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滑县木版年画图片97幅，作者在破解年画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历史文化背景、发展历程、艺术特色、多元化价值、制作工艺、年画艺人队伍等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和介绍，具有较高的文化含量与史料价值。

　　一种失落的文明，中州大地上一个被遗忘的历史辉煌——引自冯骥才《豫北古画乡发现记》
　　滑县木版年画，有极其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其民间信仰更多的表现出原发性和本土化。其表现形式则展示出更多的自主性和随意性。神像画和家堂、族谱是滑县木版画的鲜明主题，扇面戏文故事则堪称中州一绝。
　　滑县木版年画真实地记录了农耕时代的本土信仰，弥足珍贵。它的发现，为研究农耕时代中原地区多元的民间信仰，提供了极有学术价值的物证。

　　大约是旧历腊月二十几的一个晴朗的上午，《河南科技报》副刊处的吕晓先生和记者处的尚玮民先生，突然来到我的住所，并带来一位客人，经吕晓介绍，得知来客是原滑县文化局局长魏庆选先生。我曾在省文化系统工作近半个世纪，现已退休，我在工作岗位上所熟悉的那一批市、县文化干部，眼下基本上都已陆续退离工作岗位，所以，虽然我和魏先生同为河南文化系统的干部，但彼此之间并不相识，我想，这也正是魏先生之所以找到他的好友吕、尚二位先生专程向我引荐的原因吧。
　　一番寒膻之后，魏先生从手提袋中，拿出一摞厚厚的书稿，书名是《滑县木版年画》，魏先生十分谦逊、诚恳地提出，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序，我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这是因为我作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委员会的成员，对滑县木版年画尤为关注，自觉责无旁贷。
　　说来话长，我自上世纪50年代，在原平省文化局参加工作以后，因工作之需，曾多次接触到新乡市的木版年画，1954年初，前平原省撤销后，我被调到河南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具体工作是运用胶印现代印刷手段，编选出版新内容的门神年画（我本人也积极投入创作），记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旧瓶装新酒”，其目的是用新年画形式逐步取代传统的木版水印神像画。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黑发青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曾一度兴旺、发达红得发紫的胶印年画，如今竟然无声无息地退出市场，然而倍受冷遇的木版年画却依然顽强地存活在民间这一现象的确发人深思。
　　在我的印象和记忆中，传统木版年画在建国后，始终是灰溜溜的，学术、理论界的态度也是低调的，或回避，或格外谨慎小心，文化工作者更怕“引火烧身、自寻烦恼”。冯骥才先生在《豫北古画乡发现记》序言中，曾感叹：“一个有声有色，五彩缤纷，活态的年画产地，一个作品曾远销东北与西北的黄河流域的北方年画中心，在已知众多神州木版年画中，却从未露过面。”其实，何止是滑县木版年画，就连眼下被尊称为“中国木版年画源头”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建国以来，何曾有过煌？我手头有五种s0年代至70年代不同版本的《中国美术史》，其中有四种在在论及中国木版年画的品种时，口径十分一致，即天津杨柳青年画，江苏桃花坞年画，河北武强年画和山东潍坊年画。只有一本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查阅该书作者，原来竟是河南内黄人，这也就不奇怪了。话说回来，难道编著《中国美术史》、《中国版画史》的诸位学者、教授们，都不熟悉中国历史，不知道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历史价值吗？答案肯定是“否”！原因无非是“祖宗孝道”是封建宗法制的产物；神像画更有宣扬“封建迷信”之嫌！在极左风暴一浪高过一浪的那些年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分良莠，一律被斥之为“糟粕”，因此，具有千年历史，早已名声在外的朱仙镇木版年画也只能长年坐冷板凳。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命运尚且如此，更具原生态民间信仰的滑县木版年画就更无人敢于问津，甚至避之犹恐不及呢。
　　我再次提起那实在不堪回首的年代，是想说明我们今天能够有可能去“发现”、“抢救”、“保护”那些被遗忘、被抛弃的“明珠”，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的撞击，迫使国人冷静思考，深刻反思，人们对辉煌的历史被遗忘，灿烂文明被肆意践踏而感到痛心。乌云散去，艳阳高照，国家进入现代化，历史受到尊重。人们开始懂得民族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对提高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政府行为，这就为我们抢救、保护非物质物质上的巨大支持，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做些事情了。
　　……

　　魏庆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滑县木版年画研究会会长，滑县文化局（旅游文物局、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现任中共滑县县委老干部局局长。曾出版《滑县民间故事集成》、《滑县民问歌谣．谚语集成》、《滑县饮食文化》、《滑县民俗文化》，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其中《滑县民间歌谣·谚语集成》、《滑县民间故事集成》分别获得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滑县民俗文化》获得安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草莽觅踪
一、惊奇的发现与详细的调查
二、深沉而浑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三、悠久而遥远的历史渊源
四、庞大的艺人队伍
五、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六、丰厚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七、多元化的珍贵价值
八、独具个性的艺术特色
九、滑县木版年画与其他木版年画之比较
十、古老而独特的制作工艺


