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研究（第8辑）_王德保_9787516198766

　　《韩愈研究（第8辑）》所收论文涉及韩愈诗文创作与理论再评价、韩愈思想与韩愈文化研究、韩愈诗文版本校勘与流传、韩愈的接受史与海外“韩学”研究、韩愈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其与地域文化及地方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等诸多方面，汇聚了包括张清华、阎琦、曾楚楠等“韩学”研究专家和胡阿祥、郝润华、杨国安、刘宁等“韩学”中坚以及丁恩全、丁俊丽、杜学林等“韩学”新锐在内的新研究成果。可以说，无论是从研究视野的开拓、研究方法的运用，还是从文献资料的发掘、文本解读的创新来看，这些论文都足以代表当前“韩学”研究的成绩与方向，显示了“韩学”研究的深厚基础与勃勃生机。

　　《韩愈研究（第8辑）》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韩学”研究的持续深入，引领“韩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各位领导、与会的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切磋“韩学”研究心得，交流感情，应当感谢宜春学院的领导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先生们的积极筹办，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的积极协办，江西省宜春市领导的支持。我代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和全体与会同志，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阅读了前年、去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韩学”研究论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广，特别是年轻学者的文章居多，前所未见，“韩学”研究已成显学，可喜可贺！这也正应了20世纪末我会已故顾问傅璇琮先生“‘韩学’的建立，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以说适其时也”之语。也如我们的老会长卞孝萱先生谆谆告诫我们的“建立‘韩学’，必须从基础作起，才能像建高楼大厦一样，基固楼坚，巍然屹立。”我们大家是这样做了，且一定会将先生的教导发扬光大，把“韩学”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

　　这些文章中，特别勾我眼球的是宜春、南昌同志的文章，他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揭示了韩愈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为筹备这次研讨会，去年我和副会长兼秘书长杨丕祥同志曾到宜春、南昌，在宜春市社联罗名鑫主席、史志办袁赣湘同志、宜春学院高建青同志以及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王德保院长的陪同下.考察了宜春、南昌等地有关韩公遗迹，很受鼓舞。使我感动的是，他们为宣传韩愈文化，迎接韩愈学术研讨会，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袁山峰顶，修建了可以一窥宜春全貌的昌黎阁，还正在兴建欲与江南三胜比美的多胜楼，且以韩诗命名，足见宜春的领导和同志们对“韩学”研究和韩愈文化的重视；在南昌滕王阁正面雄伟汉白玉的基座石璧上，工笔大字镌刻着韩公的《新修滕王阁记》。他们没刻王勃的《滕王阁序》这篇名文而刻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足见江西的领导和同志，清楚地认识到韩愈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社会影响。

　　中央提倡发掘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鉴于此，使我回忆起韩愈研究会成立以来的许多往事。孟州原是个不很开放的内陆小康县，由于省委领导重视、孟县领导有见识，1992年4月在洛阳牡丹盛开的季节，由省委宣传部牵头，报请中央宣传部发文批准，举办了由外域七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学者一百五十人参加的“孟县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成立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学术搭台，经贸唱戏，又有千余人参加了经贸洽谈会。经过这次规模宏大的学术、经贸活动，孟州举起了韩愈的旗帜，孟州的名声一下在国内外传开了。使孟州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先是成为全省十八罗汉之一，经济发展的速度名列全省前茅。随之，一个不足三十万人的内陆小县，被国务院率先批为县级市，韩愈墓祠被批为全国文保重点。而今，韩愈故里孟州，真可谓门里吹喇叭，名声在外了。潮州由县级市提升为地级市，又是历史文化名城，与韩愈文化在潮州的积淀，潮州领导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潮州同志们对韩愈的研究，对韩愈文化的宣传密不可分。阳山的领导和同志也看到了这一点，于2005年举办了高层次的“阳山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但把韩愈留给阳山的文化遗产充分发掘出来，展示在世人面前，使与会学者为之惊叹：各地韩愈留下的文化遗迹，阳山为最。这些文化遗迹受到阳山、连州的重视，龙宫滩景点开发的规模之宏大，粤西北山区为空前，而阳山经济发展之迅速，由阳山整体面貌的改观，可以做证。令人可喜的是：少年韩愈曾经寓居的宣城的几位同志也来参加会议，并表示有意举办一届“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宣城的加盟，与孟州、潮州、阳山、宜春打出了共举韩愈文化的旗帜！可见韩愈文化之旗如日中天，必得更加发扬光大！

　　总之，开掘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地方文化的实力，对地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韩愈文化之旗当举之再举，让不断深入发展的“韩学”研究，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谢谢大家！

　　《韩愈研究（第8辑）》：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是在唐代古文运动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改革运动，而这场运动最大的特点便是“尊韩”，其领袖欧阳修有言：“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记旧本韩文后》）作为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王安石则对韩愈的学说、著作、行事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可谓是“非韩”的代表人物。诚然，在王安石之前的唐宋学者中，已不乏贬抑韩愈之说，如僧人契嵩的“非韩”就颇有代表性；就连被视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对韩愈的态度也会有所保留，如他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对其不善穷处的毛病给予尖锐批评。类似这样对韩愈褒中之贬抑在宋代文人时或有之，但唯有王安石对韩愈的评价与时人迥异，且以贬抑为主。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他们“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有之，则自王荆公始矣”。

　　要弄清王安石对韩愈的态度，不妨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观察。从纵向来看，王安石对韩愈的认识经历了从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嘉祐二年（1057年）大约可看作一个比较明显的界限，之前他对韩愈基本上是颂扬为主，如22岁考中进士后签书淮南判官时曾模仿韩愈《争臣论》风格作《上田正言书》；是年所作《送孙正之序》进一步把韩愈和孟轲相提并论，并将“孟韩之心”作为学习典范；26岁所作《上人书》云：“自孔子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他在《寄（孙）正之》诗中忆及年轻时的学习生活时说：“少时已感韩子诗，东西南北俱欲往。”还有更多其他作品都表明年轻时期的王安石对韩愈多有崇拜。而嘉祐二年所作的《奉酬永叔见赠》诗，标志着王安石对韩愈态度的转折。

　　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云：“王荆公初未识欧阳文忠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日：‘他日倘能追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嫌。”对王安石的《奉酬永叔见赠》诗，学界早有不同解读，此不赘述，但由此而引发的王安石“尊孟抑韩”却贯串其后半生。如果说如《秋怀》中“韩公既去岂能追，孟子有来还不拒”之类的表达尚属含蓄，那么“退之道此尤隽伟，当镂玉版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和董伯懿咏裴晋公平淮西将佐题名》）、“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不费精神”（《韩子》）之类的批评则已是毫不留情。

　　从横向看，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荆公与退之学术文章以及立身行事，皆有贬词”。但与此同时“荆公诗语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几”。顺着这一思路，笔者认为王安石对韩愈的评价应该从褒贬两个方面来理解。

　　先从贬抑的一面看。

　　关于韩愈的学术思想。一般认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有二：一是尊崇儒学，排斥佛老；二是推尊孟子，建立道统。其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五原”之《原道》《原性》两篇文章里。对于韩愈的儒道学说，王安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批评和质疑。

　　首先，认为韩愈不知道德。韩愈《原道》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对于韩愈所建立的儒家道统论，王安石与北宋前期的多数文人予以基本接受不同，他认为“韩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此为不知道德也”（《答韩求仁书》），矛头直接指向韩愈的《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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