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下_杨共乐主编汪高鑫本卷主编_9787508090535

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卷（上下卷）汇集了历年来《史学史研究》对诸多历史学者的访谈，例如：杨向奎、蔡尚思、季羡林、周振甫、金冲及、马克垚等，保留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历史学者多是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对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研究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些访谈录中，他们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严肃中不乏生动，枯燥中充满温情。在史学史研究文选这套丛书里，人物志卷是最具可读性的两卷。

　　今年是《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史学史研究》在培养青年史学研究人才，发表原创性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初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出刊，1964年7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年复刊，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年再次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研究》首任主编为白寿彝先生（1981-2000），主要编辑人员有朱仲玉先生、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陈其泰教授和许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编为郑师渠教授（2001-2009），主要编辑人员有吴怀祺教授、许殿才教授、易宁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年起担任编辑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编为杨共乐教授（2010至今），副主编为李帆教授和易宁教授，编辑部主任为汪高鑫教授，主要编辑人员还有许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现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单位为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史研究》作为发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是国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刊物开辟的栏目非常丰富，主要有：专论、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人物志、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和读书会等。近年来，栏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历史理论”专栏，更加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中国史学发展史细化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栏目，不但使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更为清晰，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史学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在“外国史学”栏目中，重视引介西方学人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观点，重视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学术信息”栏目，及时报道海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研究动态；等等。本刊不但一贯重视刊发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发挥学科研究的引领作用，而且重视提携后学，中青年学者论文刊用比例较高。

　　长期以来，本刊一直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尽管政治气候经常变化，却能保持不受政治风浪的影响，不迎合时尚，不追赶潮流，不搞实用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积极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重视学术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创性，反对言之无物。提倡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于作者来稿，要求既要有正确的、独到的理论观点，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强调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史学史研究”文选：人物志卷（下）》：

　　田先生表示他支持《史学史研究》杂志的这-努力，并由此进入话题。他t兑

　　我注意到报上登出的《史学史研究》今年第二期目录，上面有访问杨向奎先生的文章。我们一辈人跟杨先生他们一辈年龄相差十几岁，而经历和他们差别很大。杨先生一辈人，由于社会条件给了他们一个积累的过程，比较早就有成就，各专一方，在校教书或写出著作来，成绩都比较显著。我们这些人，是抗战末期的大学生，在解放前后进入历史学科的教学或研究领域。当然这批人的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的人由于个人努力，或是机遇性原因，学问不错。但是一般说来，这十几年的差别，对于学问来说，影响可大。我们上大学的时间，或者是处在颠沛流离的状况，或者是后来学生运动兴起以后，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方面去了。在这样一个政治条件下上的学，所以论学问是差了一大截。我这个不是客气话，是说明历史学界的实际状况。我也不是抹杀同辈中有少数人学问很好，但一般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在先天不足的状态下，后来一下子突然让你去充当历史学界的一个角色，从心理上来说处于很不相称的地位。我讲的实际上是说明对史学界总的估量问题。两代人培养过程中条件的差别，造成了学术状况的不同。

　　这里讲对史学界总的估量，不是说史学状况将一直这样下去，一代不如一代。并非如此。现在确已面临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我想，是寄希望于三中全会以后，招生制度、培养条件改变以后新培养的这批研究生。当时招生以后就有这个感觉，因为接触了这些学生，感到我们的学术振兴有一个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过程。大体讲是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那时我们国家将实现一个大转折，各方面取得阶段性成就，我们培养历史学科的接班人到那个时候也要取得成就，会大大超过我们这一批人。我对我的研究生说，我希望你们四十岁时，达到我这个水平。这里，刨去其他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和个人的条件之外，可以说是个算术问题。我们这一辈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除了读书时间的多少以外，还有现在给你们提供的其他条件。比如在读书的时候，心境就很不一样。我们这些人，解放前，是学生运动，那是蓬蓬勃勃的潮流，离开这个潮流，去上图书馆，心情是不自在的。解放后，按理说应该有条件让你做学问，但是政治条件却不让你这样做，在一些错误思想引导下，大家不敢做学问，有的人只能偷偷地读点书，那时候做学问挨批判。现在做学问受尊敬，心境大不一样了。最近十年，真正是做学问的黄金时代。这也是比较而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好的时代。说这些就是作为反面教训，反衬出今天年轻人和中年人，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对历史学科的现状，我的估价是不高的。这不是说对每一个人。对于许多人的成就，我很尊重。我是用自己这样的经历、状况，看周围情况类似的人而言，这一代人也许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但很难反映出比上一代更高的水平。希望寄予下一代。对于下一代，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下一代肯定会出现有一些人才，这些人中也许有少数可以称之为“大师”。现在称大师也不会犯错误了，过去大师这个词也不好用。现在可以称侯宝林是语言艺术大师，最近又表彰了一批工艺美术大师，大师一词已经被使用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历史学科在解放后，是不是公认出现了一批大师？不好说。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没有希望成为大师，他们有的是在解放前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地位，具备相当的条件，假以时日，可以成为大师。但他们没有得到这种条件。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由于时代条件不许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培养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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