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国魂——23位河南籍抗战英烈谱_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_9787534785306

选择河南籍的23位抗战英烈，以时间为线索，记述他们的人生轨迹特别是抗日壮举。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富含哲理的教科书。7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已经渐去渐远，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当我们回看历史，抗战英烈面对滴血的刀枪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与从容、刚烈与无畏，依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惜杀身成仁、马革裹尸的崇高英雄气概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有23名河南籍抗战英烈，他们是：吉鸿昌（扶沟）、郑廷珍（柘城）、赵崇德（商城）、叶成焕（新县）、沈东平（舞阳）、陈锦秀（固始）、陈德馨（鄢陵）、理琪（太康）、韩明柱（新县）、杨木贵（南阳）、杨靖宇（确山）、官楚印（新县）、董天知（荥阳）、谢家庆（光山）、鲁雨亭（永城）、邢清忠（嵩县）、燕鼎九（新蔡）、孔庆同（新县）、汪洋（台前）、肖永智（新县）、彭雪枫（镇平）、桂干生（罗山）、宋学义（沁阳）。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将士，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他们舍生取义，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奋起抗击，浴血奋战在长城内外，白山黑水，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他们是河南人民的优秀儿女，也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英雄。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万古长青。
　　先烈血沃中华，忠魂千秋不朽。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原国魂——23位河南籍抗战英烈谱》。今天，我们缅怀这些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追念他们为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镌刻在历史丰碑上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同样，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国捐躯、为民族独立而慷慨赴义的无数的无名英雄们，他们永远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们的英灵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们的奋斗与牺牲，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而我们对他们的最好告慰，就是铭记历史，继往开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勇往直前。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参考了《河南党史人物传》《抗日英烈谱》《共产党抗战英杰——救亡先驱录》等著作和部分网络资料、图片，河南一些市县的党史部门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水平有限，资料局限，书中难免存在遗漏，不当之处，恳切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本书编写组
　　2015年8月

　　吉鸿昌
　　吉鸿昌，字世五，原名吉恒立，1895年10月18日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丧母，父亲吉茂松，为人豪爽，在镇上开小茶馆维持生计。由于家道贫寒，吉鸿昌从小就在茶馆帮父亲打下手，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靠着闲暇之余在私塾外旁听，他竟也粗识几个字。受父亲的影响，吉鸿昌从小就养成了刚直倔强、富于正义感的性格，喜欢打抱不平。1909年至1913年，因生活所迫，吉鸿昌两次离开家到外地当学徒，受尽欺凌，深切地感受到人世间的黑暗，更加激发了他的反抗意识。
　　1913年秋，冯玉祥在河南郾城一带招兵，不满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里到郾城投军，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部队里，吉鸿昌吃苦耐劳、智勇正直，因胆大敢说真话，被称为“吉大胆”，深得冯玉祥的赏识，被选入模范连受训。1917年7月，吉鸿昌被调到冯玉祥的手枪队，不久，被提升为连长。1921年，陆军第11师成立，冯玉祥任师长，吉鸿昌被提升为该师21旅43团3营营长，其间，他把父亲的遗言“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烧制在细瓷碗上，勉励自己廉洁奉公。1925年1月，吉鸿昌调任绥远都统署任副官处处长，就任后，他一边对新兵进行救国爱民思想教育，一边加紧军事训练，还经常在练兵之余率领官兵帮助附近农民干活，深受当地百姓拥护。同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尽管吉鸿昌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他始终牢记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遗训，平时省吃俭用，用攒下来的钱资助他人。他回乡探亲时，曾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老家吕潭镇兴办了一所学校，并立下校规：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所部，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后奉命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解了西安围城之困。1927年4月，第36旅扩编为第19师，吉鸿昌任师长，驻防潼关。此时，吉鸿昌结识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并支持他们在第19师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吉鸿昌本人也学到了许多新鲜的革命理论和思想。1927年5月，吉鸿昌奉命率部会同北伐军进攻河南，相继攻占洛阳、巩县（今巩义市），又在巩县附近黄沙峪抢渡黄河，并亲笔写下“天堑飞渡”四个字，立石于黄沙峪以示纪念。之后，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系军队被打得落荒而逃，河南局势暂告稳定。因英勇善战、所向披靡，吉鸿昌所部被赞誉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中的“铁军”，名声大震。
