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然性的寻求及其效应_李伟著_9787520301398

　　通过对17至19世纪初西欧知识界“思想气候”——即随自然科学之巨大成功而来的普遍效法自然科学的思想趋向和文化氛围，实质是对“确然性”的寻求的宏观把握和学理剖析，展示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在承接和试解时代难题、借鉴先进和固守本位间，微妙而复杂的理论处境和学理抉择，细绎德国古典美学的内在理路及历史进程，凸显康德哲学及美学的奠基之功，揭露席勒《论美书简》（1793）于美学史上的中介意义，提供理解德国观念论美学及20世纪西方艺术哲学何以如其所是的一条内在线索。

　　我与李伟博士虽未曾谋面，却不乏一些通信交往。早在他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就曾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给我征求意见。后来，他还曾有做我的博士生的想法，只是可惜未能如愿。我对他的一个很深的印象，是来自当时在厦大的同事、中文系的周宁教授。有一回授课的时候，周宁正好从教室路过。他特意告诉我，他到外地开会时遇到一位安徽师大的研究生，也就是李伟，想报考我的博士生。接着周宁教授对李伟的才气颇为称赞，称他发起言来滔滔不绝，文思敏捷。有“才子”之誉的周宁那“哎呀”的赞叹声，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白驹过隙，一晃11年过去了。这期间李伟已在上海师大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发来邮件请我作个序。我当时好是踌躇了一会儿。因为作序看似简单，似乎写上千把字也就可以了。但难的是，如果认真地进行，对该书的精华与不足做些评论，则对于作序者不啻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这首先需要花不少时间来研读它。不过，最终我想还是不要使作者失望，以免拂了他的好意。
　　拜读了李伟的这篇学位论文，我想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它所把握的是一个哲学上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知识观的问题。“确然性”的确是德国古典哲学所追求的目标，不仅康德哲学如此，黑格尔哲学也是如此（它动辄以“客观知识”“客观理念”自诩）。知识的属性在康德的理解中，乃是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总之是一种“确然性”。比之近代哲学，现代哲学所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知识观上的变化，其典型的标志是哲学解释学的“理解”理念，其标志性的命题是伽达默尔的“最好的理解是做出与作者不同的理解”。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可以被不断重新理解和诠释的东西，其意义是可以不断生成的。这就至少在某些方面（例如人文科学领域）改变了我们对知识与真理的看法。后来更有“后现代哲学”的出现，其矛头直指的，也是确然性的一种，即“普遍性”。利奥塔，这一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名言是“后现代就是反对‘元叙事”’。这里的“元叙事”，所指的就是一种用以判定其他话语的合法性之普遍的、标准的话语。
　　此外，该篇论文在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上，也不乏有一些精到之处。如对康德在普遍确然性与客观有效性的关系上所遇到的难题的认识。由于康德哲学的“先验”性质，也就是它断言一些逻辑上先在的范畴和规则等，具有能够赋予知识判断、道德法则以及审美判断以客观有效性的功能，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主观性的概念、规则，如何能够赋予对象以客观有效性？作者理解了康德哲学的这一难题，也花力气对此进行了一些解读，指出康德“用主体间的普遍性‘推证’主客间的符合性”的做法，是先验哲学“最令人难以理解也最易招人非议之处”（p.222），这体现了他在哲学研究上的悟性。
　　不过，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我也有与作者不同的地方。例如，我并不认为“批判哲学的基本主题是‘确然性的寻求’，旨在探出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和鉴赏判断之具客观有效性的先天原则和根基”（p.240）的提法，而是认为，批判哲学的基本主题是对认识活动、道德行为与审美判断的“根据”的追求，“确然性”只是用以论证这种根据的可靠性的一种方式。换言之，“根据”是目的，“确然性”只是手段。这种“根据”的作用表现在康德哲学那里，就是“按规则思维”或“按规则行动”。
　　哲学界的同行都知道，研究康德哲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才高如王国维者，初涉康德哲学时，也不免有读《纯粹理性批判》“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的困惑。李伟在康德美学以及德意志美学的研究方面有了一个很好的起步，因此我祝愿他能够继续在这一艰苦的学术之路上前行，能够时常传来新的声音。

