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绾》刻画了明代著名学者、浙中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黄绾的一生。概述了黄绾以祖荫入官至因在朝廷“大礼仪”中支持当朝皇帝而得重用的官场生涯，详细叙述了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他在学术、生活中与王明阳的种种交集。体现了其从一开始因循王学而最终树立自己思想、“救正”王学，提出“艮止”之说的学术思想历程。 

    刘聪，1973年生，安徽宿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明代三教关系研究，著有《阳明学与佛道关系研究》、《三教归一：佛教与道教、儒教》（合著）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 

第1章 家世与成长 
阳明学派与家世背景 
出入科举与初识心学 
针砭时弊与蒙荫出仕 


第2章 为官与求学 
结识阳明与终日论学 
归家养病与结识挚友 
调解争论与拜入王门 


第3章 议礼与维权 
重入仕途与上疏议礼 
《明伦大典》与推举阳明 
治理黄河与为王学正名 


第4章 交友与平叛 
南京交友与扶助王家 
大同兵变与奉旨安抚 
出使安南与晚年居家 


第5章 黄绾的思想 
思想演变 
思想结构 
思想地位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上疏议礼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年仅三十一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在他任皇帝的十六年中，各种荒诞离奇之事层出不穷，不但使明朝内忧外患的形势日趋加重，在历史上有“正德危机”之说，而且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无嗣而亡。正德十四年，江西宁王朱宸濠效仿明成祖朱棣，趁武宗荒于政事，起兵造反，沿长江而下，意图攻占南京。趁此机会，武宗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率兵亲征。此时正在江西南部剿匪的王守仁迅速调兵北上，仅仅数月就平定了宁王的叛乱。孰料武宗玩心不减，又让人通知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由自己亲自再将他抓获。在群臣的反对下，这一视国家大事为儿戏的荒诞举动才没有实行，但武宗依旧逗留江南肆意玩乐。正德十五年，武宗在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垂钓，不慎掉入水中，虽被左右救起，但身体每况愈下。回到京城之后，武宗照旧纵情荒淫，身体日益虚亏，数月之后病死。 
　　由于武宗没有子嗣，他死后朝廷立刻陷入空前的立嗣危机，以至于皇位空缺长达三十七天（三月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二日）。在朝廷内部各种势力的博弈后，明武宗的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改年号嘉靖。朱厚熜（1507~1567），宪宗第四子朱祐杬的二儿子。明宪宗的第三子（前两子夭折）是孝宗。孝宗只有一个儿子，即武宗。 
　　由于兄终弟及，因此世宗即位后，武宗与世宗生父朱祐杬两人的“礼制”问题立刻凸显出来。黄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束了在家乡十多年的隐居，重新步入政坛，进入权力的核心。世宗即位后，面对的是武宗留下的危机四伏的局面，宁王叛乱使江西等地备受战火肆虐，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人的威胁日甚一日。如果说这些问题尚能拖延一段时间再解决，那么另外一件关乎朝廷礼制的大事则一天都不能拖延，这就是谁是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由于这涉及中国封建王朝最为重要的礼制，因此历史上将围绕此问题产生的争论称为“大礼议”。 
　　世宗即位后不久，就下旨让朝臣为其亲生父亲拟定尊崇称号，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和以毛澄为首的礼部官员认为虽然孝宗和朱祐杬同为宪宗的儿子，但孝宗（武宗之父）是“大宗”（中国宗法社会以嫡系长房为“大宗”，其他儿子为“小宗”。大宗是法定继承者）。为了保证“大宗”传承不断，建议朱厚熜改称孝宗为“皇考”（皇父），而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王朱祐杬为“叔父”。这一建议实质上是将朱厚熜过继给孝宗，使其成为武宗的弟弟，武宗去世后没有子嗣，按照古代“兄终弟及”的传统，朱厚熜继承哥哥武宗的皇位。这一建议未能获得世宗朱厚熜的同意。张璁、霍韬、席书等人支持世宗，主张称世宗亲父为“皇考兴献帝”。（世宗父亲朱祐杬生前封兴王，死后谥号“献”，大礼议后称“兴献帝”）。双方经过几番博弈，在正德十六年十二月达成妥协，世宗称孝宗为“皇考”，但不称亲生父亲为“皇叔”，也不称“皇考兴献帝”，而是折中改称“本生考”，以示与称孝宗“皇考”的区别。 
