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北京_顾钧_9787534783265

本书研究民国时期，主要集中在1930-194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第一批美国学人，他们是美国最早一批以汉学研究为留学目的的学生，他们在北京的研究工作和回国后的著述和活动为美国二战后的汉学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有费正清、毕乃德、顾立雅、恒慕义等重要的美国汉学家。本书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总序二
　　张西平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出版已经十五年了，当年是任继愈先生写的总序，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他对“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的关心和指导至今仍是我们考虑这套书的出发点。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大大深入了。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国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汉学或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唯有如此，才能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同时也应看到，海外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从晚明时开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完全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这就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而且在1814 年的法国，他们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更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05 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经学解体，中国知识的叙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这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由苏联传来的。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自己的知识系统的独立发展已经中断了，而帮助我们建立这套现代学术体系的人中，西方汉学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了解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者中国学），我们就搞不清我们自己的近代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变迁。
　　更为重要的在于今天中国崛起后，我们希望走出百年欧风美雨对我们的影响，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如果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了解域外中国文化研究，不这样，我们自己的近代到当代的学术历史就搞不清，中国学术的当代重建也是一句空话。
　　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了让中国学术回到世界学术的中心，为了重建好自己的学术系统，我们都必须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
　　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呢？以下三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要了解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不然会闹出笑话。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海外中国学书系”“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列国汉学史”等多种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受到了欢迎。我们对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传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这些国外的中国研究时，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学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万不可以为，他们讲述的是中国的知识和内容，就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他们。对待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最后，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在当前的世界学术话语中，无论人文学术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未在国际学术领域展开，中国研究，这个原本属于我们掌握话语权的研究领域，在国际范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明显。近年来有所好转，但基本格局尚未扭转。因此，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波的学术论争也可能是和西方的汉学家们之间展开的。在解释中国文明与文化，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中有些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我们深思，有些则明显是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和他们展开学术性的讨论。所以，在与国外汉学家们打交道时，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世界的重心在向东方转移，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大的趋势，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都是地域性的文明，同时都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一切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看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更不应如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熟悉国际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学习汉学家们的宝贵经验，理解他们在跨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的同时，纠正他们中一些汉学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与其展开学术的对话。这是更新我们的学术和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我们面临的双重任务。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学术重建的必由之路。
　　……

　　二
　　费正清第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在北京撰写，并发表在北京的英文学术刊物《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
　　这篇题为《1858 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的论文围绕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为什么鸦片输入中国为合法这一条款会被写入1858 年11 月8 日中英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是由于英国的武力逼迫（这是普遍流传的看法），还是有其他原因？
