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学的后世影响和当代意义
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人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他的思想、学风、治学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吕祖谦在学术上以“杂博”著称，这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的特征。所谓“思潮”，就不是只有一种学说处于独尊的地位，而是百川竞流，由各种不同的学说、思想在相互论辩、相互融合的同异交得中汇集而成的。宋代社会的学术思想较为活跃，文化事业也随着经济发展而兴盛起来，地方书院的遍及，为学者们的讲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印刷术的革新为著书立说者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南宋时代更是学派林立，但当时能成鼎立之势的却主要有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派，陆九渊为巨子的心学派，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吕祖谦思想上的“杂博”也就是表现了这种历史的现实和特点。
吕祖谦在学说上折中朱、陆而又汲取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功利之学，打破了各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采取“泛观广接”“未尝倚一偏、主一说”的居中持平态度。尤其是他学术上宽宏的气度，为当时任何学者所不能及。他为人谦逊、忠厚，对各种“相反之论”皆虚心听取。他在学风上谦虚“未有自大”，博取众长的良好学风深得时人的称赞，也是后人的楷模。虽然朱熹也认为“诸家异同处最可观”，张栻也主张学术上“交须而共济”，提倡学术上自由交流，然而总不及吕祖谦那样身体力行。最明显的一例便是他主持的“鹅湖之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吕祖谦为了筹办这一次学术研讨会费了不少心血，他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热心地穿针引线，还邀请朱、陆门人和自己的学生与会。会议的意义远远超过会议本身，它不仅影响南宋的知识界，而且也影响到以后，尤其是开了明代自由讲学论辩之风的先河。
南宋末的大学者王应麟是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后继者，清人全祖望说：“王尚书深宁（王应麟）独得吕学之大宗，深宁论学，独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说东莱（吕祖谦）。”王应麟深得吕学的治学方法，注重综合各家学说，为中国学术思想源流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这正是吕学讲究史实“参合审订”的“文献之学”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及其弟子万斯同、全祖望以及后来的章学诚，他们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史学的观点受吕祖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是吕祖谦史学观的出发点。他不仅把经书和一些历史著作相提并论，而且还把儒家经典本身也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历来被尊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在他看来仅是一部古老的史书罢了，这与后来“六经皆史”之说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六经皆史”这一命题是王阳明提出的。明清之际黄宗羲自谓“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章学诚则更发挥了“六经皆史”的观点。清末龚自珍不仅认为六经皆史，并称诸子百家皆史。他说：“出乎史，入乎道，欲入大道，必先为史。”吕祖谦将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打破了传统的“以经为本”的陈见。他曾经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大哉，史官之功也。”还大胆地认为“孔子之出”乃是依靠“史官扶持之力”。近代的章太炎也接受这种观点，认定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是个“良史”。
关于历史的研究方法，吕祖谦提出看历史应该“如身在其中”，也就是从历史的客观实际的具体环境来分析和考虑问题，总结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的万籁俱寂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如王夫之“理势合一”观察历史的发展，视历史是“资人之通”的“千古明鉴”，“述往以为来者师”。全祖望主张研究历史当与现实之用结合起来“钻研史籍，通经致用”，这些无不与吕氏的研究方法相通。
在政治上，吕祖谦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有某些批评，指出“秦汉以后，只患上太尊、下太卑”。批评君主“自任一己之聪明以临天下”，主张“是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能够通达民情，这关系到“国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并主张当官的应有“当官之法”，认为“当官处事，常思有以及人”，“使民省力，不使重为民患，其益多矣”，反映了吕祖谦具有传统的民本思想。后来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进而对封建君主专制作了尖锐批判，提出君为客、民为主的新的君民关系的看法，就与吕祖谦主张“盖用众人聪明以临天下”和认为社会伦理制度“人纪”，乃“籍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理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吕祖谦欲使朱、陆的学说能“会归于一”，并为此作出努力：“鹅湖之会”上，朱、陆二派虽因争论激烈导致不欢而散，而后来朱、陆又因吕祖谦从中周旋而逐渐彼此间“有商量处”。朱称陆“颇有心得”，陆称朱“泰山乔狱”，此后朱、陆门人间的思想开始合流。宋元之际的理学家吴澄、许衡，其融合朱、陆的思想更为明显。吕祖谦为促使朱、陆学说合流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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