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基础理论_（澳），杰夫·刘易斯著郭镇之，任丛，秦洁，等译_9787302299189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翻译版）》全方位介绍了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类主题视角，体系完整，阐述清晰并具有两个优点：一是突出大众媒介话题；二是突出全球化和当代视野。
　　作为教材，《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第2版）（翻译版）》结合大量实例，浅显易懂，非常适合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生使用。

我们一起从相互的经验中尽力编织我们的经纬。对这个学者，我猜想他已一身轻松……他在此留下了他的所知，为我头脑中的地图贡献了重要的信息。（詹姆斯·柯万：《一个地图绘制者的梦想》）
　　我在本书第一版的导论中提到了詹姆斯·柯万（James Cowan）的小说《一个地图绘制者的梦想》(A Mapmakers Dream)。绘图者试图将广袤的原野变为山川河流等概念；然而，他的绘制却永远要被世界的精细、奇妙和生动所困扰。尽管如此，绘图者和追随他的学者，却因其旅程的辉煌而备受尊崇——知识的远征既是过眼烟云，也永无止境，它是我们单独的，也是共同的梦想的最终表达。
　　我写作《文化研究》第一版的目的就是希望对知识的旅程作出类似的贡献。我试图创造一种文本的绘制法，将丰富、复杂的知识谱系汇聚一堂，标记出学科形成的过程，以及我们对当代文化的理解。然而，自从第一版完成以来，我发现，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自己的视野扩展了，对于意义生成本性又产生了新的洞察。类似“9·11”这样的国际性重大事件，以及看来难解的全球化动力，导致创造文化意义的意识和形成模式方面的清晰转变。因此，在第二版中，我除了再次试图描绘世界的动态之外，也提出了自己对这个奇妙的文化领域的理解和担忧。
　　同第一版一样，在新版中，我试图呈现并且批评文化分析的主要模式，从中发展出一种特别的文化理论，然后用于研究特殊的文化场景和空间。不过，在新版本里，我还试图阐释学科本身的变化，及其对文化场景分析的意义变化。我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章节，即对恐怖主义文化的分析。事实证明，这是必要的，不仅因为恐怖主义是当代全球文化的重中之重，还因为新的变化刺激了学科本身，做出必要的内部修正。特别是像“9·11”事件、“反恐战争”、“石油战争”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的争议”事件，都会刺激文化研究中最深层的文化政治学的复兴。
　　对政治暴力和全球恐怖主义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广泛的文化发展和学科发展的一部分，特别是——它们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正如我在新版第一章中罗列的，全球化带来多种影响，而文化研究特别适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对这种“扩展的地平线”做出解释。本着这个目的，新版的《文化研究》投入了更多聚焦全球的文化考问。这种对全球主义和全球不安全状况的更宽泛关注，是我本人学术旅程的一个关键部分。
　　新版文化研究代表了对这种探险以及对我们共享的当代文化绘图工程的另一种维度。

　　理性一直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中心，同时也是乌托邦主义的焦点。对此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将使现代性超越绝望的界限。于是，哈贝马斯用韦伯的术语思考现代性，认为它区分了科学、道德与艺术，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各种领域的前进、“完善”与整合，并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或生活世界，标志着现代主义方案的完成。韦伯从来没有提供过这些领域能够达到完美的手段；但是哈贝马斯解释说，公共领域中交流行动的理性与解放必定会为人类的真正解放提供各种适当的条件。
　　然而，这种理性并非“工具”理性，或者如韦伯所说，是技术理性，亦即来源于制度、经济与官僚机构，并始终冒着国家意志强加于解放潜力风险的理性。因此，哈贝马斯遵循韦伯对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的区分：沟通理性大多直接作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和再现。也就是说，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是文化与文化交换的场所。这个公共领域有助于真理或正确主张自由地表现；它们也经常被挑战、被修正，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产生共识的、理性的真理效果。在理想的环境中，这种自由的交换最可能产生使艺术、科学与道德变得完美，进而为人类解放提供“理想言说情境”的条件。这种理想的言说情境有效地超越了历史，因此，它的目标是普适的。哈贝马斯向我们保证，人类将自然地、不屈不挠地寻求用语言再现他们自身及其文化；而这些再现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当然，生活世界受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但是在“发展的动力”下，周围环境必然被推向语言的最高理性，形成一种理性能够表达的条件。因此，在特定的语言互动的规定之外，理想的言说情境就变成了一个普遍理想。
　　哈贝马斯有关社会和批判理论的种种看法，在他的写作生涯中似乎已经出现转型。有些评论者甚至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称号用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上是否合适，特别是因为他已经离开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模式，而转向一种更倾向于语言的行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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