　　嘉靖三年正月，时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桂萼、张璁等人上疏，再次挑起“大礼议”。桂萼上《正大礼疏》，请求将孝宗由“皇考”改为“皇伯考”，世宗亲父朱祐杬“本生考”改为“皇考”，世宗母亲称“圣母”，武宗称“皇兄”。这一奏疏从根本上改变了正德十六年时世宗和武宗朝臣达成的协议，将孝宗由“皇考”降格为“皇伯”，世宗的生父朱祐杬升格为“皇考”，这也意味着当年宪宗不是将皇位传给了孝宗，而是传给了世宗的亲父朱祐杬，朱祐杬又将皇位传给了世宗朱厚熜。世宗将桂萼的上疏交付文武群臣商议，杨廷和见世宗有意变更前次大礼议的决定，又因谏言罢免在苏杭掌管织造事务的宦官，未被采纳，遂又上疏请求辞官回乡，世宗顺势允许杨廷和辞官。尽管杨廷和辞官，但在北京的官员依旧一致反对桂萼的上疏，世宗只得令桂萼、张璁、席书等人火速从南京来北京，参与大礼议。张璁、桂萼等在南京闻讯，不待动身就立刻上疏。三月，世宗颁布诏书：尊称父亲为“本生父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这时，张璁、桂萼已行至凤阳，从邸报上看到诏书，意识到，加上“本生”两字决非皇上的本意，一定是礼官的阴谋诡计，随即上奏世宗，建议去掉“本生”两字。六月，张璁、桂萼至京师，被擢任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席书为礼部尚书。七月，世宗采张璁、桂萼等议，派司礼监太监谕内阁去掉“本生”二字。世宗去“本生”二字的圣旨颁布后，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朝臣纷起上疏谏阻。一时间各部尚书、侍郎、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人跪伏于左顺门候旨。世宗命司礼监太监传旨劝令其退去，群臣要求世宗收回诏书。世宗再次下令命群臣退去，群臣仍跪伏哭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面对左顺门的严峻形势，世宗行使皇权，采取镇压措施。先将为首者翰林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逮捕，又逮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锦衣卫奉诏拷讯丰熙等八人，将其贬为庶民。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者杖责。被杖致死者十六人。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左顺门哭谏”。随后，世宗正式颁布诏书定皇家大礼：孝宗为“皇伯考”，孝宗的皇后为“皇伯母”，世宗之父为“皇考”，世宗之母为“圣母”。大礼之议，世宗终于战胜朝臣，取得全面的胜利。 
　　黄绾积极参与大礼议，先后三次独自上疏，其后又与张璁、桂萼、黄宗明三人联合上疏，鼓动世宗改定大礼，并为改定大礼寻找理论依据。 
　　第一次是嘉靖三年二月十二日，因与世宗观点不合，首辅大臣杨廷和辞官，世宗顺势批准。尽管如此，礼部尚书汪俊依旧联络官员上疏，仍持杨廷和原议。此时尚在南京的黄绾上《大礼第一疏》，支持改定大礼。这道奏疏从四个方面说明需要改定大礼。 
　　首先，利用中国传统的“灾异”观念，说明改定大礼的现实必要性。汉代以来，中国文化中形成了“灾异”观念。这个观念认为，上天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是上天委任的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所以皇帝又称为“天子”。皇帝在人世间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上天的监督，如果上天发现皇帝统治人世间有功绩，就会降下“祥瑞”，即各种吉祥的事物，用以鼓励表彰皇帝；如果上天发现皇帝统治人间有过错，就会降下“灾异”，即地震、水旱灾害等，用以警醒皇帝改正过错。这一观念在中国影响深远，甚至至今还有人相信。黄绾在奏疏中强调，作为国家主要粮食产地的江淮地区，自去年春夏干旱少雨，秋冬季又洪水泛滥，颗粒无收，以至于百姓饿殍遍野、流离失所。虽然皇上下令开仓赈灾，但灾情依旧十分严重。去年的天灾导致今年开春以来农业生产大受影响，今年估计还有损失。臣曾考察灾情，灾民一致说数百年都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水旱连灾。臣认为，之所以现在会出现百年不遇的灾害，原因在于天人是相通的，人世间万事祥和，自然风调雨顺，人世间有明显的错误，上天自然会以“灾异”示警。去年江淮地区的水旱灾害是上天警示我们做错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无疑就是“大礼”。 
