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 ：三农问题相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

      本书为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现在关于农业现代化研究的图书，大都过度关注于农业这个产业，对小农关注甚少，且往往更加关注美国、日本等国家经验，然而中国农民特别是小农在农业现代化中到底如何维系和农业的关系却很少受到关注，当前还没有研究“联耕联种”的学术书籍出版，本书的出版在政策研究上也填补了一个空白。

      “联耕联种”已经写进了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内容是“支持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据此，中央一号文件认为，联耕联种是专业化规模化服务的一种形式。事实上，联耕联种不但是新型农业规模化服务形式，还有着更深刻的理论含义和政策含义。2015年9月底—10月初，由长江学者、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带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7所研究机构的14名研究人员组成联合调研组赴联耕联种的发源地——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进行调研，分6个小组到海河、新坍等4镇13村进行了9天的驻村入户调研。通过调研、讨论，我们认为联耕联种首先是一种规模化实现形式，而且是一种能够实现农业资源公平配置，农民共同富裕的规模化实现形式，其政策价值在于探索了一条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体现了“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理论价值在于探索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本书是调研组根据4镇13村的实地调研对联耕联种进行的总结和分析，由于调研组成员获得的资料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书中的分析也各有侧重，但我们都认同并分享着以上的基本结论。 

      之所以写作这本书，有三点考虑：其一，从实践上来看，联耕联种已经写入一号文件，射阳县的实践必然会被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所学习，中央部门也会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顶层设计中予以考虑。那么，在学习和推行联耕联种时应当注意什么？如何才能把握“联耕联种”的精髓，达到一号文件倡导的目的？这就需要多角度的研究分析，写作此书即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第二，基于我国国情，我国的三农政策必须能够同时考虑到农业和农民问题，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资源的配置不能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这就需要我们从各地的实践探索中，找出有价值的实践形式，以实现保护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射阳的联耕联种即是这样的探索，值得总结和提炼。第三，我国当前实行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在农村出现空心化、老龄化、兼业化的背景下，如何稳定和完善这一制度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的联耕联种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给予了我们有益的启示。这本书就是希望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做出些贡献。

上篇 总报告 

联耕联种：为何成功、有何价值、如何推广 

探索一条保护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篇 调查报告 

统分结合：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实现农民的农业现代化 

射阳县沙东村、建华村联耕联种调查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农民也能走农业现代化之路 

联耕联种:对农民合作和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 

联耕联种:现代农业的组织化探索 

农业经营方式的地方创新与实践 

粮食作物种植的规模化路径探索 

探索双层经营的实现形式 

联耕联种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变革 

下篇 调研随笔 

为农民搞活的农业 

老人农业规模经营的射阳道路 

农业经营如何统

       一般认为，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也就是农业技术、农业装备、农业组织形式的现代化，就是通过有效的资源投入提高土地的有效产出，从而生产出足够数量且品质有保证的农产品，一般来讲，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有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当前中国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的单家独户承包土地经营的状况是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流认识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应当实行“三权分置”，即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农民保留土地的承包权，而将经营权流转让渡出来给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由获得稳定、长期农地经营权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来经营农业、国家给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以各种政策、财政支持以提高其技术、装备水平，增加农业产出，保证农产品质量，最好还能具有与国际农产品进行价格和品质竞争的能力，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农民就必须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农业规模经营主体越庞大，国家给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越大，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就需要有越多的农民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出来，就需要有越多的农民进城。也就是说，这样的农业现代化是不能包容农民的现代化，是排斥农民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流正是这样一种思路。中央越来越将农业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工商资本上面。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甚至提出减少已支付十多年的农户惠农补贴20%，转而用于专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这样一种主流思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即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问题，却可能造成严重的农民问题，即目前仍然依托土地生存的数以亿计农民的出路问题。 

      当前中国农村仍然生活着6亿多人口，有2亿多农户和2亿多农业劳动力。此外还有大约2亿进城务工经商随时可能返回农村的农民工。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年老父母在家种田，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农民工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仍然不能获得在城市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他们就还要回到农村，从事农业。这个意义上讲，“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不仅为农民家庭提供了收入来源和就业保障，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进城失败的返乡退路。从而，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若算上进城务工经商但随时可能退返农村的农民工，依托农村和土地的人口高达9亿，9亿农民离土进城必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民家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通过代际分工，年老父母留村种自家承包的土地，获取农业收入，而农村支出比较少，父母种田的收入就可以为子女进城提供最基础的原始积累。相对于全家进城，农民选择“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显然是理性的，因为农民全家进城会减少来自务农的收入，而城市生活成本却要大大提高，较少的家庭收入和较高的生活成本会使全家进城的农民家庭难堪重负。有人认为，农民全家进城可以家庭团聚，问题是，就是在农村，农民也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就是欧洲美国日本，子代家庭与父代家庭也是分离的。 

      当前中国发展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决定了进城农民工大多数无法在城市获得体面的就业与收入机会，他们可能是年轻时进城，年龄大了，仍然不能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所需要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而要返回农村。他们年轻时在城市务工经商，而他们年老父母仍然在家务农。正是年老父母在家务农有农业收入，进城务工的年轻人才可能有一定积蓄在城市买房安居。无论如何，农民进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当城市为进城农民提供了足够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农民才能真正离开农村进城安居。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仍然要依托土地，要依托农业和农村。 

      反过来看，正是当前中国农业为农民家庭提供了就业与收入机会，农民就没有必要非得进城寻找机会，进城失败的农民就可以有返乡退路。农民进城失败有退路，就没有必要非得在城市煎熬，城市就没有大规模贫民窟，农村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并因此产生“发展带来的不稳定”，甚至普遍出现了政治冲突，更可以看到农业对于农民的重要性。 

      进一步，当前中国大约有20亿亩耕地，有2亿多农户和2亿多农业劳动力，户均和劳均耕地均不足10亩，如此之少的户均和劳均耕地显然不可能让农民靠农业致富，但农业作为保底是够了的。正是户均和劳均耕地少，在当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劳均耕种30亩耕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就说明，当前中国农业中并不存在无人种地的问题，而是农民无地可种。 

      也就是说，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数以亿计的农民仍然要依托土地和农业，农业收入与就业对于农民家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保持中国现代化中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农民进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离不开土地，以小规模经营为特点的中国小农经济还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农业现代化不能将9亿农民排斥出去，而必须是包容农民的农业现代化，服务农民的农业现代化，为了农民的农业现代化。为了农民的农业现代化，也就是为了中国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必须优先解决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