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美国自由市场的灵魂:道德的自由市场与不道德的大政府》最后一章探讨了区分自由市场支持者与集权支持者的哲学分野的道德意义。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是具备道德优势的,坚信人类聪明才智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并生产和提供新产品与新服务来创造更好的未来。投资需要对社会进步充满信心。贸易也是基于一种信任关系,即人们将达成协议并遵守承诺的正向预期。大政府则是建立在一种对人类和未来更悲观的观点之上的。第6章提出了“里根精神还是奥巴马精神?”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人的讲话和观点就反映了这些差别。
本书的目标是彻底颠覆传统观念,阐述在我们以犹太教一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以黄金法则(Golden Rule)和十诫(Ten Commandments)为根基的社会里,为什么民主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占据道德高地,以及为什么经济自由是通往道德社会的最佳途径。
美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在媒体中、在教室里、在餐桌上,围绕医疗、能源、权利、教育(即美国的未来)的争论正激烈展开。这些都汇聚成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一种社会?
换一种说法:谁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自由市场还是大政府?
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会回答“大政府”。19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社会福利计划和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将这个国家从大萧条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人们对此印象深刻,就此形成了大政府是人文社会必要条件的信念。人们总是将对大政府的呼唤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大政府几乎是“同情心”的同义语,是保护人们免遭市场破坏性力量影响的唯一途径,是为不幸者提供真正安全保障和保护网的重要方式。
自由而不受约束的市场,则一贯被视为冰冷、不道德和没有同情心的,是许多经济及社会问题的主要诱因;即使是由政府造成的问题,人们也会怪罪到商业活动头上。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中,我们曾亲眼见到这些情形:住房市场的崩盘是数十年来大政府的政策刻意营造却终致误导的最后结果。但在情感上,私营部门则被大多数人视为罪魁祸首。危机之前出现的住宅止赎潮被指责为掠夺性借贷的结果。2008年股票市场崩溃则全都是贪婪的华尔街卖空者的罪恶,是他们让银行的股票走人螺旋式下行的死亡漩涡之中。同时,由政府设立、曾经给这场群体狂热火上浇油的按揭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将其按照自由市场运行的方式解散并私有化的方案从未得到政策制定者及媒体评论家们的认真考虑。
即使是拥护自由市场的人也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自由市场是符合道德的。2010年,在自由派人士(libertarian)召开的年度聚会期间举办的一次小组讨论上,一位年轻人举起手说,要解释自由市场的经济优势没有任何问题,但他承认,要为自由市场作道德争辩就困难得多。虽然他激情澎湃地参加了讨论经济自由的会议,但要说清楚美国经济体系的道德优势却理屈词穷了。但正是这个经济体系造就了历史上最富足的社会,吸引了数百万的移民来到这个充满机会之地追寻梦想。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竞争者米特·罗姆尼和纽特·金里奇甚至不愿为资本主义的道德优势进行辩护,更不用说真心拥抱资本主义了。
史蒂夫·福布斯《福布斯》传媒总裁、CEO和总编,也是在国际经济、金融和企业领导力等领域备受尊崇的权威人物,他曾两次参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是唯一连续四次荣获美国新闻最高奖“水晶猫
头鹰奖”(Crystal Owl Award)殊荣的人。其主要著述有:《资本主义如何拯救我们》(合著)、《权力、野心与荣光》、《统一税革命》、《自由的新生》等。
伊丽莎白·艾姆斯BOLDE通讯的创始人之一,为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通讯策略方面的咨询。她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她与史蒂夫·福布斯合作撰写了《资本主义如何拯救我们》?
段国圣,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现任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带领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连续四年蝉联“21世纪金贝奖”*资产管理团队、*收益大奖。译者在保险投资与价值分析、风险控制、绩效评估等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探索,在《保险研究》,《中国金融》、《财贸经济》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保险专题研究文章10余篇;主持并完成了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部级课题“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国际比较研究”,获部级-等奖;主要著作有:《保险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比较、实践与创新》(2012,第一作者)等。
前言 为美国的灵魂而战
第1章 是联邦快递还是邮政局?
