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友传家立高德——秦观与秦氏家风_苑聪雯_9787534782879

本书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详细梳理了北宋时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高邮秦观家族的家训、家规、家风。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秦氏家族严谨、有序的家训、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
　　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徐梓
　　2015年1月

　　有志于学
　　父亲秦元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在太学游学的经历，令年幼的秦观向往不已。尤其是当父亲谈到王观兄弟相继举进士中第，且名列前茅时，秦观很受激励。在秦观小小的心灵中就开始羡慕名家，且有心想着自己长大以后也要成为有才学的人。后来，秦观在《李氏夫人墓志铭》中还记叙了这件事：“余时为儿侍左右，闻而心慕之，愿即见，盖不可得。”可见他人小志高。
　　秦观本就天资聪颖，自称“少时读书，一见辄能诵”。从小又受到父辈的熏陶，再加上父母的精心调教和悉心引导，以及自身的勤奋好学，十岁时即略通《孝经》《论语》《孟子》大义。十多年的寒窗苦读，使一个黄发嫩须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知书达礼、腹有才华的青年才俊。
　　秦观早年对赋的写作颇下过一番功夫，曾自言道：“某少时用意作赋，习惯已成……不畏磨难，然自以华弱为愧。”他所作的赋，或论史，或咏物，或记游，或述志，题材颇为广泛，而且文章立意高远，文辞优美，被人们争相传诵。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秦观二十一岁，这时他已经能够吮墨挥毫，作出《浮山堰赋》这样哀逝者、祭孤魂，涉猎文史、悲天悯人的赋体文章来。秦观在这篇文章中，以梁武帝掘浮山堰灌城阻敌的荒唐之举为题材，批评梁武帝好大喜功、轻举妄动。
　　熙宁二年，新法初起，一时大兴水利，秦观担心此举会劳民伤财，甚至产生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后果，于是有感而发，借梁武帝时堰崩人亡的故事，以古鉴今，希望皇帝可以从中领悟为政之法、为君之道。《浮山堰赋》中描写了浮山堰因淮水暴涨堰坏，淮水奔流入海，下游十余万人皆被冲入大海的惨状：“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秦观的深思远识可见一斑。
　　此时的秦观，性格豪放慷慨，强志盛气，对世事关怀，见识卓奇。他曾对挚友陈师道说过，自己在年少的时候，想和唐代大诗人杜牧一样，志向远大，将来报效国家，建功立业，流芳后世。
　　“字以表德”，取字可以彰显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礼记·檀弓上》记载“幼名，冠字”。注曰：名以名质，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代男子成人，不便直呼其名，故另取一个与本名含义相关的别名，称为字，以表其德。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古代男子一般在十五岁即可冠字，而秦观是在弱冠之后，方取“太虚”为字，“太虚”是“天”的同义词，秦观以其为字，是以浩茫的太空象征自己高远的志向。
　　2.科场打拼
　　古人常说“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苦读，最终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秦观亦不例外。然而才华横溢的秦观，在科举征途中却屡遭挫折，仕途颇为坎坷。
　　秦观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尚德崇文、以耕读传家的乡绅士族家庭。这从他的自述中就可见一斑：“敝庐数间，足以庇风雨。薄田百亩，虽不能尽充粥丝麻，若无横事，亦可给十七。”
　　秦观十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早孤的秦观依靠祖父和叔父生活，这也促使身为长子的他早早地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为了赡养祖父和母亲，为了抚养年幼的弟弟，供他们读书成才，秦观被迫拼搏科场，寻求仕进之路。
　　秦观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是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这一年的四月，三十岁的秦观起程北上。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赴京应举，二是拜师苏门。
　　秦观抱着满满的期望，参加第一次科举应试，这时的他意气风发，大有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气，可惜开榜之时，从头看到尾，也没在榜上找到自己的名字。赶考士子皆盼高中，秦观等来的却是落第的命运，这使他大受打击。
　　秦观的此次失败，从客观方面说，倒也在情理之中。原来秦观参加科考之时，正赶上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在科举考试中完全取缔了诗赋，改试经义，将“诗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
　　王安石的《上皇帝言事书》一文论述了当时科举之弊，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诗赋取士”的批评。在王安石眼中，诗赋属于“无补之学”，不能经世致用，也无助于变法，“诗赋取士”制度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一方面，某些士人即使学识浅薄，亦只需凭借诗赋就可以轻松地通过常科与制科考试，成为朝廷的高级官员，而这些经由诗赋上位的人，并不具备与其地位相应的行政能力。另一方面，真正具有行政能力，能为国家干实事、为变法服务的人，却因为不擅长诗赋，不能通过朝廷设置的诗赋考试，老死于山林田野。由此可见，王安石作为此次科举改革的设计者与主持者，在关于人才的标准与取舍中持有轻诗赋重经义的观点。
　　在这种罢诗赋及明经诸科，重策论，以经义、策论试进士的背景下，精通文学的秦观，虽文章高古，有屈原、宋玉之才，却不符合当权者所制定的新的取士标准。
　　秦观在这场大考中折戟铩羽，饮恨而归，退居高邮。一回到家中，他便深居简出，闭门读书，学习时文，以求应试，而不再像往日那样，喜与滑稽饮酒者优游乡里，不屑于从举子学习时文。这表明秦观并未对前程丧失信心，而是矢志不渝、奋斗不已。
　　秦观虽然未能金榜题名，但是此次赴京应举也并非全无收获。原来在赴京途中，他经由徐州拜谒了仰慕已久的苏东坡，还拜在其门下，了却了平生的一桩夙愿。在“满树嫩晴春雨歇”的时节，高邮书生秦观和徐州太守苏东坡终于正式见面。两人相视一笑，宛若星辰际遇。
　　苏东坡礼贤下士，置酒备乐，俨如待上宾。此时的苏东坡已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在当时的作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能如此热情奖掖秦观这个后生晚辈，这让还是一介书生的秦观有些诚惶诚恐。他躬身下拜，虔诚而郑重地执弟子礼。苏东坡不胜欢喜，执手相邀同入席。席间，两人举杯对饮，促膝长谈，叙起故人，吟哦佳篇，不亦乐乎。苏东坡对这位慕名追随、出类拔萃的有志青年心生喜爱，尤其对秦观的不凡文笔多有嘉许。东坡认为“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因此他非常注意发现和奖掖文学新秀，以至于在日后竭尽全力扶持和提举新秀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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