　　其次，利用古人对《春秋》中的“鲁跻僖公”事件的批评，说明改定大礼的历史依据。鲁文公六年（前621），鲁国举行宗庙大礼。鲁国朝中文武百官，车马相接，浩浩荡荡来到宗庙。正殿供着鲁国先祖牌位，文公恭敬地在僖公牌位前祭拜。他见僖公的牌位在闵公下，就命人挪到闵公之上。闵公和僖公均为鲁庄公的儿子，闵公先继承国君之位，后传位给兄弟僖公，鲁文公是僖公之子。原来牌位顺序是按在位先后排列的，闵公在前，僖公在后。文公将僖公调到闵公之前的做法是不合乎礼制的。朝中群臣面面相觑，不敢直言。柳下惠见状，急步上前说：“犯了错误却不害怕，将来一定会有祸患。”文公脸色一变，但转念一想，自知理亏，只好仍按原来顺序把牌位放好。尽管及时改正了错误，但后世人依旧批评文公的错误做法。孔子在《春秋》中说“跻僖公，逆祀也”，即文公将僖公的牌位放到闵公之前，是违背礼制的举动。黄绾说：“文公只是将自己父亲的牌位提前，孔子就认为这已经违背了宗族顺序，批评为‘逆祀’,现而今皇上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却有人反对，这岂不是比文公移动牌位更严重的‘逆祀’吗？” 
　　第三，利用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原则，说明改定大礼的伦理依据。儒家一向推崇仁爱，但儒家的仁爱依据的是“推己及人”的原则，即每一个人都深爱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将这种感情推广到其他人身上，就是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原则最好的说明。黄绾说：“如果像他们所说，陛下不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那么作为儿子您心何以安？不仅您于心不安，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深深体会到您爱自己父亲的感情，他们都不会安心。” 
　　第四，利用“君臣一体”的观念，说明改定大礼的政治依据。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君臣一体”，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治理国家。如果君臣悬隔、上下猜忌，那么政令就不会畅通，国家就不能有效治理。据此，黄绾说：君臣犹如一个人的身体，皇帝是头脑，大臣是皇帝的心腹，御史言官是皇帝的耳目。在身体中，各个器官之间连通顺畅，就不会得病，如果连通不顺畅，则会百病丛生。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上下齐心协力，国家就会得到有效治理，臣子不听从皇帝的指挥，自然会弊政丛生。现今一些大臣不能理解国家政体的根本所在，盲从少数人的谬论，造成君臣上下的猜忌，对于国家政治百害而无一利。 
　　最后，黄绾慷慨激昂地说：陛下当从天理、历史、人心、政治等大局出发，当机立断，下旨让礼官重订国家祭祀大礼，严令群臣同心协力做好本职工作，不要走向党同伐异的不归路。 
　　第二次是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大礼第一疏》尚未得到世宗的回复，黄绾又上《大礼第二疏》。在这道奏疏中，黄绾除了重复《大礼第一疏》的四条理由外，又新加了一条理由：皇位由天定，而不是仅仅由孝宗→武宗这一条血脉决定。黄绾说：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说上天确立君主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非为了一条血脉之私利，所以说孔子在《春秋》中重视皇位的继承是在维护百姓的利益。事实上，因为涉及评定前任皇帝的功过，黄绾在这里并没有把话说得十分清楚。黄绾的意思是：上天设立皇帝，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如果皇帝不能保护甚至严重触犯百姓的利益，上天自然要惩罚他，没有子嗣继承皇位就是惩罚的办法之一。武宗在位十六年，荒废政事，百姓造反、藩王起兵接连不断，因此上天惩罚他，让他没有子嗣继承皇位。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反对议礼的大臣怎么能为了武宗一人的私利而违背上天的意志呢？ 
　　黄绾上《大礼第二疏》不久，世宗罢免了反对议礼的礼部尚书汪俊，命支持议礼的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守仁的弟子席书任礼部尚书。席书（1461~1527），字文同，号元山，四川省蓬溪县吉祥乡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授山东郯县知县，历任河南按察司佥事、贵州提学副使、礼部尚书等职。王守仁“龙场悟道”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最早接受了王守仁的思想，并请王守仁为贵州学子讲学。在杨廷和、汪俊先后离职后，在南京的黄绾致信王守仁，就二人离职发表自己的看法。黄绾在信中说：当今的世宗处理政事时，从容斟酌各种得失，从不感情用事，具有尧舜的潜质。杨廷和、汪俊等人不但不用心辅佐世宗，造福百姓，反而处处掣肘，消磨世宗的锐气，这岂是大臣该做的事情？因此他们被罢官免职，都是罪有应得。御史程启充、毛玉是他们的爪牙，在正德十六年处理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善后事宜中，此两人迎合杨廷和，上疏排挤、陷害您。杨廷和离职后，此两人终究会受到惩罚。 