自由市场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大政府则满足自己的需
第2章 要自由还是要“老大哥”?
要选择还是要胁迫?
第3章 是硅谷还是底特律?
创造力与丰裕对比僵硬与短缺
第4章 是工资还是食品券?
耍授权还是去依赖?
第5章 是要苹果公司还是要索林德拉?
精英体制还是结党营私?
第6章 里根精神还是奥巴马精神?
乐观主义加合作还是悲观主义加不信任?
致谢
《重铸美国自由市场的灵魂:道德的自由市场与不道德的大政府》:
大政府的胁迫性“治疗”常常比疾病本身还糟糕
这里有一则故事:数十年前,纽约城引入租金控制规定,以终结“贪婪的土地主”索要高昂的租金,以给住宅市场带来“公平”。然后呢?价格管制使住宅的业主难以获得资本以维护住宅和建筑新的住宅,供给萎缩。有吸引力的公寓变得非常稀缺,纽约人常常必须支付“钥匙钱”——贿赂——才能抢到一套公寓。这之后管制略有放松但并未完全取消。曼哈顿地区的平均租金已接近每月3500美元。找到一套新公寓,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势比登天。这何来公平呢?
这就是大政府过度胁迫的管制与课税带来的典型案例。这种管制不会产生“公平”,而是造成了更糟糕的非预期结果:非但问题没有解决,人们还丧失了自己的自由。
另一个例子是,现在这场备受贬斥的医疗危机,并不是由自由市场造成的混乱,而是由之前政府的监管与指令造成的无序。即便是在当下,也很少有人真正会对医疗领域成为经济体中监管最重的行业之一而感到欣慰。
在前一个十年里,纷繁复杂的法规常常裁定保险公司必须承保怎样的风险,这让保险公司逃离了不少州。根据凯泽家族基金会的数据,1999-2009年间家庭保单成本平均跳升了131%。
《奥巴马医改法案》更加深了这些州级法规所造成的危害。医改法案对联邦医疗保险的削减意味着今后政府对药物和医疗价格更加严厉的管制,而政府医疗保险不能赔付的成本也就更多地要转向私营保险。
法案通过之后,美国人民立即感觉到了这个灾难性政策的痛楚。保费剧增,大约200种癌症药品被报处于缺货状态,等待治疗的时间也更长了。手足无措的医生们正在放弃他们的职业。到2025年,预计将有150000名医生的缺口。对医疗设备制造商征税将会降低可能投入医疗体系里的新发明。
政府拥有庞大的征税、监管以及印刷上万亿美元钞票的能力,批评家们谴责资本主义的贪婪与残酷的同时没有看到市场运行已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影响。政府这种过分的胁迫行为对经济造成了深刻的伤害,这种伤害在近期最痛苦的表现就是出现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30年“普及住房”的政策以“公平”的名义大力推行,但最终却造成了高风险的借贷文化,进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的通过,有一种声音认为对低收人人群的贷款被“不公平地”否决了。银行要开设新的分行或者实施兼并收购,必须表现出银行将为普及住房政策而努力,给无论是在低收入地区还是中等收入地区的购房者提供贷款。在比尔·克林顿的任期,法规变得更加严厉。各家银行为遵守《社区再投资法案》,必须将其贷款的一定百分比贷给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借款人。
美联储在2000年早期实施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打压了美元的币值,并力图支撑美国经济的复苏。但这些政策掀起了按揭贷款的狂潮。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由政府创建的按揭大佬,在乔治·布什年代里购买了上千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国际银行监管机构也鼓励这种过头的行为,让银行可以为按揭证券的可能损失提取比商业贷款低得多的准备金。
这种信贷标准的放宽让数百万不符合资格的借款人拿到了按揭贷款,最终造成了一场违约风暴。违约风暴导致的震荡波让美国金融体系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几近崩溃,至今尚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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