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奇森_杨通林著_9787561388327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哈奇森，英国伦理学家、美学家，欧洲仁慈主义的创立者之一，道德感体系的集大成者。本书深入浅出地分了哈奇森的“两种感觉论”“善恶两性论”等伦理思想，解读了哈奇森对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人的情感主义、康德等人的直觉主义、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等产生的巨大影响。

哈奇森生平及思想背景简介
1694年8月8日，哈奇森出生于北爱尔兰的大马列各。祖籍是苏格兰的艾尔郡，祖父和父亲都是北爱尔兰不服从国教的圣会大臣。他排行老二，8岁之前一直和父母一起生活。8岁那年，他离开父母和祖父一起生活。哈奇森童年时既接受过祖父的教育，也接受过学校教育，并在学校学习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经院哲学。1711年，哈奇森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文学、艺术和神学等，师从于格绍姆·加莫卡勒、约翰·希姆逊等人。后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哲学。
17世纪，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成为英国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而政治斗争又经常和宗教斗争交织在一起。英国的宗教和政治生活构成哈奇森思想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英国历史上就具有排斥天主教的传统。1673年，为了进一步反对天主教，英国议会制定“宣誓条例”，规定政府官员必须宣誓效忠于英国国教，迫使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高级官员辞职。拥护“宣誓条例”的莎夫茨伯利伯爵一世，曾经劝说查理二世和信奉天主教的皇后离婚，遭到拒绝并被解职，莎夫茨伯利伯爵一世随后变成宫廷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1679年，迫于压力，查理二世吸收莎夫茨伯利伯爵一世进入枢密院并担任召集人。莎夫茨伯利伯爵一世就是在哈奇森之前提出了“道德感”观念的莎夫茨伯利的祖父，他是辉格党的重要领导人。1688年，辉格党和托利党联合赶走了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迎接新教徒威廉二世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取得胜利，国王的权力逐渐受到了限制。1701年，《继位法》公布，确立议会权力高于国王权力、议会高于王室、司法独立于王权的基本原则，议会成为权力中心，政府成为权力中心，国王统而不治，王权真正旁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英国结束了长期的内战，摆脱了长期战乱的灾难。1694年，也就是哈奇森出生那年，玛丽王后患天花去世以后，辉格党“小集团”组阁成为国家管理的实权机构。1698年，托利党在下议院占多数席位，取代辉格党组阁，开启了英国下议院多数席位党组阁的政治模式。1714年，辉格党在大选中再次击败托利党，获得大选的胜利。从1714年到1761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辉格党在英国长期执政并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占据优势，长老派成为社会主流教派，议会权力取得了对王权的优势，经济文化繁荣，政治相对稳定，体现了议会政治较专制制度的明显优势。
哈奇森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辉格党议会政治之下。因此，身处和平稳定环境下的哈奇森，其关于人天性仁爱的观点与霍布斯等人在动荡战乱背景下的自爱论学说形成了鲜明对比。哈奇森在一定程度上赞成议会权力，他关于利他至上、主权在民、三权学说等政治伦理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民权”意识，是王权衰落在理论领域的表现形态之一。他认为道德是幸福的根源，善的标准就是致力于他人的幸福。他终身致力于提高社会的仁爱道德修养，以免社会再次重蹈霍布斯、孟德威尔等所主张的私恶人性所带来的种种灾难。
此外，哈奇森的认识论思想还与欧洲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思潮关系密切。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科学进步与繁荣，使哈奇森时代的欧洲成为一个“理性时代”，弘扬和尊崇理性成为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导致了对一切常识观点和宗教信仰的怀疑和批判。反对教会权威和宗教正统，推崇人性尊严，高扬科学理性，人的自由、理性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光荣革命”后不久，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苏格兰政治稳定，国际地位得到提高，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以及英格兰繁荣的海外贸易极大促进了苏格兰经济发展，苏格兰的工商业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再加上中世纪宗教势力的衰落、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欧洲（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等原因，最终引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达到高潮，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直接波及美、法、德等国家。苏格兰的文化、教育、艺术等在这场启蒙运动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苏格兰的文化中心爱丁堡也因此被称为大不列颠的雅典。哈奇森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理性时代”使人们从宗教精神枷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注意力的重点从上帝和来世转移到人和现实世界之上。神学从此失去了超越一切的垄断意义，人们对人自身和人所生存的自然世界的兴趣逐渐占据上风。人的完美取代了上帝的完美，人的尊严和幸福被赋予了头等重要的意义，理性成为最高的审判台。人们凭借“理性”而不是“神的启示”来观察、理解、解释世界和人的存在。人文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神学成为理性的研究对象,人性、人的价值、人现实的幸福等越来越受到思想家们的关注，人性成为人们研究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的重要根据。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两种理论思潮。