　　中国人对鸦片并不陌生，制造鸦片的罂粟早在唐代的文献中就提到过，但只是用来入药。吸食鸦片的方法则是17 世纪以来从传入中国的吸食烟草的方法发展来的。一般说来，服用鸦片的其他国家民众都是把鸦片从口吞食到胃里去，唯有中国人是吸食的。外国鸦片流入中国始于18 世纪初葡萄牙人的贩运，开始时每年只有几百箱，但随着中外贸易特别是中英贸易的扩大，鸦片的进口量越来越大，到1836 年已经达到一年两万箱之巨。③ 鸦片不仅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而且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国内银价上涨，所以清朝皇帝自雍正起就屡申禁令，但只是收效于一时，而无法彻底杜绝，直到1907 年12 月，中英两国终于达成《禁烟协定》六条。1911 年5 月中英又达成《禁烟条约》十条，同意在中国禁烟确有成效时停止对华鸦片输入。中国由此开始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禁烟运动。
　　费正清的论文共分六个小节：一、19 世纪50 年代的间歇期；二、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三、中国实施禁烟；四、中国对鸦片贸易课税的建议；五、中国地方当局征收烟税的情况；六、一点阐释。在文章的开篇，费正清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是19 世纪的一件大事，历史学家迟早都应该分析其原因、活动和影响。它同中外关系的各个方面———商业、政治和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具体情况应该和其他方面一样考订出来，并把两者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①他写这篇文章正在于利用掌握的资料，揭示事实，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文章的第一小节，费正清指出，19 世纪50 年代英美商人为了能在条约口岸买到更多的丝绸和茶叶，必须在口岸外销售更多的鸦片，以便筹集必要的资金。“由于中国人不买外国制成品，外国商人购买中国产品最方便的方法，要么像17、18 世纪那样使用带来的成船的白银，要么像19 世纪初以来日益普遍的做法那样，使用成箱的鸦片。”②这样丝、茶贸易和鸦片贸易就像一个连体婴儿那样不可分离，但问题在于前者是合法的，而后者是非法的———1842 年的《南京条约》没有给予鸦片贸易以法律根据。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中，费正清考察了1842—1858 年中英双方的政策，中国是厉行禁烟，而英方则采取不予支持和保护，实际是放任自流和纵容的政策。但中方的禁止也不是各地都一样，“禁烟在北方较为得力，特别是京畿地区，一直坚持到较后的日子；在南方各省，鸦片输入与日俱增，种植鸦片也已经开始，而镇压措施却越来越少”③。在鸦片泛滥，难以禁止的情况下，中国官员开始陆续建议将鸦片作为合法贸易进行征税。费正清在文章的第四小节对此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第一个建议征收烟税的官员是湖广监察御史汤云松，时间是1851 年1 月16 日，但这位御史的奏疏未见下文。两年后张炜、吴廷溥两位御史上了同样内容的奏折，这次得到了皇帝和军机处的重视，但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军机大臣在答复中强调补救的办法不是使鸦片合法化，而是更严厉地镇压。但不久太平军占领了南京（1853 年3 月）并席卷东南几个最富庶的省份，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于是征收烟税的问题再次提出并在一些地区得到了部分实施。在文章的第五节，费正清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四个口岸为例，具体说明了1855—1858 年征收鸦片烟税的情况。1853 年以来尽管北京政府还在强调禁烟，但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军饷等财政问题已经开始悄悄地向鸦片征税，而福州、厦门则更把征税公开化（1857 年），这些都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前奏。通过以上分析，费正清在结论部分指出，那种认为1858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流行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说出了一半事实。另一半事实是“中国人希望通过对鸦片贸易全面征税，增加收入”，所以“应该承认鸦片贸易也是中国内政问题产生的结果”。①
　　费正清这篇文章的重大突破在于使用了中文资料，特别是军机处档案。在费正清之前，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也讨论过鸦片贸易问题（第一卷第八章《鸦片问题》、第二十三章《鸦片，1842—1858》），但马士完全依靠外文材料，没有直接使用中文资料，他所使用的一点中文材料来自《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英译的清朝文献的片段，所以在讨论中国官方的政策时就显得比较薄弱。费正清的论文一半是讨论1853—1858 年中国地方官员如何不执行中央政府的禁烟令而自行征收烟税的史实，这部分内容在马士的书中是完全没有的。利用原始的中文档案进行近代史研究是费正清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除费正清自己的努力外，更大大得益于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指导与帮助（详见下一节）。
　　费正清在写这篇文章时有关清代对外关系的重要中文文献《筹办夷务始末》已经影印出版。《筹办夷务始末》是清代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计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成之后藏于宫中，均系手写稿本，没有刊刻付印。清朝覆亡后，这三种稿本连同宫中其他档案均为故宫博物院所有。故宫于1929 年开始陆续将其全部影印出版，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由于《筹办夷务始末》“1842 年以后很少提到鸦片问题”，费正清写此文所依据的材“主要来自藏于北京大高殿未出版的军机处档案”。① 对此费正清在第六条注释中做了这样进一步的说明：“这项资料是从编纂《筹办夷务始末》的同一档案中搜集来的，其中有的文件没有收入《筹办夷务始末》中。得以使用该项资料，我要十分感谢清华大学的蒋廷黻教授。”②军机处是清政府的重要机构，对于和它有关的资料蒋廷黻自然不会放过，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叙：“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最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18 世纪30 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有收发登记，这些来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长的奏折。此外，对皇帝批复的奏折也有专人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满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由于革命和武装政变在北平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些老衙门的档案均被弃置，无人管理。有些档案在北平当废纸卖。我为清华成吨购买。清华图书馆所存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③蒋廷黻本人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不少文章，是最早使用这批资料的中国学者。而在他的指导下费正清则成为利用这一资料最早的外国学者。
　　费正清的这篇论文完成后，发表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 卷第2期（1934 年7 月）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是1915 年由一批中外人士共同在北京发起建立的。1916年该会创办了英文会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一期于4 月出版，以后每个季度出版一期，四期为一卷，1941 年终刊。蒋廷黻在北京期间一直是该刊的编辑。在蒋廷黻的帮助下，费正清的处女作得以在这份英文刊物上发表。此后，费正清又陆续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其他几篇文章，同样得到了蒋廷黻的关照。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