内部发行”形式在删除他人撰写的序言和题词后，将6集全部出齐。2009年，新星出版社又推出新的完整版。在《革命逸史》第5集中，冯自由将原来的“戊申河口之役”改名为“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

　　冯自由、邹鲁的叙述之所以影响大，是因他们自己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具有实录性质，他们亦自称他们的记录是来自当事人。如邹鲁在修订《中国国民党史稿》时说：“本书增订所据之材料，除亲自主持者来件及著者本人所知之者外，其他材料，必另询与事件有关系之人证实，始敢采用。”冯自由则称：“本书材料搜集二十余年，无一字无来历。除著者躬亲参与者外……防城镇南关钦廉河口诸役事实，系得自黄克强王和顺黄明堂诸君。”因此对他们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综述亲历者、知情人的回忆。而且，他们的著作中，还有河口起义主要领导人黄兴、黄明堂、王和顺等人的传记③，有助于读者拓展了解相关原委。

　　《红河学院学术文库丛书：戊申年（1908）河口起义研究》：

　　第二节河口起义的意义和影响

　　河口起义的意义和影响，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肯定。仅就现在学术界所承认的，即河口起义是孙中山从策动会党向策动清军转变的转折点，亦足以令人为之刮目相看。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清那特定的环境中，与其他起义相比较，研究其性质、其规模、其对双方的影响、其地位和意义，我们会发现，河口起义有许多方面被忽略了。

　　河口起义是辛亥革命前一次声势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影响也最大的革命起义，它集会党游勇的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兵变、同盟会革命方略等多种因素于一身。

　　一河口起义是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革命起义

　　河口起义的规模，就参加人数而言，并没有1906年12月的萍浏醴起义那么多，但就声势而言则超过萍浏醴起义。萍浏醴起义虽然参加人数多达数万，且有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几人参与策动，打出了“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的旗号。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承认“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但并没有将之列入“十次起义”，而是视之为“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虽然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孙中山“把西南边境起义当作同盟会正统的策略措施所产生的一种偏见，很明显，萍浏醴起义应当作为同盟会领导的首次起义而载入史册”。但这不能改变此次起义浓厚的旧式会党暴动的色彩，也不能改变孙中山没有将之视为“十次起义”之一的观感。在孙中山看来，组织同盟会，就是鉴于过去各自为战使革命难以成功的教训，要将所有革命力量纳入同盟会，统一规划，以同清政府决战。萍浏醴起义是在同盟会建立后发生的，却不在同盟会计划之内，仍旧沿袭各自为战的做法，因此，孙中山并不赞同，也就没有将之纳入“十次起义”。

　　所谓“十次起义”，是孙中山在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时所列的历次失败，从第一次失败到第十次失败，分别指1895年的“乙未广州之役”，1900年郑士良等在惠州发动的“庚子之役”，1907-1908年在粤桂滇发动的“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1910年倪映典指挥的“广州之役”，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孙中山早期革命的这些次失败，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十次起义”，如台湾所编的大型革命历史文献《革命文献》第67集，便以“十次起义史料”作为主题。

　　在十次起义中，在历史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当数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英名及事迹，也一直为人们所传颂。此次起义失败未及半年，武昌起义（10月10日）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又未及半年，清王朝宣告灭亡（1912年2月12日）。黄花岗起义与武昌起义的关联性，因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伟人的宣传而为世人所公认。讲辛亥革命，必讲武昌起义；讲武昌起义，亦必讲黄花岗起义。孙中山认为：“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更有感人肺腑之言辞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相比之下，其他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被用数字囊括在内而已，如多次起义之类。那么，是不是黄花岗起义的规模宏大，超越其他次起义呢？肯定不是。上述引文，已经可以看出，孙中山等人之所以最看重黄花岗起义，是因为党人精英在此役中牺牲的惨烈及其影响所造成的时势，而非起义规模的庞大，也非起义声势的浩大。而且，孙中山似乎忘记了其所定的革命方略是策动清军，而不是黄花岗起义那样齐集党人去搏杀。武昌起义正是策动清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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