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视阈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_闫宁著_9787520300803

　　《民俗学视域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从鲁迅所置身的民俗文化场域入手，以辩证的视角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予以认真、系统地考察。着重从鬼文化意象、宗谱文化意象和水文化意象探讨鲁迅怎样借助民俗文化意象实现对个人感情和文化思想的表达；同时通过对鲁迅作品中与女性相关的民俗事象描写的梳理，探讨其文化批判、女性塑造和民俗文化三者之间的秘密贯通和彼此照应；其次通过对鲁迅笔下文化英雄形象中积极民俗文化因子的挖掘，揭示鲁迅文学世界中诗意的想象和理想的光芒。

　　闫宁的著作《民俗学视域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就要出版了，她与我联系说，希望我能够抽时间为这部论著写篇序言。我也借此机会，重新认真阅读了这部凝聚着我们师生共同心血的学术著作，进而进一步思考著作中提出的若干颇有新意的问题，并形成一些新的体会和收获。
　　闫宁的这部著作是在她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她的博士论文试图以民俗学理论为基础努力构建一个较为广阔多维的视域广场，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取向之间的关系予以认真、系统的考察。作者试图突破种种已有观念束缚，努力改变以往研究对民俗文化或褒或贬的简单化研究思维，注重挖掘鲁迅的复杂文化身份，指出鲁迅既是一个同情民众的封建文化叛逆者，也是一个对民间和世俗生活具有浓郁知识情趣的文人，更是一个具有强烈思想启蒙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切使他在关注民俗文化时具有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在对民俗文化进行具体分析时能够采取较为辩证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努力超越这一课题以往存在的鲁迅一己个人研究的局限，将民俗文化和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与启蒙思潮、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等连接起来，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进行整体审视和研究，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努力发掘出民俗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建设中富有启示意义的精神资源，这些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另外，论著还着眼现实，立足当代，试图较为密切地联系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语境，努力推动鲁迅文化传播和研究的平民化，将鲁迅的珍贵思想作为中国文化转型和国民精神塑造的重要资源，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再次阅读论著，读着那些熟悉的文字和论述，我不禁回想起作者在山东大学读书的岁月，想起我们共同的学术兴趣和追求，想起课堂内外对诸多问题的共同探讨，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博士阶段的学习对一位年轻学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鲁迅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显学，对鲁迅本人及其文学世界的研究构成了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一维。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一种重要变化，那就是以“活的鲁迅”“人间鲁迅”为标志的新思路、新方法的出现和强化，为鲁迅研究的回归、提升和走进一个真实的鲁迅打开了重要的出口。鲁迅研究逐渐摆脱“说者被说”的盲目状态，注重在“说者自说”“同时代人说”和客观史料收集中展现“人间鲁迅”“学术鲁迅”“士大夫鲁迅”“大众鲁迅”等多面立体化的鲁迅。但长期的思维惯性和心理定式使鲁迅研究领域依然普遍存在两种姿态：仰视和俯视。两种姿态的研究者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在研究的原点上却是一致的，即将鲁迅看作类的符号而非独立的人。这种研究者和对象间不平等的研究心理，往往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主观遮蔽性，包括有意识的和潜意识的。“鲁迅是谁？”这是任何鲁迅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本源性问题。大多数研究者往往从政治、文化、符号等层面高屋建瓴地去解读鲁迅，却忽略了他最本质的属性首先是人。一切研究都应该在这个平等的命题中展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鲁迅之间需要的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穿越历史和空间的精神对话。

　　《民俗学视域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
　　第一节民俗文化洗礼下的人格成长
　　鲁迅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族，七岁开始人私塾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直至1897年，十七岁的他背井离乡，异地求学，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儒家私塾教育。过去鲁学研究的几十年里，学者们就此课题做下太多文章，无意再深究。我的问题是，在人私塾之前，和儒家文化发生关联之前的七年，鲁迅不可能生活在文化真空中，他必然要处身于一定的文化圈内，接受某种文化的渗透，完成自我的社会化。这是怎样一种文化形态，它通过怎样的媒介和一个不识字的学龄前儿童产生呼应？此外，即使在鲁迅接受私塾教育的同时，作为生活于绍兴特定文化区域中的社会人，绍兴地方文化是否相伴着私塾教育添补其所不能够满足的主体文化需求和生活空间？
　　鲁迅所出生的周氏家族是绍兴当地的书香世家。据周建人回忆，周家婚礼仪式一直坚持拜祭家族祠堂和土地神庙。但绍兴城内的大宗族一般只去祠堂行叩拜礼，而不去参拜土地神庙。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知道“土地神”是地域社会之神，信仰逻辑不同于血缘家族的祠堂。周家一直坚持“上庙”，说明两点：①周氏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很高；②周氏家族注重礼仪传家。礼仪习俗是民间文化重要的传播方式，它是人们世代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所具体衍化出的关于生活某一方面的固定行为模式。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仪礼习俗因为没有文字的详细记载，在民众中渐渐消失或有所变异。但在世家大族中却能够得以保存下来，因为相较于下层民众淡薄的家族文化，世家大族能够通过完备的家族文化将这些礼仪习俗以家训的方式保存下来。在此意义上，民俗仪式最好、最完备的保存者在世家大族而非普通民众之中。譬如，冠礼曾经是明代社会盛行一时的成人仪式，是世代相沿的家庭习俗，到了清代只有士人之家传之。康熙《临海县志》记述冠礼说：“明时，男子二十而冠，多于冬至或元旦束发加网，士戴方巾，民戴圆帽。”冠礼发展到清代后，命运大不如明代，多数方志说到冠礼都以“明时行之，今废久矣”来概括，只有少数地方志说到士人之家间一行之。周家作为绍兴当地的世家大族，理应是地方民俗仪式保存最完备者和忠实的实践者。鲁迅作为周家的长子长孙，自一出生便不由自主地置身于民俗仪式的洗礼之下。
　　周家被称为“绍兴城中望族之一”。这里的“望族”，不仅表现为社会地位高高在上和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还应包括人口数量众多之意。“丁口”是构成一个家族组织的基本民俗要素，它以“五服”为限（即依据生人与死者的亲疏远近，所规定的五种服丧的孝服式样），包括高祖至玄孙九代之内的血亲群体。为了延续和扩大，家族组织十分重视人丁的添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家族制度里的丁口只是指称男性丁口。一旦新生男婴，须向家族报丁。报丁的时间各不相同，有随生随报，浙江会稽《章氏家乘》（康熙三十六年）规定：“凡子生日，告于宗长而书其行，弥月之以见于庙及宗长。”也有一年一报者，福建崇安《袁氏家谱》（光绪九年）规定，每年正月初一报丁，当即查明，载入丁薄。添丁进口是家族里的大事，为此，家族要进行庆祝仪式。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