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叙述了他崎岖多难的一生，展现了他的思想。其人生经历、情感生活、哲学政治思想都饶有兴味。妻子在他入狱后冷漠相待，其妻姐却生死相随，最后的狱中手稿也是因她而得以保存。他的人生似乎就是为了把牢底坐穿，出狱一个星期就去世了。政治思想上，更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张羽佳，1975年生，黑龙江肇源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方面的研究。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有《本真存在的路标——马丁·海德格尔》（合著）、《阅读·诠释·实践：马克思的当代境遇》等，译著有《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
狱中生活
根据法西斯“法庭”的审判，葛兰西被判处二十年四个月零五天的监禁。1928年7月8日，葛兰西被从罗马押往杜里监狱服刑。这是一段异常痛苦的行程，在罗马的时候，葛兰西就已经感到肝部疼痛，起初他以为这是一般的炎症，但其实是肝炎的开始。在本内文托，葛兰西度过了地狱般的两天两夜，身体蜷缩得像条虫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除肝炎外，还患有严重的尿毒症。由于牙龈化脓，葛兰西掉了十二颗牙齿，每日只能喝几匙稀粥。他的整个消化功能紊乱，呼吸困难，走路时需要有人搀扶。即使这样，杜里监狱也没有给这位在职议员以基本的治疗。这里的狱医奇斯泰尼诺是个法西斯党徒，他不但不给葛兰西医治，反而冷嘲热讽地对葛兰西说法西斯不结果他就算他走运啦。
在杜里监狱，葛兰西被编号“7047”，囚禁在看守室隔壁的狱室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便于监视，同时也是一种残酷的迫害——剥夺他的睡眠和休息。看守的房间通宵吵闹，葛兰西经常整夜难以入睡，一个月的时间里，大概只有两晚能睡足五个小时。在葛兰西的不懈斗争下，他被调到另一间牢房，尽管同样阴暗潮湿，但却不像以前那样吵闹。
1929年2月，当身体状况刚刚有些好转的时候，葛兰西便正式开始《狱中札记》的写作。他向监狱长要来墨水、钢笔、纸张，并通过妻姐塔吉娅娜和好友斯拉法——他为葛兰西在米兰书店立了一个可以无限赊购书的户头，向葛兰西提供了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书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葛兰西研究资料不足的问题——传递图书和资料，开始在法西斯监狱这一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开始自己的研究。为了写作，葛兰西每天都专心致志地工作好几个小时。他一边思考一边来回踱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会流利地写出他想写的东西，不重写也不删改。与马克思手稿的复杂难辨相比，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手稿字迹清晰工整，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字迹才开始潦草模糊。
可以想象，《狱中札记》的写作过程是多么艰难！一方面，葛兰西要面对监狱长的刁难和检查，后者总是利用种种借口，要么扣留他的研究资料，要么在纸和墨水等写作工具上对葛兰西进行勒索。狱卒们也总是吵吵闹闹，突如其来的巡逻与监视常常会打断葛兰西的思路。另一方面，葛兰西日益衰竭的身体成为他写作的最大障碍。他经常发烧，身体的各个机能都处在不同程度的坏损中，病痛一直折磨着他，睡眠严重不足，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对葛兰西的研究与写作造成困扰。1931年8月3日清晨，葛兰西突然吐血，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弟弟卡尔洛、挚友彼埃罗·斯拉法先后抵达杜里，但未获准探视葛兰西。1932年整整一年，葛兰西每天都挣扎着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他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痛苦——头晕、恶心、疼痛、吐血，他的身体彻底毁了。葛兰西自己也感到难以支撑下去，精力仿佛被耗尽，身体中的抵抗力量就要崩溃。他常常一连几天彻夜不眠，严重的神经衰弱困扰着他，浑身肌肉只要轻轻一动就痛得要命，在这种情况下，活着成为煎熬。
葛兰西向监狱提出申请，要求医生给他检查身体。墨索里尼以为这下可以趁机羞辱他的政敌了，于是通知葛兰西，只要他肯呈上求赦书，就可以满足他的要求。然而，这个傲慢的刽子手等来的回答却是：“有人劝我自杀，然而我不打算用自杀来结束生命……”这一坚强的回答仿佛是一只重锤，狠狠地打击了独裁者的狂妄与傲慢。墨索里尼气急败坏、恶狠狠地说：“要是葛兰西不愿向胜利者低头，那他就得死！”
不仅如此，葛兰西还拒绝亲人们企图根据健康原因要求当局将监禁改为流放的努力。虽然根据法律和书面规章，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当事人必须提出申请，说明自己改变了观点，承认自己的错误，等等，这无疑就是一纸“悔过书”。面对敌人的引诱，葛兰西的回答干脆利落：“这是建议我自杀，然而我没有任何想自杀的念头！”葛兰西拒绝这样的减刑方式，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写信给弟弟卡尔洛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丝毫不想对任何人屈膝求荣，也丝毫不想改变我的操行。我是相当坚定的，我极其平静地等待着这种态度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我早已料到我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然而，现实非但未能使我产生丝毫的动摇，恰恰相反，它却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1933年，在葛兰西及亲人的不懈斗争下，终于争取到阿尔冈杰利教授为葛兰西检查身体。阿尔冈杰利教授是位正直的医生，他在法共《人道报》和《红色救护》上发表声明，呼吁人们关注葛兰西的境遇。国际社会反应迅速，在巴黎成立了解救葛兰西和受法西斯迫害者委员会，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巴比塞这些民主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参加进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法西斯政府被迫让步，批准葛兰西离开杜里监狱，到库苏马诺医生在福尔米亚开办的诊所治疗。这是葛兰西入狱六年来第一次离开监狱，在押解的火车上，葛兰西重新看到草地、森林和果园，看到成群的儿童，这些广大世界的一切曾经一度离他而去。在福尔米亚，一个特派警长率领十八名宪兵和两名警察负责严密看守葛兰西。虽然医疗条件不是很好，但比起在杜里监狱时的情景，葛兰西的生理机能还是有所恢复，并获准每周四在医院的花园里散步一次。1936年初，葛兰西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而被送到罗马的库伊西珊娜医院，在这期间，他仍以顽强的精神同病魔进行斗争，同时从事自己的写作事业。
在服刑期间，葛兰西因为法西斯庆祝其掌权十周年实行大赦而被减刑至十二年四个月，他拼命地同死神斗争，直到刑期届满的时候。 1937年4月21日，葛兰西服刑期满，获得完全的自由，他想回到撒丁岛的家乡，回到亲人们的身边，但是，多年的折磨已经使他的身体完全垮掉。同年4月25日夜晚，葛兰西突发脑溢血，在两天后的凌晨与世长辞，火化后葬于罗马英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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