“理性时代”为伦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受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欧洲16～18世纪的伦理学也划分为两个明显的阵营：一个是以拉尔夫·迦德沃斯(1617～1688)、克拉克（1675～1729）和贝尔盖(1688～1748)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他们认为理性是道德的唯一来源；另一个就是以莎夫茨伯利、哈奇森和休谟(1711～1776)等为代表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他们认为感觉和情感是人类道德的主要源泉。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等给哈奇森伦理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历史背景，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繁荣，伦理学说的兴起，诸多思想巨匠的辛勤劳动成果，各种思潮的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等则直接为哈奇森伦理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快线”。他一方面继承了莎夫茨伯利的仁爱思想，将其“道德感”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另一方面批判了霍布斯、孟德威尔否定人天性仁爱的错误，以及塞缪尔·克拉克等人的理性主义伦理方法，以经验主义感觉论为基础，提出了自爱和仁爱并行不悖的善恶两性论，从而建立了一个既不同于自爱论也不同于仁爱论的善恶两性论伦理体系。而贯穿于哈奇森整个伦理思想的认识论——内感觉和外感觉——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吸取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关于普遍必然性知识来源于“内感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仍属于经验感觉论，但同时又具有理性主义的部分显著特征。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哈奇森就曾写信向克拉克表达过自己与其部分思想的分歧，批评克拉克关于上帝存在的先天证明。
1719年，哈奇森从格拉斯哥大学返回乌尔斯特，任长老会牧师，次年接受长老派邀请，到都柏林筹建长老会私立学院并担任院长，培养长老派的年轻人。在都柏林期间，他对洛克的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使他赢得了都柏林一些著名人士的友谊，其中包括莫莱沃斯勋爵、贝克莱的朋友爱德华·辛奇、都柏林大教主威廉·金等人。当宗教法庭指控哈奇森在没有得到国教许可就私自开设学校时，威廉·金大教主甚至否决了这一指控。此后一直到1729年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之前，哈奇森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表达了他主要思想的一些著作也在这段时间完成。
1725年，哈奇森与玛丽·威尔逊小姐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美满，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其中第六个孩子夭折。就在这一年，哈奇森发表了第一部著作《关于美和德的观念的起源的研究》，发展了洛克等人的观念论，拓宽了经验主义的“感觉”内涵，第一次明确把内感觉作为认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以区别于外感觉，并把内感觉作为道德和审美观念的根源，系统论证仁爱道德的先天性、客观性和普遍性，批判自爱论者否定仁爱天性的片面性。同时，他还与吉尔波特·布赖特、克拉克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给《伦敦杂志》（London Journal）写了两封信，全面批判了吉尔波特·布赖特的理性主义道德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以道德感为核心的直觉主义伦理体系。
1726年，哈奇森给《都柏林杂志》（Dublin Journal）写了六封信，其中包括“对笑的反思”（Reflections upon Laughter）和“论蜜蜂的寓言”（Remarks on the Fable of the Bees）两篇文章，分别批判了霍布斯和孟德威尔关于道德起源于自爱、自私的观点，提出了仁爱和自爱相互并存、相互影响的善恶动机理论。
1728年，哈奇森发表了《论激情和情感的性质和活动：以及对道德感的说明》, 讨论了激情（passion）和情感(affection)、普遍欲望和具体欲望、自爱和仁爱等情感，阐述了道德情操和自爱情感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此外，他还根据自己与吉尔波特·布赖特、克拉克等人的争论，在书中概括、梳理了理性主义道德起源论的种种失误，论证了道德感作为道德观念源泉的根据，并进一步发挥了他在《关于美和德的观念的起源的研究》没有论及或者论证不充分的关于道德直觉、道德本体、道德自由等思想。
1729年，哈奇森接受格拉斯哥大学的邀请担任该校道德哲学教授。此后一直到1746年去世，哈奇森一直担任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1744年爱丁堡大学曾经想聘任哈奇森担任伦理学与精神哲学教授，但被哈奇森所拒绝。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大多来自苏格兰西部和北爱尔兰，主要培养长老派的牧师。在大学任教期间，由于哈奇森信奉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对传统的一些宗教教义提出了批判，曾一度遭到长老会的指控。他认为善恶的标准不是上帝，而是每个人内心都天生的道德感，即使人们心目中没有任何关于上帝的知识，也仍然具有善恶的观念。他经常在中午为学生开设私人课堂，讲授斯多葛派学说，并翻译了其中一些著作。哈奇森崇尚自由、思想解放、学识渊博，是很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无与伦比的讲课大师，对人性中的善恶观、责任心、价值观和审美观等都有独到的、令人折服的观点。他还在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讨论过劳动分工、私有财产、货币、利息、保险等广泛领域。同时，他性格温良，口才极佳，风度翩翩，讲课不用笔记，自由自在，生动活泼，并一改学校用拉丁语讲课的传统，直接用英语讲课，因此得到了学生们广泛的敬仰和爱戴。在亚当·斯密交往的师长和朋友中，哈奇森是对其学问和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哈奇森那样启迪他的良知，指引他前进的方向。为此，斯密曾经敬重地称他为“永远无法忘记的哈奇森博士”。
从1735年开始，哈奇森系统性思考人性、至善、激情、欲望、仁爱情感、感觉及其能力、道德感及其对象、道德感和荣辱感的关系、人的最大快乐等问题，以及人的知识、意志、激情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总结概括了人性的一些规律、道德义务、自然状态的人性表现、政治伦理、人的权利、财产和平等的关系，着手撰写他的巨著《道德哲学体系》（1735～1737）。遗憾的是，哈奇森有生之年没有能够看见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在他去世九年以后，也就是1755年，《道德哲学体系》才由他的儿子在格拉斯哥编辑出版。另外，哈奇森晚年还和同事詹姆斯·穆尔合作翻译了《对马克·奥利乌斯的沉思》一书，并为该书作了一些批注，其中蕴含了很多深刻的思想。
1746年8月8日，哈奇森去世，享年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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