分类赏析
一、神像
二、族谱
三、对联
四、花鸟虫鱼
五、山水人物
六、戏曲神话故事
七、水浒纸牌
八、纸马灵符
后记

　　草莽觅踪
　　滑县木版年画，一个古老而崭新的木版年画品种。它深藏民间数百年鲜为人知，2006年被发现后才一鸣惊人，从而引起了众多媒体、专家学者和收藏爱好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滑县木版年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画品种？它的历史渊源是怎样的？它的制作工艺是怎样的？它有哪些品类？它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它有何价值？它与其他早已名扬全国的年画品种有何不同之处？所有这些，至今统统还是待解的谜。这些谜吸引着人们，也困惑着人们。很多人想了解它，想研究它，想弄懂它，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本书以作者长期的艰辛与努力所取得的调查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试图给读者一个关于滑县木版年画的完整而正确的概念。
　　一、惊奇的发现与详细的调查
　　（一）
　　2006年初夏，慈周寨乡一个叫韩建峰的农民经本乡党委书记刘向东引见到我办公室，拿了一捆没有涂色的木版年画，还从一个破编织袋里掏出两块木版年画老画板。韩建峰把那捆木版年画放在地板上，一张一张地展开来给我介绍。韩说这是他们村里的东西，他们村的木版年画起源于明清时期，解放前产销量很大，远销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衰落，现在已经失传了，不知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韩还说最近外地常有人来村里收购。
　　我听后觉得很奇怪。既然这些东西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而且影响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然而，待我仔细审视这些古版年画的内容之后便不难发现谜底了，原来，这些木版年画画的几乎全是头上罩着光环的神像、族谱、八仙等等。这样的内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被视为封建迷信、“四旧”。虽然过去这些神像、族谱在民间广为流行，家家张贴供奉，但始终是悄悄的。当然，制作这些木版年画的家庭作坊也都是“地下作坊”。除了一些经营多年的木版年画批发商之外，谁也不可能打听到那些木版年画究竟是哪里制作的。像我这样建国后出生的滑县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内情了。我对木版年画知之不多，但我早就知道杨柳青年画和朱仙镇年画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所以，我看了之后觉得也许这些破旧东西应该属于文化遗产。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朱仙镇年画都已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这里有着这么古老的东西居然还“藏在深山人未识”，岂不是太遗憾了。但是，它究竟有没有价值，这要专家说了算。于是，我想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冯骥才先生。
　　与冯先生电话预约非常顺利。我给他说我有老木版年画给他看。他问是老版的还是新版的？我说是老版的。他听说滑县有老木版年画感到很惊奇，就爽快地答应我一周后见面。这使我感到意外的高兴。冯骥才先生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画家，此外还有很多头衔。这么大的名人竞被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轻而易举地预约了？
　　7月24日下午，我带着慈周寨乡乡长马凯和农民韩建峰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如约拜见了冯骥才先生。简短的寒暄之后，我把一卷木版年画摆在冯先生面前的地板上，并为冯先生一一展开。冯先生把十多幅年画一一审视后兴奋地说：“有价值，有特色。”冯先生问滑县在哪个位置，又问离开封的朱仙镇有多远，又问我们的木版年画在历史上销量如何。听过我们的介绍后，冯先生流露出好奇的神色，说：“想不到滑县离朱仙镇这么近，画的风格居然相差这么大。”
　　冯先生当即表示要把滑县木版画收入他亲自主持编纂的中国木版年画丛书。当我邀请冯先生到滑县指导时，冯先生爽快地答应说他要到滑县实地考察。
　　（二）
　　四个月之后，也就是2006年11月25日至27日，郑州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经验交流会暨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表彰大会，冯骥才先生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应邀出席会议。还是早在十天前，也就是11月15日中国文代会和中国作协代表大会闭幕之际，冯先生就在北京发手机短信告诉我，说“我25日去郑州会访滑县”。临近郑州会议召开之际，我和省民协夏挽群主席说起这件事，我们都估计冯先生可能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利用参观殷墟的机会来滑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25日上午刚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和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表彰大会，当天下午就急匆匆来滑县了。