　　《西方哲学研究丛书确然性的寻求及其效应：近代西欧知识界思想气候与康德哲学及美学之研究》：
　　三形而上学确然性的独特内涵
　　“应征作品”中，在找到“在形而上学中达到最大可能的确然性的惟一方法”后，康德便开始着手在形而上学领域厘定这种“最大可能的确然性”的内涵。可康德马上就意识到，“哲学的确然性具有与数学的确然性完全不同的本性”，这种本性差异至少表现在主客两个方面。认识或判断的“确然性”，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它的“确信”（Uberzeugung）程度。从客观角度来看，取决于真理必然性标志的充足性；从主观角度看，取决于真理必然性所拥有的直观的多少。（《著作》2：292）①借助先前的既有分析，康德又从“概念的获得方式”和“达到确然性的方式”两个角度比较了二者的差异。
　　首先，数学的概念是通过定义综合地给出的，故而是确定无疑的；自然科学、形而上学的概念，则是既定的，其内涵是无穷的，故而不可能如此地确定无疑。这就注定哲学的确然性天生不如数学那样强。其次，数学通过具体符号考察一般，“人们可以像保证眼前看到的东西那样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没有忽视任何概念，知道每一种个别的比较都是按照简易的规则进行的”（《著作》2：293）；哲学则是通过抽象语词来考察特殊或个别，人们必须随时直接地想到语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而概念的内涵是不可能像直观那样明摆在那里好让我们不去忽视它似的，抽象的概念常因缺少相应的感性标志而被误判或混淆，错误也就无可避免了。因此，错误的产生，有时源于我们的无知，更多的属于贸然判断，人类的理性于此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和分寸，“不轻易地自以为能够作出定义”。因此，“凡是人们在一个对象中没有意识到东西就不存在”这一命题，在数学中就是确定无疑的，在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中就是完全靠不住的。（《著作》2：294）这就说明了数学和哲学知识获取确然性所依据的根由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获取确然性的方式差异并不表示确然性的性质及判断它的标准也根本不同。康德断言，除了数学，我们依然可以借助理性在许多场合获致如数学那样的确然性（《著作》2：294），判断它们的标准无非就是如下两个方面：
　　形式原则：分别作为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之最高法式的同一律和矛盾律，“二者共同构成了全部人类理性的形式意义上的最高的和普遍的原则”（《著作》2：296）。
　　质料原则：那些只能“直接”通过同一律或矛盾律被思考且不能借助于“中介属性”（Zwischenmerkmals，或译“过渡属性”，相当于三段论中的“中项”）或通过解析而被思考的命题，就是不可证明的命题，就“它们同时包含着其他认识的根据而言，它们又是人类理性的最初的质料原则（即是前文所谓的基本概念或基本命题——引者按）”，这样的质料原则构成了人类理性的基础和能力，并在哲学推理论证时提供相应的“中介概念”或“中介属性”（《著作》2：297）。
　　哲学上要获得确然性的知识，就必须同时满足形式和质料两种原则。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并不具有与几何学不同的确然性的形式根据或质料根据，但二者的具体内涵却有本性上的差异。相同点在于：判断的形式因素都是根据同一律和矛盾律产生的，都有构成推理基础的无法证明的素材。差异之处在于：在数学中，“被定义的概念”是被解释事物最初的无法证明的原初基础，而在形而上学中，第一批素材则由诸种“无法证明的命题”提供的。形而上学中的这些“无法证明的命题”也同样可靠，它们或者提供了解释所用的材料，或者提供了可靠推论的依据。总之，形而上学认识的确然性根据在于两方面，一是形式根据，即同一律和矛盾律，一是质料根据，即原初命题或基础命题；这些基本命题之所以是确定无疑的，根据有四：清楚明白、无法证明、直接源自形式根据且可以作为其他认识的根据。（《著作》2：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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