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与乡愁:首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集》是一部高速现代化、城镇化背景下集中探讨都市与乡愁问题的论述专集,由不同学科的国内外学者撰写,其中不乏学界泰斗的力作。
《都市与乡愁:首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集》涉及乡愁的内涵及表现、城市的起源与变迁、城市的记忆与伤逝、城市的认同与焦虑、城市的更新与未来等重大问题,既有哲学思辨的深刻,又有历史文化沉淀的厚重和文学艺术彰显的温情;既有宏观的战略思考,又有微观的案例剖析和具体的对策建议。
《都市与乡愁:首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集》在都市的发展空间中思考乡愁、解读乡愁,又以乡愁为原点,叩问城市化的初心和目标,反映了学界关于都市与乡愁关系的多元思考和前沿观点。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晨好!
非常高兴来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都市与乡愁”——首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都市里有乡愁,母校也有乡愁。来到母校,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总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母校情与乡愁一样,让人永远思念和难忘。今天我要说,我对北师大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充满感情,对今天论坛的主题充满兴趣,对论坛的成果充满期待。
首先,我对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充满感情。因为,我是这个研究院成立的最早倡导者、有关工作的参与者和长期关注者。这个研究院成立于14年前的2002年。那年是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我作为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生,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很想在母校百年校庆时做点贡献,也希望借助母校的优势推动一下北京文化发展工作。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整合各方资源,共建一个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这个建议,得到了上下左右的响应。这个研究院,作为北师大百年校庆项目,由北京市委、教育部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建。名誉院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启功先生等一批文化大师是学术顾问,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是院长,我和北京市宣传文化部门许多负责人兼任副院长,今天主持会的沈湘平教授是继刘利副校长、刘勇教授之后的第三任执行副院长。刘利院长是创建者,刘勇院长是13年的坚持者,沈湘平院长而今迈步从头越。14年来,在校领导的重视下,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历任常务副院长、执行副院长主持之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两点令我印象极其深刻:一是每年一大本《北京文化发展报告》,质量非常高;二是该报告每年和其他成果都贯穿一条主线,就是紧紧围绕北京城市文化发展进行研究。这个研究院,为北师大文化研究搭建了一个新的大平台,促进了北京文化新的大发展。今天,我要借此机会,向14年来支持参与研究院工作、推动北京文化发展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老师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其次,我对今天论坛的主题充满兴趣。许嘉璐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文化在街道里、在家庭里。对此观点我非常赞同。我一直认为,文化有三个层面,或者说有三种形态:一是政治文化;二是经济文化;三是社会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政治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就像果核一样。经济文化,也就是这些年火爆起来的文化产业,是外壳,就像果皮和包装。社会文化,是指人文文化,包括城市文化、乡村文化乃至街道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企业文化、机关文化、校园文化等等,就像果实、果肉一样。这些年,我们对于政治文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不断完善,对文化产业推动也很快,但对社会文化我认为重视是不够的。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三个层面都很重要。政治文化作为核心,是根本,是种子。文化产业作为载体和外包装,也很重要,能提升文化价值。但果实决定了果品的品质。高品质的果实,使优质的种子得以流传推广,使优美的外表有真正的意义。现在,我国已进入城市化时代,已融入社会全球化时代。全国城镇化率到2015年底已经达到56%以上。我国已经从农业化国家进入城市化国家。研究中国文化,我认为今后应当更多地研究城市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城市社会文化。文化在社会里。文学是人学。文化学是人文学。研究文化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为基础,要特别注重研究包括社区文化、社会组织文化、社会企业文化等在内的城市社会文化。除了对母校的感情,除了对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的感情之外,对社会文化的关注,是我这个社会建设工作者的极大兴趣,也是我今天挤时间来参加这个活动的重要原因。
沈湘平,1971年生,籍贯湖南省浏阳市,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度任职于中央机关。主要从事一般哲学理论、现代性问题、马克思思想、价值与文化等方面研究。已出版《理性与秩序》(2003)、《全球化与现代性》(2003)、《邓小平的思维世界》(2004)、《哲学导论》(2008)等著作,主编全国高职高专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2005),主编“走进人文社科”丛书(2009-2010)和《社会热点解读》(2003、2004),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各1项,在《哲学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
常书红,山西隰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近现代史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北京文化的研究。出版专著《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一一以满汉关系为中心》,编著或参与编写各类著作多部,主持和参与各类课题十余项,发表论文数十篇。
序一
序二
序三
专论
北京现代城市文化的传统与变迁
城市的气息何以使人自由
城乡揖别文明缘起
——中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学观察
路在何方?
