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仁义话春秋——鲍志道与鲍氏家风_陈玲_9787534782817

本书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详细梳理了清代著名的徽商巨富鲍志道生活勤俭，重礼好义，复建古紫阳书院，出资建鲍氏世孝祠，增置祀田，捐资建东河(富资水)水射，修造古虹桥等事迹以及鲍氏家族的家训、家规、家风，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鲍氏家族严谨、有序的治家、治学的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
　　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徐梓
　　2015年1月

　　元朝的保卫者
　　宋朝开始，鲍氏家族南迁后，与之前有些明显的差别。南迁以前，家族成员主要以从政为主，且大都活跃在政治激流的主航道上，他们始终贯彻“从政必须为民”的思想，品格上为人耿直，敢于直面社会中的丑陋与黑暗，这可能是由于家教家风的熏陶，以及遗传因子的影响。南迁新安以后，这个家族更多的是追求“桃花源”式的宁静、和谐，“耕读传家”，“孝悌育人”，开始偏离政治激流的旋涡，生活在总体上就显得较为平和。
　　一、齐家是另一种从政
　　悠悠岁月，不经意间，就到了元朝。鲍氏家族中这一世出现了一位叫鲍鲁卿的后代。
　　鲍鲁卿是后文“父子争死”中鲍寿孙的儿子，他出生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父亲鲍寿孙十八岁就是江东解元，有如此父亲，鲍鲁卿的学问自然不会差。鲍鲁卿从小就非常聪敏，传闻他读书的时候，一目三行，过目不忘，每天能记下数千百言；而且他爱好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不涉猎，尤其喜好兵书。
　　他成长的年代，中国已经实现了大一统，国力空前强盛。在这样的时代里，鲍鲁卿似乎觉得找不到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且朝堂上也没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可以举荐他。于是他自我安慰：“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在家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将这样的孝友之心作为管理家族的指导思想，使长幼都能和睦相处。以这种方式来对政治产生影响，这不也是在从政吗？何必非要人人都去为官从政呢？”
　　这话出自《论语·为政》篇：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鲁定公初年，有人问孔子说：“夫子有那样的理想抱负，为什么不出世去治理国家呢？”当时的鲁国为季氏专权把持朝政，季氏的家臣阳虎为非作歹。一来没有孔子施展抱负的平台，二来孔子也不愿与这群乌合之众为伍，因此他没有轻易地去谋求官职。但是一般人或许并不知道这其中复杂的缘由。孔子也不必要明讲，所以说出了上述那番话。这虽然是托词，但是道理完全没有问题，《大学》中就有先“修身”，再“齐家”，继而“治国”，最终实现“平天下”之说。
　　鲍鲁卿没有在朝为官，于是也用孔子的话自比。鲍鲁卿心里在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些自不用说，这一直是他们鲍家的传统——就在不久前的南宋朝末年，由于战争，官兵抓住了祖父，想逼他交出家里的银子，祖父不从，正在官兵要杀害祖父的时候，父亲却出现了，于是出现了祖父和父亲两个人争死以保全对方的壮举，这让鲍家慈孝之名远扬千里。但是，只有这样的话，对家族的影响不够，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够啊！于是，他想着得先让家里生活宽裕起来，小有积蓄之后，一方面他可以周济乡邻，宣传慈孝友爱的理念；另一方面，子孙衣食富足，不用为生计担忧，可以安心做学问，读书以致用，贡献社会，效力于朝廷。这难道不是比起他自己一个人为官当政要强多了吗？鲍鲁卿这么想着，心里乐开了花。
　　鲍鲁卿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饱读诗书，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生意经，虽然他没有很快就发大财，但是生意也做得稳稳当当、风生水起，人们都对他表示佩服。元朝著名的理学家郑玉也是歙县人，跟鲁卿是多年的朋友。一次，他们照往常一样，喝着小酒，聊着天，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做生意这件事上。郑玉对鲁卿的生意头脑非常钦佩，鲁卿笑笑，说：“其实也没什么，我的原则是，用人是最重要的，不要去计较一时的得与失。”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可取的，虽然一开始投入的成本会多一些，但是后面的盈利更多。
　　鲍鲁卿做生意成功，还在于他有非常独到的眼光。比如，他能根据地形、地理位置来判断一块农田是肥还是贫，当然这也得益于他平常看的书多，涉猎的知识广泛，然后能把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有一回，有个人认为自己的田过于贫瘠，不论种什么总是收成不好，于是干脆弃耕不要了。鲍鲁卿看到后，便以高价买了回来。家人都十分不解，认为他这是在浪费钱财，谁知鲁卿却说：“你们可不要小看这块田哟，它处在河流下游，这里会有足够的河沙冲积，只要耕作得好，必然是一块大肥田的。”后来他采取轮作的方式，果然使它变成了一块良田。
　　鲍鲁卿生财有道，家境越来越富裕，但是他却依旧像年轻时候那样嗜书如命。即使家务繁杂，生意再忙，他也不忘记时刻给自己“充电”。每天“闻鸡起读”，只要鸡叫声一响起，邻居准能听到隔壁的读书声，风雨不误。饱读儒家经典的鲍鲁卿为人智达，儒家所讲究的“中庸之道”他时刻铭记在心。家里的田产一过千亩，他就告诫儿子鲍元康：“咱们家不能再买地了，否则，将会赋税过重，反而使子孙为之所累。田产一多，白天晚上都疲于应付生意，哪里还能有时间来读书穷理、修身齐家呢？我做生意的初衷是让家族子孙没有衣食之忧，以将心思放在读书做学问上，而不是要家累千金呀！”
　　也正是秉着这样的理念，在家庭“小康”之后，他就说：“吾将效
　　鸱（ｃｈī）夷子皮之为矣。”这个“鸱夷子皮”是谁呢？鸱夷子皮是春秋末期楚国商人范蠡经商时期给自己取的名字。“鸱夷子皮”，原意是指牛皮做的酒器，“酒囊皮子”的意思。范蠡用这个来做自己的名字，看似粗俗，实则大智大慧。因为“鸱夷子皮”在用的时候可以尽情盛酒，容量很大，而不用的时候轻轻一叠，就可收入囊中，不为人所知，这蕴含着能屈能伸、包罗万象、吞吐天地之意。
　　范蠡本是楚国人，他出身于贫寒之家，但是博学多才，因为对当时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的楚国不满，于是和好友文种一起投奔越国。后来他和文种一起辅佐越王，帮助越王消灭吴国。灭吴后，范蠡不顾越王的极力挽留，功成身退。他还告诫文种一起隐退，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但是文种不听，后来果然被勾践赐死。
　　而范蠡从此化身商人“鸱夷子皮”，西出姑苏，驾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其间经商三次成为巨富，然后却将家财散尽。他自号“陶朱公”，被后世很多生意人奉为“财神爷”。
　　鲍鲁卿对范蠡恬淡睿智的生活态度十分欣赏，中年以后，他彻底放弃政治追求，经商理财，享受生活。他依旧爱和老友郑玉喝酒聊天，纵论天下形势，品思古今治乱。每每鲍鲁卿都口若悬河，自三皇五帝说到有元一朝，侃侃而谈、切中肯綮（ｑìｎɡ）。郑玉对他的博闻强识和高瞻远瞩发自内心地叹服：“如果你进入了政界，那你所贡献的力量一定是非比寻常的。”似乎他都在为鲍鲁卿没有从政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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