　　同年三月，由于北京官员一致反对世宗改定大礼，加之桂萼、席书等支持者尚未到北京，世宗只得做一些让步，加上“本生”两字，称父亲“本生父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黄绾此时尚在南京，得知世宗的让步后，再上《大礼第三疏》，反对加“本生”两字，理由如下： 
　　第一，这一做法导致出现两个“皇考”，有违常理。黄绾指出：孝宗称为“皇考”，世宗生父称为“本生皇考”，看似解决了两人的尊称问题，但事实上十分矛盾。“皇考”是指皇帝的父亲，现在世宗有了两个父亲，一个是孝宗，一个是湖北的“本生”父亲。一个人既有父亲，又有一个“本生”父亲，实在是闻所未闻！ 
　　第二，这一做法不合传统宗法制度。传统宗法制度中有“君统”和“宗统”的区别。宗法制度是卿大夫士的继统法，与天子诸侯无涉。所以他把君统与宗统分开，认为天子诸侯的继统为君属于君统，卿大夫士的继统才是宗统，而宗法制度是指后者说的。在卿大夫士的宗统继承制度中，如果某一支没有子嗣，可以另寻一近亲继承，即后来人们常说的“过继”。但天子诸侯的世袭制度中没有“过继”一说，这是因为天子诸侯之位是“天下之公器”，不能和世俗家族继承相提并论。现今有人说世宗被过继给了孝宗，继承孝宗的皇位，这混淆了“君统”和“宗统”的根本差别。 
　　第三，这一做法正是孔子极力批评的鲁文公私自调整其父牌位的“逆祀”之举。上文已有论及，兹不赘述。 
　　第四，这一做法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西周时，周懿王在世时，长子姬燮懦弱无能，因此周懿王没有按照传统立其为太子。后来周懿王病死，一些大臣认为，先王不立子燮为太子，是因为他少才无德，不具备为王的资格，应该重新推选王族中有德望的人为王。经过商议，大家一致同意推选皇叔辟方为王，这就是周孝王。周孝王不负众望，南征北讨振兴了周朝。周孝王去世后，诸侯又依据父死子继的定例，重新立周懿王的长子姬燮为王。黄绾认为，周朝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王位继承，都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现今如果仅仅是为了延续孝宗的子嗣，而不顾国家的未来，就会犯本末倒置的错误。 
　　第五，反对改定大礼者援引朱熹的《通鉴纲目》中记载的汉定陶王、宋濮王之事，不足为凭。朱熹的《通鉴纲目》记载：汉成帝临终前无子，立侄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刘欣即位后，以成帝为“皇考”。宋仁宗无子，过继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子嗣，赵曙即位后，也尊仁宗为“皇考”。杨廷和、毛澄等人以此为例，说明世宗应该尊孝宗为“皇考”。黄绾指出：朱熹的《通鉴纲目》记载的这两件事不足为凭。这是因为《通鉴纲目》只有《凡例》是朱熹亲自撰写，其他内容都是朱熹的弟子赵几道编纂的，朱熹甚至没有看过赵几道编纂的内容，因此书中所言非朱熹本意，故不能以此为依据。 
　　黄绾上《大礼第三疏》后不久，又与张璁、桂萼、黄宗明等三人联合上疏，奏请世宗要遵从父子之大伦，坚持继承明代皇位而不是继承孝宗子嗣，应称孝宗为“皇伯考”，孝宗皇后为“皇伯母”，去掉生父朱祐杬尊称“本生皇考”中的“本生”二字，称“皇考”。世宗看到奏疏后，十分高兴，数月后下诏，按照黄绾等人的建议，确定了大礼。 
　　虽然黄绾等人是大礼议的“推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味迎合世宗的需求，事实上当世宗提出要将父亲的陵墓由湖北迁往北京十三陵时，黄绾等人极力反对。正德十四年，世宗的父亲兴王朱祐杬在湖北王府去世，葬于封地安陆县（今安陆市）。嘉靖三年大礼议刚刚结束，百户随全、录事钱子勋奏称湖北陵墓的风水不好，应当迁葬北京十三陵。世宗命礼部召集各位大臣商议此事。黄绾上《止迁献帝山陵疏》，反对迁陵。他在奏疏上说：自古以来，风水之说就与儒家思想不相吻合，因此儒学之士耻言风水；兴献帝死后葬于封地安陆县，符合明代制度；十三陵已经安葬了多位明代皇帝，较为拥挤，因此不宜迁葬。张璁、席书等人也上疏反对迁葬，此事才作罢。但世宗按照皇陵的规格重修父亲陵墓，命名为“显陵”。至此明代皇陵分作三处：南京明孝陵、湖北安陆县明显陵、北京十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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