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新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根据大量数据指出，中国在非洲农村地区的现实并不是西方包括部分非洲国家所认为的那样。西方的误解包括：(1)中国在非洲攫取了大量土地：(2)上述过程是通过中国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实现的；(3)中国在非洲生产的粮食主要是为了向中国出口，满足中国的需要；(4)中国派遣了大量中国农民到非洲种植。作者对上述观点一一进行了有利的反驳。在本书的开头部分，作者还指出：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粮食安全的多元化途径，并引进了大型外资企业。中国的粮食进口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在2005年是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国。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在非形象的提升，促进中国对非外交。
光从东方来
张西平
现代性源于西方，而西方精神之根是希腊，希腊的神话、希腊的艺术、希腊的哲学、希腊的逻辑，这一切奠基了西方精神。既然西方是现代性的最早的实践者和成功者，其他民族若要走向现代性之路，自然要学习西方，回归希腊，只有“言必称希腊”才是正道，而“落后”的东方则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只能被抛弃。像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只是人类的童年，而希腊才是人类的青春。这就是近百年来植根于我们思想中的“东方—西方” “现代—传统”二分的思维方法。
人类的精神之根在希腊还是在东方？这本来是一个历史常识，却被忘记了。这里的“东方”概念，在英文中叫作Levant,指地中海东岸“各地”。正是在这个东方，产生了农业文明，文明之光首先从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兴起，这个新兴的文明被称为“苏美尔文明”，它从公元前5000年至前2000年,绵延达3000年。从两河流域往西，则是古埃及文明。它兴起于公元前4000年,经历了两度分裂、三度统一，断断续续达3500年。古埃及的文字、法律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帕勒摩碑铭》和《金字塔铭文》中均有明确体现。在此之后，才是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这个文明存在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前1100年,晚于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这便是后来所称的“爱琴海文明”“希腊文明”。关于这个历史事实，西方的思想家也是承认的，但他们认为人类文明只是到了希腊时代，才真正达到了自觉，正如黑格尔所说：“希腊的名字被欧洲的知识阶层深刻地领会着,尤其是被德国人深刻领会着……他们（希腊人）的宗教、文化的实质性开始当然自……亚洲、叙利亚和埃及;但是,他们是如此深刻地泯灭了这一来源的外来性质,如此深刻地改变、修正、变化了它,使它变得完全不同,以至于他们,如同我们一样,在其中注重、了解和钟爱的东西本质上是他们自己的了。”
黑格尔对希腊的崇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希腊精神之根的亚洲和非洲则被他完全抛在了一边。黑格尔的这种叙述，被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在他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中称为“雅利安模式”，贝尔纳对黑格尔所代表的将希腊自我神圣化的叙述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我坚持推翻雅利安模式,而代之以修正的古代模式是正确的, 那么,不仅有必要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基石究竟是什么,而且有必要认识到种族主义和‘大陆沙文主义’对我们所有史学或曰历史写作哲学的渗透。古代模式没有重大的‘内部’缺陷或解释力单薄的问题,它被推翻是由于外部原因。在18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看来,希腊不仅是欧洲的缩影,而且是欧洲纯洁的童年,认为希腊是本土欧洲人与外来殖民的非洲人和闪米特人混合的结果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因此,古代模式必须被推翻,而代之以更能让人接受的东西。”一系列的研究已经证明，19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所提出的“东方—西方” “现代—传统”模式，所反复叙说的希腊是人类文明之根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人类文明之根是亚洲和非洲文明，尽管在其后发展起来的希腊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但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在充分吸收了亚非文明的成果后发展起来的。亚非文明不仅在历史上是人类文明之根，在文明进展上至今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21世纪将是亚洲和非洲重新崛起的世纪，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被改变，19世纪所形成的文明观和文化观也将被重写。亚洲和非洲文明与文化的特色与价值将获得它们应有的地位。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是历史之必然。当然，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回到“东方中心主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这种文明互鉴观是我们处理文明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重读亚非文明的经典吧！我们疏远、冷淡这个人类文明之根的时间太长了。当亚非学院组织出版这套“亚非译丛”，希望我写篇序言时，我欣然允诺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曾在亚非学院工作过，与亚非学院的很多同事结下了深厚友谊，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我在亚非学院工作这段时间，我的学术和思想更为坚定地走向东方，开始回到亚非这个人类文明的家园。
是为序。
写于2015年6月5日从孟加拉国访问返回之时。
[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国际发展项目主任、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非关系、外国援助、工业化。她此前出版的著作有《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和《中国援助与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
孙晓萌，女，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师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所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教授，先后赴尼日利亚阿赫马杜·贝洛大学(AhmadU BelloUniversity)、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进修，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任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和殖民主义史。
沈晓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译有《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和《刚果史——从利奥波德到卡比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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