——乡土中国百年进程的历史反思
基础理论篇
乡愁的过去与现在
文化乡愁带给我们的哲学思考
城市与乡愁:一种关于成长的生命美学
城市化、乡愁与精神文化之原乡
都市里的乡愁:现代转型中的民粹情结
伦理辩护与批判:城市化及其伦理后果
中国美学的城乡二元结构
探寻城市之美
——城市景观美学视域下的“美丽城市”
美国现代化、都市化与“乡愁”对中国“乡愁”的启示
宗教乡愁的佛教时空美学特质
现代生活中的焦虑症与还乡梦
资本与现代人的生活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
试析消费社会语境下的身体规训
——以整容为例
发展战略篇
发展城镇化切勿割裂“城”与“乡”
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构建特大城市宜居框架
教育、城市与大国发展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区域战略
城市人精神还乡中的自然
——城市博物学及其实践刍议
城乡教育共生:一项教育哲学探索
双重边缘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焦虑
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
——城市中农民之子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北京胡同乡愁的空间道德浅析
——以北京西四地区为例
以更广泛的文化自信建设岭南特色都市文化的思考
历史文化篇
胡适笔下的北京风光
上海城市更新与城市记忆
从“命名”到“坐实”:被塑造的乡村悲情叙事
试论古代文人的籍里混同与客徙
——以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等为例
习俗、惯制与秩序:乡村日常生活的另类窥视
——基于取名行为的案例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城市垃圾
清运研究(1949-1952)
“苏联式”建筑与1950年代的集体记忆
——以苏联展览馆为例
后记
《都市与乡愁:首届城市文化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集》:
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城市而催发的关于成长的生命美学无疑应该是一部巨著。然而,倘若限于篇幅,我们又可以借助芒福德的提示加以简明扼要的阐释:如前所述,芒福德曾经说过:“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芒福德又曾经立即加以补充说明:“这容器所承载的生活比这容器自身更重要。”无疑,这句话恰恰道破了因为城市而催发的关于成长的生命美学的全部内涵。简而言之:作为文化的容器,城市之为城市,必须是人的绝对权利、绝对尊严的容器,必须是自由的容器。
这意味着,作为文化的容器,城市之为城市,首先必须是:“有生命的”。
任何一座城市,如果它希望自身不仅仅是“房屋”,而且还是“家”,那么,就一定要是尊重人的,而要尊重人,就必须从尊重自然开始。这就是我所谓的“有生命”。现在的诸多城市的景观大道、城市广场等等,“看上去很美”,但是为什么却偏偏不被接受,其原因就在于:当我们接受一个城市的时候,必须从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开始,而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则必然要从尊重自然的权利与尊严开始。这不是所谓的泛泛而谈的“天人合一”,而是说,城市的生命和人的生命、自然的生命都是一致的。我们要尊重人的生命,就要从尊重自然的生命开始,卡尔松发现:“我认为假如我们发现塑料的‘树’在审美上不被接受,主要因为它们不表现生命价值”。其中蕴含的,就是这个道理。再如很多城市都在搞绿皮城市,都在到处去铺草坪,可是,到处去铺草坪的结果,却恰恰就是城市的土地没有办法呼吸。这当然不能说是对于城市的尊重。须知,要尊重人的权利就必须从尊重我们脚下土地母亲的权利开始。而这也正是现在我们开始提倡海绵城市的建设的原因。所谓海绵城市,其实也就是让城市的土地得以透气。
进而,湿地作为城市之肺,当然不允许去填埋;海岸、江岸都是江河的保护线,强行去把它们弄成沿江大道也就十分可笑;海湾,堪称城市之魂,又有什么必要非要去建跨海大桥?至于水泥城市,那更是频频为人们所诟病,因为土地的渗水功能而消失。
由此我们会想到: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的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为什么会提出著名的“盖亚定则”。“盖亚定则”又称“地球生理学”,是以大地女神盖亚来比喻地球,强调地球其实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时时刻刻在通过大地植被接受阳光,并且借助光合活动产生养分,去哺育万物,同时也不断排除废物,以维持自身的健康。也因此,他还提示:千万不要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地球母亲的不健康,导致地球母亲的病患。而城市建设中的动辄无知地“三通一平”的种种“看上去很美”其实却很丑的做法,则恰恰是从背离了自然的生命开始的。由此,自然没有了生命,城市也因此而没有了生命。
再者,人们可以没有绘画、音乐、电影而照旧过得很好,但没有屋顶的生活却无人过得下去。大自然本来就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但自然本身却毕竟并非“为我”的,也是以其自身为圆心的,因而对人而言无疑全然是离心的、消极的。给了人类屋顶的城市就不同了,它建构的是“为我”的环境,这就要使得城市之为城市,必须要成为向心的、积极的空间。例如埃菲尔铁塔,正是它的存在,才使得巴黎不再是一片在地面延伸的空间,不再匍匐在地上,而是通过对高层空间的占有而站立了起来。至于城市的存在,就更是如此了。本来,“城”的本义只是围绕着城市的军事防御建筑,是应防御需要产生的。它是生存于其中的人们的一个保护性的盾牌。犹如说服装是个体皮肤的延伸,城市则是人类群体的皮肤的延伸。过去我们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在衣服里,包裹在一个统一的视觉空间中,城市也如此。波德莱尔不是也原想为他的诗集《恶之花》取名为《肢体》?可见,在他心目中,城市也正是人类肢体的延伸。
因此,传统的中国城市固然形态各异,但是一般都是一个三维的封闭空间,这却应该是其共同之处。在这方面,中国的“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城市的墙(其实长城也是一道城墙,中国最大的城墙)到单位的墙再到家家户户的墙,它们用一道道立面切割着平面,构成一个又一个三维的封闭空间,这使得城市就类似于一个套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匣子的特大匣子。然而现代的城市却与之不同。它借助于四通八达的道路,无限地向四周延伸,从而把一道道的墙都拉为平面。没有了深度,从而也就没有了神圣、庄严、秩序,代之而来的是交流、沟通、平等。有机的生命节奏被破坏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机的生命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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