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_赵沛霖_978751618338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论文集所收录的三十六篇（暂定）论文，选自作者近四十年来研究先秦八代三朝文学所写的150余篇论文。所选文章 “前少后多”，其中三分之二选自近十几年。本书稿具有以下特征：一、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新时期以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无论是文学观念、研究的重点，还是批评模式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本论文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学术前沿性特征。所谓学术前沿性主要是指：论题多是长期广为学术界关注，影响较大，但却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存在很多争议的重要学术问题，如中国寓言的起源、葛天氏八阕乐歌、阮籍《咏怀诗》和庾信山水诗的世俗化等。三、突出的创新性特征：不但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意义的新观点，而且开拓了一些前人没有研究过或系统研究过的新问题，如对中国神话的性质特征、《诗经》的基本精神、《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封建时代女性视角下的爱情和婚姻等问题。另外，创新还表现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本论文集广泛运用了综合研究方法。四、学术覆盖面广，涉及问题多。

　　编选自己的学术论著，往往也是学者对于自己学术历程的系统回顾。
　　说到学术历程，我常常会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
　　从初中开始，我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和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历史、宗教、哲学和文学艺术便怀有浓厚兴趣。少年气盛，一心想考入理想的大学，将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1957-1959年读高中时正值极“左”思潮泛滥，我的爱好和志趣与当时“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形势格格不入而受到批判，愿望不得已而落空。后来，在中学工作期间，教育、教学任务虽然繁重，但并没有放弃学术追求。十分幸运，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机遇：1980年国家招考研究人员，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得以顺利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从此开始了研究生涯。
　　这一年我四十二岁，已经迈入了中年。机会来之不易，岁月匆匆苦短，紧迫感油然而生。从1978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到今年，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除写了几本书之外，还发表了160余篇学术论文。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978年至2005年主要研究先秦文学与文化，2005年至今主要研究八代三朝文学与文化。尽管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是比较努力的，然而最终成绩不过尔尔。“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我的“半路出家”的经历恰好印证了《学记》中的这句古训。
　　回想起来，中学时代凭兴趣和爱好的阅读虽然不成系统，又很肤浅，但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并对后来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就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成败得失还没有完全理清之际，一个更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近一二十年来，文学理论界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并不断有论著面世，然而，就在同一时期，经典作品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那里却越来越不受待见，甚至于“死活读不下去”。事情的发展似乎真的印证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论断：“现在对文学经典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建立在人们对其作用和价值怀疑的基础上的。”①在西方，随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兴起，电影、电视、动漫和摇滚乐以及网络游戏、手机碎片化阅读早已取代了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如今每年进入耶鲁的学生中仅有少数人具有真正的读书激情”②，而文学经典“如今在普通读者的记忆中已经荡然无存了”③。以上两句话分别出自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莱斯利·菲德勒，此二人关于文学经典的观点尖锐对立，但他们对于文学经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和动摇的认识却完全一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情况在西方有多么普遍和严重！如今，这种不重视和轻慢文学经典、怀疑甚至否定文学经典的情况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
　　在西方，随着文学经典地位的降低，文学研究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猛烈冲击，被视为雕虫小技而边缘化。不止如此，除文学经典之外，其他经典如史学经典、哲学经典和宗教学经典等也都遭遇同样的命运。就这样，颠覆经典的“解构”行动已经成为一种波及广泛的浪潮。与此同时，自16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即占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科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削弱，显露出式微势头，特别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的六、七十年间，、人文科学的地位在急剧下降，而自然科学的地位则迅速上升，甚至取代了人文精神而成为人们思想观念的领航者，并最终导致价值系统的严重危机。这一系列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人的精神空虚，物欲膨胀、享乐至上、消极颓废和心理失调：焦虑、惶恐、缺乏归属感。
　　以上所说西方社会由于人文精神缺失而导致的精神危机，我国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有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的这段历史是我们最好的前车之鉴。

　《重读经典：上、中古文学与文化论集》：
　　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农事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是指那些描述农事以及与农事有关的政治、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诗歌。农事诗以其特有的内容有别于《诗经》中的其他诗歌，如爱情诗、战争诗、怨刺诗、宴饮诗、祭祀诗等，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历来受到重视，并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认为《诗经》农事诗大体包括以下十篇作品：《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和《豳风》中的《七月》。封建时代的农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事诗与王业的关系、农事诗的题旨、农事诗与祀典及其主祭者和作者等问题上；“五四”以后直至80年代中期，除了针对历史上农事诗研究的封建主义思想倾向展开批判之外，还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对农事诗的题旨、思想特征和社会价值以及写作年代展开研究，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近些年来，农事诗研究的进展比较缓慢，没有什么突破，很多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上，特别是在对于农事诗的思想倾向、内容和艺术特点的认识上，更存在明显的偏颇。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推动农事诗研究的进展，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开放的视角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并在与多种意识形态的交叉联系中对一些问题展开论述。
　　为了论述的方便，根据各篇农事诗的不同思想内容和特点，把十篇农事诗分为两部分：《豳风·七月》为一部分，其他九篇为一部分。之所以把《七月》与其他九篇作品分开，是因为这篇号称“天下之至文”（姚际恒《诗经通论·豳风·七月》）的作品主要是详明叙述一年四季的农事和农夫的生活，而基本上不涉及宗教观念和宗教生活，这与用于宗教祀典祈求神灵保佑的其他九篇诗歌，无论是在思想倾向、内容特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语言风格上都大异其趣。传统的观点无视这种重要区别，单纯根据其涉及农事，便将它们等而视之，不利于研究的深化。为此，在“农事”的共同前提下，本文将它们“分而论之”，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涉及《七月》，而专论其他九篇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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