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性问题的历史沿革与现代演进_蒋茂霞著_9787516199428

尽管印度女性在历史上曾有过发展的黄金期，但宗教、文化以及父权体制等因素的交互作用，致使女性长时间处境艰难，且缺少话语权。印度政府1949年立宪，承诺保护女性权益，但女性未能在实际生活中享有平等与公正。故“赋权女性”成为了1974年以后“性别平等战略”的主题。然而赋权意味着男女权力结构及关系发生变化，势必对男性权威、权力和特权形成挑战。这也是缘何针对女性暴力、劳动性别分工等歧视现象仍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表现为女性价值及角色未获正确定义及定位。换句话说，政府及社会各阶层为推动女性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挑战依然存在，责任依然任重道远。不可否认的是，教育是构建现代女性新身份的重要媒介，女性在寻求赋权之路上有了更多的权利与机会，两性关系处于悄然改变中。

　　2007年，我有幸前往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其间，我观察到了一些社会现象——某些运输工具拒绝搭载一些男性和女性乘客；女性参与示威游行抗议洋葱价格上涨；一些男性前往街边的茶摊喝茶时，会把鞋脱在店外后赤脚进入店内，且店主给他们使用的茶杯有别于另外一些茶客所使用的茶杯；在拉贾斯坦邦等北方地区，穿着纱丽的女子在见到陌生男性时，通常会用纱丽的一角遮面或覆头；陌生男性故意碰撞单身女性；女性头上顶着很重的水罐……它们触发了笔者对其背后所折射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继而最终把观察视角落在了印度女性的身上。
　　在本书的章节划分中笔者借鉴了性别史的方法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观点。性别史注重从性别视角来分析两性差异。斯宾塞则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并有其发展的阶段。因此章节划分时遵循“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历史事件对妇女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原则进行，时间设置为“印度独立前”，“1947年-1974年”，“1974年一现在”。其中印度于1947年建立世俗民主共和国，于1974年出版标志性报告《走向平等》，这在印度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划分方法了解印度妇女在过去是被传统文化、宗教和男权所塑造的群体，要求她们具备温柔美好的道德品格，成为慈爱的母亲和温良的妻子，具有“和平”与“宁静”的象征意义；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席卷全球，人们的物欲、消费欲激增，女性形象在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中是否仍为他人所塑造？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影响女性形象的因素是什么？社会化进程中，女性的能动性是被关注还是被忽略？两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两性关系较之过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在正文的写作中，笔者还借鉴了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卡尔·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以及冲突理论、推拉理论等。如在印度社会中，施行萨帝仪式的女性或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牺牲的女性都表现出杜尔凯姆强调的利他主义思想，即个人的发展、追求、利益等于自身已经毫无意义，需让位于社会传统或“大义”，只不过前者（施行萨帝仪式的女性）在很多时候是被动屈从的，而后者（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牺牲的女性）则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愿。又如孔德认为社会学可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其中社会静力学关注的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动力学则关注社会发展的动力、方向等，反映到印度社会中，表现为女性处于动态发展的环境，自身亦是动态发展的，不论其所具有的思想还是其所参与的活动都是如此。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和文明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如马克思认为人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因而存在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印度社会按照种姓、权力、宗教、阶层、性别等多重因素被进行了人为地划分，表现为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这就是冲突理论的直接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章结构以时间为序展开，但却不属于妇女史范畴。符号互动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就如同符号，其能够让我们了解事物本身，也能够建议我们相应的行为，对其的研究要求我们把事物本身置入相应的文化语境中，并仔细观察与之有关联的社会活动，因此本书的写作旨在通过交叉研究，来力图展现各个时间段下与妇女相关的“社会背景或人文环境”、“热门话题或重大事件”、“两性差异”、“伦理道德及宗教习俗”、“印度女性的关注点”、“阶层和种姓利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角色”以及妇女参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活动”等内容，让女性遭受、参与和创造的“事件本身”来客观反映女性问题的核心，客观描述两性关系，以及客观展现女性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需要强调的是，女性问题的复杂性正好契合了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即任何单一的理论都难以对某种社会现象做出完整性地总结，不同社会现象及其所反映的不同社会问题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可能更为客观和贴切，因此交叉研究是必须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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