　　我们既没有想到冯先生来滑县这么急切，更没有想到冯先生来滑县这么坚定，因为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冷风搅着雨雪在中原大地上已经肆虐了三天，郑州在下，滑县也在下，而且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寒风凛冽，道路结冰。郑州到滑县有150公里路程，这样的天气长途行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然而，冯先生真的来了。
　　要考察的村子叫前二村。尽管天气寒冷，但前二村这天却显得特别热闹，村里村外聚集了很多人。我是去郑州接冯先生的。我的车走在最前面，前二村进入我的视线时我就感受到这个偏僻的村子已经沸腾了。前二村正在修街里的路，汽车只得停在村外三百多米的路口。车没停稳我就先下了车，赶紧喊着慈周寨乡的领导为冯先生拿雨伞雨靴。我问马凯乡长雨靴是多大号的，马乡长说是44码的。没想到冯先生一听是44的，就说穿不上，他平常穿46码鞋。这使我突然感到很窘迫，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街里的路都给翻起来了，现在是一滩泥一坑水的，不穿雨靴根本就没法进村。冯先生看我为难又尴尬，就笑着说：“没事，你给我找两个塑料袋子就行了。”这倒是个很好的补救办法。我朝马乡长喊，马乡长说派人到村里找吧。这时雨雪还在下着，冷风嗖嗖刮着，在车周围迎候的人有市政协副主席刘晓廷，县委书记刘国连，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平，县委常委、副县长古松等，还有拿着工具的记者们也都在往前凑，哪里还能等得及回村里找塑料袋子？正不知所措，忽见一个人抱了两双新雨靴，雨靴上都套着塑料袋子。我灵机一动，立马把雨靴上面的塑料袋子捋了下来。冯先生很从容地把两个塑料袋子套在脚上，从小车里钻了出来，他魁梧的身躯立在了中原乡间的田野上。
　　冯骥才先生和迎接的人们打了招呼，向田野和村子望了望，顿时有些兴奋。我和他的弟子们搀扶着他，为他撑着雨伞往前走。刚接近村头他就停下来，举起手里的数码相机对着村边的民房和田野拍照。中午一点钟我在郑州黄河迎宾馆刚见到他时，感到他精神状态不是太好，明显不如七月份我第一次见他时的精神状态。出了黄河迎宾馆之后我忽然想起伏天里我和他通电话时他说过“最近身体不太好”。但从他在前二村村外从小轿车里钻出来的一刹那，他那种略显憔悴的面容就再也找不到了，全然不像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他在我们的搀扶和簇拥下一脚泥、一脚水地艰难行进着，从麦田边，从水沟上，从小胡同里，扶着小树，扶着断墙，深一脚浅一脚，每一脚都很艰难，每一脚都很坚定。队伍排得很长，陪同的省民协夏挽群主席、市县领导刘晓廷、刘国连、刘平、古松等，和工作人员一起，有的在前面领路，有的跟在后边，大家都只顾看路，没有太多的话说。
　　我们一边艰难地行走，冯先生一边风趣地对我们说：“那次去武强考察木版年画也是这样的天气，也是这样的泥路。”他身边的弟子们笑着说：“看来现在要想发现点儿文化遗产，就非得走点儿这样的路不可。”
　　在农民韩建峰的家里，冯先生看得非常仔细，既看画，又看老印版，最后还看了刷印过程。他边看边问，还不时拿出相机亲自拍照，有的画反复看，看过一遍回头又看，足足看了两个小时。如果不是郑州那边晚上有公务活动催着要走，冯先生肯定还要多看一阵。
　　冯先生对滑县木版年画的评价很高，高得出乎我的预料。他对着各级领导和媒体兴致勃勃地发表了感受，从木版年画的内容到制作技艺到画的风格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与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特别是朱仙镇年画进行了对比，足足谈了七分钟。他说：“滑县木版年画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一个惊人发现。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冲刷，滑县还保存着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还有这么活态的印刷，这是罕见的。从内容到技艺、刻版、文画结合到手工活体印刷，整个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豫北地区重要的民间文化发现。”次日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大河报》、河南电视台、安阳电视台等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滑县木版年画一鸣惊人。
　　（二）
　　从农民韩建峰第一次抱着年画和画板到我办公室算起，直到冯骥才先生莅临滑县的几个月时间内，我一直以为在滑县只有韩建锋家里才有画版，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除了韩建峰家之外其他人家还有很多老画版。但是，冯骥才先生来滑县之后，我感到既然滑县是一个重要的年画产地，那么这个年画产地到底有多大范围，有多少户还藏有老画版，必须弄清楚。否则，将会造成历史性的遗憾。我作为文化局长，必须把滑县木版年画的全貌弄清楚，将来向社会公布的滑县木版年画一定要是滑县木版年画的全貌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我把视野迅速扩大到韩建峰家之外的其他农户、李方屯之外的其他村庄以至于滑县全境，采取官方的、民间的等多种渠道去搜索。果然，不久我就听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说是在前李方屯村，除了韩建峰家之外，还有很多人家藏有大量老画版。然而同时，我从很多渠道也听到了很多复杂的议论，村里有很多老艺人和一些家里存有老画版的人想见到我，但是他们有顾虑。这使我感觉到前李方屯村情况的复杂。费尽周折之后，终于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一位知情人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与前二村同属于一个自然村的前一村的老支书，他在电话里把与韩建峰家仅一街之隔的前二村村民韩丙民介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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