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详细梳理了明代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并在此后屡受旌表的郑文融家族，因其孝义治家的大家庭模式和传世家训《郑氏规范》，奠定了它在中国传统家训教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浦江“义门郑氏”家族的家训、家规、家风，对整个封建社会家族的影响有目共睹。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义门”郑氏家族严谨、有序的治家、治学的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序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第二节东明书院的镇院之宝
山，因为有了鸟儿才欢快；水，因为有了鱼儿才灵动。现在提起东明书院，可能大家都未有所闻，但元明时代的它曾大放光彩，因为它有一个镇院之宝。
郑文融在扩建东明书院后，吴莱、柳贯、黄溍作为第一批名师被聘请到东明书院讲学。其中吴莱就是元朝丞相脱脱的老师吴直方的儿子，浙江浦江人，字立夫，别名来凤。他曾短期为官，后来归隐山林，专心致学，被人称为浦江大儒，是这三人中名望最高的。吴莱执教于东明书院，与柳贯、黄溍一起协助郑文融制定了五十八条家范。同时，吴莱也成了一块活字招牌，使东明书院顿时声名远扬，很多外地学子慕名前来求学。在吴莱主持东明书院的第二年，他为东明书院吸引来一个重要人物，而这个人物与东明书院和郑氏家族未来的兴衰成败有着解不开的关系。这个重要人物是谁呢？
他就是宋濂。宋濂，字景濂，原为浙江金华人，后迁至浦江。他幼时家境贫寒，却聪敏好学，通晓“五经”。我们都很熟悉的课文《送东阳马生序》中，宋濂这样评价自己：“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宋濂“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这样不辞劳苦、到处求学的宋濂，听说浦江郑氏的东明书院有吴莱这样的大儒，他自然不能错过求学的好机会，便收拾行李干粮，前往东明书院。
宋濂的聪敏好学，得到吴莱的赞扬和欣赏。无论是在泉水旁，还是石凳边，经常能看到二人在东明书院内切磋学问，成为东明书院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既然来到了东明书院，宋濂希望自己能集众家所长，因此，他还拜柳贯、黄溍为老师。柳贯，字道传，黄溍，字文晋，二人同为浙江人，与吴莱是同门。柳贯与黄溍学识渊博，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称得上是全才，元代“儒林四杰”中的“两杰”便是此二人。但据《明史》记载，柳贯和黄溍两人虽为宋濂老师，但都认为自己不如宋濂，学识逊色。得到这三位大家的认可，已经可以预见，宋濂的前途不可限量。
作为吴莱门下的得意弟子，当吴莱年迈而无法再主持书院时，便打算将自己投入无数心血的东明书院托付给宋濂。因此，他向郑氏家族的大家长郑文融推荐宋濂。宋濂的才学在东明书院已经无人不知，况且还有吴莱的推荐，郑文融当即同意。从此，东明书院进入了宋濂时代，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代。而郑文融和其他郑氏族人都不曾想到，当年那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宋濂，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将成为东明书院的镇院之宝。
宋濂在东明书院一教便是二十多年，直到明初，他的才识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而入朝为官，不得不离开东明书院。为官期间，他参与制定明代法律，修订史书。他为人忠厚直言，得到朱元璋的信任和赏识，成为明朝建国初期的重要谋臣。而他的文采更是得到众人的认可，每到国家举行典礼，都让他来撰写发言词，许多士大夫接踵来访，希望能求得他的文章。因此，宋濂成为东明书院培养的最杰出的人才之一，是东明书院的最佳代言人。
宋濂对东明书院的感情也同样深厚。乱世之际，东明书院为宋濂提供了一个安心修习学问的场所，宋濂因此学问更佳，名气更大，为他以后入仕并得到“开国文臣之首”的美名奠定了基础。因此，宋濂在辞官之后，仍然回到了东明书院，讲道授业。宋濂当年曾在书院附近的郑祠内亲手种植柏树十二棵，沧海桑田，如今六百多年已经过去，仍然有九株柏树赫然屹立，后人作诗云：“宋濂讲学主东明，广被春风化育英。六百年来凭展望，苍苍古柏吊先生。”
宋濂在东明书院执教二十多年，主要为东明书院做出三大贡献。
首先，宋濂为郑氏家族培养了大批人才。《明史》记载，郑氏家族子孙郑洧、郑泳、郑济、郑棠等人文学素养颇深，都有专著诗词留于后世，比如郑泳的《郑氏家仪》。而郑沂等人被举荐为官，受到明朝的重视。这些郑氏子弟都是受业于东明书院，是宋濂门下的学生。
其次，宋濂使东明书院的名气大增，吸引并培养了很多社会人才。宋濂执教东明书院时，正值元末明初战火纷飞之际，但在竹林深幽的东明山上，宋濂在此修身养性，钻研学问，让东明书院在这乱世之中成为一处人间圣地。因此，更多怀揣着大志向和抱负的学子前来求学，构成了东明书院众多人才的一部分，比如后来明代有名的大臣、学者方孝孺。
最后，宋濂参与制定了《郑氏规范》，并将自己很多儒学复古思想渗透其中。《郑氏规范》作为东明书院的教材，加强了郑氏族人对孝义的理解与实践。同时，宋濂也将自己一生所学知识毫不保留地献给东明书院，其《宋文宪公全集》也成为东明书院的教材。
《明史》中记载，宋濂容貌大气，有美须，一生中不曾有一日离开过书卷，无所不通，文章深邃，被推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东明书院得此一宝，怎能不兴盛？所以，宋濂被召入朝廷为官后，东明书院的名气也渐渐减弱。宋濂对东明书院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由于宋濂对东明书院的卓越贡献，在他去世后，东明书院的师生在每次开学时，除了要祭祀孔孟等圣贤之外，还要特别将宋濂的遗像拿到书院大厅，为他举行和圣贤一样的隆重祭祀。而每年到了宋濂的生辰时，书院的师生也要为他祭奠。
宋濂与东明书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明书院成就了宋濂，而宋濂更成就了东明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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