　　因同情、保护共产党人，1928年吉鸿昌被免去师长之职，调往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第19师的番号也被取消。尽管如此，在“陆大”学习期间，吉鸿昌仍常和共产党人秘密来往，借阅革命理论书籍。同年秋，吉鸿昌被任命为第30师师长，赴甘肃剿匪。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主政宁夏期间，吉鸿昌兴利革弊，整治军队和吏治，推行回汉合作的民族政策，还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受到西北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戴。1929年年底至1930年年初，第10军缩编，恢复第11师的建制，吉鸿昌重任师长，他大力支持共产党员李子纯等人在第11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出资成立了行军图书馆，丰富官兵的文化生活。
　　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从宁夏出潼关上前线作战。9月，冯玉祥战败。为保存实力，吉鸿昌接受蒋介石改编，被任命为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受蒋介石派遣进攻鄂豫皖苏区，驻扎在潢川、光山一带。
　　在共产党的长期影响和帮助下，吉鸿昌不愿打内战，对攻打红军十分反感和厌恶。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吉鸿昌却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并向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进步思想，而且还与鄂豫皖苏区联系，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1931年夏，吉鸿昌在潢川组织部队起义参加红军的意图被蒋介石察觉，蒋介石派大军将吉鸿昌部团团围住，致使起义计划失败。随后，蒋介石无视吉鸿昌要求参加抗战的请求，解除了他的兵权。9月23日，吉鸿昌被迫登上了“出国考察”的轮船。
　　在国外考察期间，吉鸿昌强烈地感觉到中国人在国外备受侮辱和歧视，这深深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小木牌，工工整整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佩戴在胸前，显示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信。而且每到一处，他都向当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呼吁世界各地的华人团结奋起，抵御外辱，还通过回答记者提问的方式，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种种罪恶行径，其一片赤子爱国心，感召日月。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立即结束欧洲之行，乘船回到上海，与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代表秘密见面，商谈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大计。回到天津后，吉鸿昌积极联络各种抗日爱国力量，为抗击日本侵略奔走呼告，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多方筹措经费，购置枪械，支援抗日前线，同时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建立联系。他还亲自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联络发动旧部，策划起义，投奔红军。不幸的是，起义再次失败。尽管革命的道路充满艰辛和曲折，吉鸿昌却不曾放弃抗日救国的初衷。同年11月，吉鸿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3年3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吉鸿昌到达张家口，和冯玉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动员孙殿英一起共同组织抗日军。5月，吉鸿昌同冯玉祥、佟麟阁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举起抗日义旗，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佟麟阁任第1军军长，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6月，吉鸿昌被任命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在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同盟军将士在吉鸿昌的指挥下奋勇杀敌，一路向察北进击，相继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随后进攻多伦，经过五天五夜的激战，于7月中旬收复多伦。同盟军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收复察北四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抗日的第一次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救国救亡的希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日同盟军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两面夹击，处境困难。无奈，冯玉祥宣布辞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一职。日军飞机轰炸多伦和沽源，并向多伦大举进攻，吉鸿昌奉命率部撤出多伦县城，多伦民众自发到街头为同盟军送行。
　　8月，抗日同盟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张北县二泉井村成立，吉鸿昌当选常委。吉鸿昌率领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赴商都，打算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后西去。但蒋介石派部队围追堵截，抗日同盟军困难重重，死伤甚多。考虑到商都守军高树勋已接受蒋介石的收编，吉鸿昌只好率部东进河北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商定共同行动。9月，吉鸿昌和方振武两军会合后，改名为“抗日讨逆军”，坚持“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继续抗日，与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周旋于昌平、高丽营、大小汤山一带。10月，吉鸿昌、方振武率抗日讨逆军先后突出东山口。与敌军冲突后，吉鸿昌又率部进击九里山，进驻南庄、北庄一带。接着，吉鸿昌又率部开往小汤山，占领了葫芦河与大柳树村，因大柳树村不宜防守，全军退守葫芦河。敌军向葫芦河一带发起全线进攻。吉鸿昌身先士卒，率领抗日讨逆军猛烈还击，歼敌一个团。之后，吉鸿昌、方振武率部撤出小汤山地区，至顺义县城西北之三家店、衙门村和东西杜兰庄一带宿营。敌军向抗日讨逆军驻地大举进攻，日军飞机轮番向驻地投弹轰炸，抗日讨逆军躲避不及，伤亡惨重。至此，吉鸿昌和方振武的抗日讨逆军因四面受敌、弹尽粮绝而失败。
　　为保存抗日火种，另谋抗日出路，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军部同商震谈判。但是，一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吉鸿昌与方振武就失去了自由，被送上红万字会的汽车载往北平。途中，吉鸿昌对红万字会和商震派出的随员晓以抗日爱国大义，并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吉鸿昌又寻机巧妙摆脱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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