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学研究丛书 高昌石窟壁画线描集1：吐峪沟石窟》由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合作编著，由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研究所相关人员绘制，吐峪沟石窟壁画线描图集为高昌石窟壁画线描集的第1本，另有胜金口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伯西哈尔石窟等壁画线描图集将陆续出版。
《吐鲁番学研究丛书 高昌石窟壁画线描集1：吐峪沟石窟》整体分为两部分，文字部分包括序言、概述与图解、后记；图版部分为全书主体，为吐峪沟石窟壁画之线描图，约有150幅。全书图文并茂，绘制精美，生动形象展示了吐峪沟石窟壁画的精髓，为读者揭示了高昌石窟各个历史文明的一个横断面。
吐峪沟石窟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位处鄯善县吐峪沟乡霍加麻扎村北。石窟沿吐峪沟两侧南北长约500米的范围分布，分东、西二区。据近年考古发掘统计资料，石窟数量应有百余，其中残留壁画者有16个。石窟始建于4世纪，及至5-6世纪之北凉与麴氏高昌时期建寺凿窟达到顶峰，并成为皇家寺院。7-12世纪，唐西州时期、回鹘高昌王国时期，续有开凿或改凿洞窟的活动，时名“丁谷寺”。13世纪以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逐渐废弃。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纷至沓来，盗掠不断，致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吐峪沟现存石窟大多为晋、南北朝、唐代之遗物。从2010年以来连续六年对吐峪沟的保护性发掘来看，沟东区和沟西区石窟均是多层式的组群布局，以礼拜窟为中心，左右上下开凿僧房窟、禅窟及其他生活用窟。礼拜窟一般建在最显着的位置，除了绘有壁画外，通常在地面铺砖和抹白灰。石窟的形制和壁画，反映了龟兹石窟寺和中原石窟造像的影响，是研究吐鲁番地区佛教的发展演变以及中西佛教艺术传播与交融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吐鲁番是新疆古代文化的一个缩影，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这里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也是一个多宗教地区，大凡在丝绸之路沿綫传播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都曾在吐鲁番流行过，只是影响大小与流行时间的长短有所不同而已。就吐峪沟石窟而言，可以说是古代吐鲁番佛教文化的典型代表。此外，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也曾在这一带有着不同程度的传播。石窟南侧有著名的吐峪沟麻扎，为新疆伊斯兰教圣地之一。麻扎坐落于原来的佛教圣地上，体现了该地区佛教与伊斯兰教的交替。
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方的通道——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在吐鲁番西12公里处的交河故城沟西台地上，考古学家采集到了大量旧石器晚期的石器，表明吐鲁番在三万至一万年前即有远古人类繁衍生息。2003年以来，鄯善县洋海墓地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沉睡数千年之久的萨满巫师的神秘面纱。洋海墓地一号墓地M21和M90两墓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穿孑L人头骨，说明这是一个灵魂崇拜盛行的原始族群，头骨穿孔的实施者极有可能就是这个族群的精神领袖——萨满，也就是汉人通常所谓的巫师，亦即今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所谓的巴合西、皮尔洪、达罕之属。可以想见，洋海墓地曾经有萨满阶层存在。
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沟通东西方的道路即已开通，汉代以后，中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更加活跃起来，吐鲁番的地位日益凸现，大批移民涌入，民族成分日益复杂。魏晋时期，一些以商贾为生的中亚粟特商人开始定居吐鲁番盆地，在交河沟西及巴达木、木纳尔等地都发现有粟特人墓地。粟特人人居，同时把他们信仰的祆教也一并带来，这是祆教进入吐鲁番的第二个阶段。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吐峪沟发现一处墓地，墓葬中发现了两个装殓祆教徒遗骸的纳骨器。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国设有专门管理和监督祆教的官吏——“萨宝”，在官方祭祀活动中，需祀祆教神只“丁谷天”，其地位逐步越居萨满教之上。
摩尼教在吐鲁番的流行始于高昌回鹊，9一lo世纪臻至极盛。回鹊入主高昌初期，仍然保持了漠北时期的制度，宗教信仰上尚未受当地盛行的佛教影响，仍奉摩尼教为国教，成为王室的宗教。11世纪中叶印度学者迦尔迪齐着《纪闻花絮》记载了高昌回鹘的宗教状况，称高昌回鹘王室尊奉摩尼教，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景教、祆教和佛教同样受到优渥待遇。各种宗教和平相处，相互砥砺，共同促进了吐鲁番文化的发展。
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特别是在前伊斯兰时代，各种宗教大体上是和谐共处的，这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武断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之间纵然偶有摩擦、冲撞，也主要体现在新来宗教给旧有宗教产生一种冲击，造成旧有宗教的恐慌和不安，但这种不安情绪很快会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安其状，甚或互相吸收对方精华的思想，借以弥补自己宗教理论体系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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