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情报组织揭秘（最新修订版）_梁陶_9787802329546

　日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情报国家，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情报大国之一。“情报立国”的先进理念、敏锐的情报意识以及“官民结合”的情报体制根深蒂固地留存于大和民族的血脉之中，催生并滋养了日本政、军、发三位一体的情报组织，从事着宛如水蛭一般贪婪的“海盗式”情报活动。　　内阁情报调查室（CIRO）、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IAS）、公安调查厅（PSIA）、情报本部（DIH）。　　他们无孔不入，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暗影。

　第一章
　　日本情报工作起源日文中“情报”这两个字产生于19世纪末。日本军医森鸥于1884—1888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翻译了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该书日文版于1903年10月正式出版。《战争论》第6章“NachrichteninKriege”，森鸥将其译为“战争の情报”，从而创造了“情报”这两个字。然而早在“情报”一词出现之前，日本就已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情报活动，并将情报意识融于每位日本国民的血液之中。于是，情报成为了大和民族的立世之本，列岛生存与拓展的第一要务。那么，日本情报工作的源流究竟为何？第一节日本情报思想的启蒙者——《孙子兵法》日本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不仅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效用，而且对各行各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人的这种特点，追根溯源，与中国的孙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孙子兵法》对日本认识和运用情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日本人不仅直接研究《孙子兵法》，并且长期以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孙子的情报思想进行发挥和再创造。应当指出，日本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远远超过中国人。时至今日，《孙子兵法》中有关情报的精髓仍指导着日本情报工作的运转。一、《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孙子兵法》何时传入日本，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朝鲜传入说”、“吉备真备引进说”和“中国兵法家携来说”。（一）观点一：“朝鲜传入说”“朝鲜传入说”出自日本著名兵法史学家佐藤坚司所著《孙子思想史的研究》一书。\[日\]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他根据《日本书纪》所载，公元663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几位兵法家到达日本，指导修筑了几座城池，并因为精通中国兵法被授予荣誉勋位。由此，佐藤推测是他们把中国兵法传入日本的，而且这部中国兵法可能就是《孙子兵法》。他的证据是，在57年之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记载着“神武天皇之兄征伐矶城的时候，椎根津彦的计策中有‘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语句，与《孙子兵法·始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认为‘出其不意’是由百济人传授的，进而可以认为这些百济人把《孙子兵法》引进日本。至少可以设想《孙子兵法》，最初是由他们传进来的。”同上。（二）观点二：“吉备真备引进说”“吉备真备引进说”源自《续日本纪》第二十卷天平宝字四年（760年）十一月丙申条的记载：“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贰吉备朝臣真备，令司诸葛亮八卦、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据此有些研究者，包括佐藤坚司也认为“在日本人中最初把《孙子兵法》引进来的是吉备真备”\[日\]佐藤坚司：《孙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根据《续日本书纪》的记载，在秘藏家传时期，吉备真备开创了日本军事史上运用《孙子兵法》的先河。同上。他不仅平时教习士兵诸葛亮八卦阵、孙子九地及结营向背等作战方法，还在奉命讨伐惠美押胜叛乱惠美押胜之乱指的是：764年（日本天平宝字八年）日本奈良时代爆发的叛乱，又称藤原仲麻吕之乱。藤原仲麻吕（藤原惠美押胜）企图夺取孝谦天皇宠信的大臣禅师道镜的位置而发动军事政变。事件最终以藤原仲麻吕的失败而结束，道镜被任命为大臣禅师，参与政事。时，灵活运用《孙子兵法》的“兵闻拙速”、“兵之情主速”，以及“以迂为直”等用兵原则，只用了8天时间就击败了叛军，将惠美押胜“斩于湖畔”。（三）观点三：“中国兵法家携来说”“中国兵法家携来说”出自美国《孙子兵法》研究家塞缪尔·B格里菲思的研究成果。他在《孙子兵法——战争艺术》一书中指出：公元516年，中国一位熟悉兵书的学者曾到日本。公元525年，日本继体天皇（450—531年）在任命其子粗鹿火为兵马统帅时曾说过“夫将者，民之命与国之存亡所系也”。这句话显然有些受了《孙子兵法·作战篇》中“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的影响。据此，格里菲思认为，有许多理由相信，早在吉备真备于公元735年返回祖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国古代的军事经典已被日本人所知。\[美\]塞缪尔·B格里菲思：《孙子兵法——战争艺术》，育委译，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页。大多数日本学者赞成“吉备真备引进说”这一观点，将吉备真备称为《孙子兵法》携归日本的“第一人”。717年，吉备真备作为遣唐留学生来到中国，历时18年后于735年回国。日本很多学者认为吉备真备在回国的时候将《孙子兵法》《吴子》等中国典籍上献朝廷，随后便开始在日本军人中传授《孙子兵法》。但经过引经据典的考证，其实“中国兵法家携来说”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日本史书记载，继体二十年（527年）日本筑紫的地方官国造磐井发动兵变，史称“磐井之乱”。继体天皇在其颁发的讨伐叛军的诏令中，曾写有这样的话：“良将之军也，施恩推惠，危己治人，攻如河决，战如风发。”“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其思想和用语多与《孙子兵法·作战篇》“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暗合。潘俊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军事历史》1989年第5期。这说明继体天皇对《孙子兵法》已有所了解。其次，可以从圣德太子（574—622年）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得到印证。推古女皇于公元592年即位，翌年立圣德太子摄政。604年，圣德太子用汉文记述了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十七条政治道德标准，即史称“宪法十七条”，也有称“十七条宪法”者。对“宪法十七条”的遣词用句，日中学者均认为多出自典汉籍诸子百家。其中文中有几处用语与《孙子兵法》极其相似。例如：第十条“是非之理，诈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之无端”；第十一条“明察功过，赏罚必当”；第十五条“上下和谐，其是情矣”。上述条款与《孙子兵法》中的诸多语言极其相似，依次为：《孙子兵法·势篇》“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孙子兵法·计篇》“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谋攻篇》“上下同欲者胜”。尽管有学者研究认为“十七条”中有的句子可能引自《史记》等典籍，但也不能排除圣德太子研读《孙子兵法》的可能性。虽然在那时《孙子兵法》作为禁秘书只有皇室少数人能够接触，但圣德太子摄政的身份是完全可能看到的。再次，据我国著名日本史学家严绍先生的研究表明，撰写于养老四年（720年）的《日本书纪》“不仅全用汉字写作，而且大量引用中国文献典籍”，“引用了诸如《史记》《汉书》《南史》《北史》《水经注》《新序》《述异记》《尉缭子》《吴子》等书”。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孙子兵法》，但早于《尉缭子》《吴子》在战国时期就“藏孙、吴之书家有之”的《孙子兵法》，日本来华留学生想必也会千方百计弄到的，只不过当时作为禁秘书流传不广而已。最后，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时间看，称吉备真备为《孙子兵法》携入日本“第一人”的说法并不科学，无法令人信服。日本自公元630—894年约260年间，共任命过20次（一说19次）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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