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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 
定 价：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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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宏观整体与中观产业、微观行业部门及其产品细分研究两极化的高度整合视角出发，深入细致地分析与研究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的新方向、新动力和新领域，特别是包括了中印在贸易、投资、电信业、信息技术、环保、农产品、科技、交通基础设施、货币等领域合作成就与问题、竞争性与互补性、潜力与前景等内容。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印经贸合作中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更好地释放同质市场的竞争性和挖掘差异性市场的互补潜力，本书紧密结合了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测性以及具体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中印经贸合作与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杨文武，1968年生，四川蓬安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南亚学会理事，第十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991年于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学士毕业；1997年于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3年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2003年10月至2014年11月留学于印度普拉大学。主要从事世界（南亚）经济、国际（经济）关系、房地产经济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先后主持了多项课题，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与印度共赢性发展互动机制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与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研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以及四川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出版了《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四川与南亚经贸合作研究》、《中国房地产业指标体系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在《统计研究》、《南亚研究》、《社会科学》等刊物公开发表了学术论文数十篇。
副主编简介： 李文贵，1970年2月出生，汉族，四川蓬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主持和主研科研项目9项，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与印度共赢性发展互动机制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等。现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是南亚经济、民族经济、文化产业等。 蒲诗璐，1981年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讲师。2003年于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学士毕业；2006年于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参与并主研多项课题，包括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四川省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思路与途径研究》（SC09C021）、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高校教师岗位分类管理研究》（SC12B043）、成都市软科学项目《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休闲指标体系研究》（10RKYB221ZF-023）。在《THE ANTHROPOLOGIST》、《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农村经济》等刊物公开发表相关文章。
第一章绪论〉〉〉_
第一节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_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_ 第三节研究思路与研究目标〉〉〉_ 第四节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_ 第五节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突破点与不足之处〉〉〉_ 第二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贸易合作〉〉〉_ 第一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贸易合作现状〉〉〉_ 第二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贸易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_ 第三节后金融危机时代深化中印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_ 第三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投资合作〉〉〉_ 第一节中印双边直接投资合作的现状〉〉〉_ 第二节中印双边直接投资合作存在的问题〉〉〉_ 第三节促进中印投资合作的对策建议〉〉〉_ 第四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电信业合作〉〉〉_ 第一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电信业合作现状〉〉〉_ 第二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电信业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_ 第三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电信设备在印竞争力状况〉〉〉_ 第四节后金融危机时代深化中印电信业合作的对策建议〉〉〉_ 第五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_ 第一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现状〉〉〉_ 第二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_ 第三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信息技术产业合作对策建议〉〉〉_ 第六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环保业合作〉〉〉_ 第一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环保产业合作取得的成效〉〉〉_ 第二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环保产业合作存在的问题〉〉〉_ 第三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环保产业合作的对策建议〉〉〉_ 第七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农产品贸易合作〉〉〉_ 第一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农产品贸易合作成就与问题〉〉〉_ 第二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和互补性〉〉〉_ 第三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农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_ 第四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_ 第八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科技合作〉〉〉_ 第一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科技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_ 第二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科技合作现状〉〉〉_ 第三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科技领域合作的路径选择〉〉〉_ 第四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促进中印科技合作的对策建议〉〉〉_ 第九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交通基础设施合作〉〉〉_ 第一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现状〉〉〉_ 第二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的影响因素〉〉〉_ 第三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对策建议〉〉〉_ 第十章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货币合作〉〉〉_ 第一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货币合作现状〉〉〉_ 第二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_ 第三节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货币合作的制约性因素〉〉〉_
中印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明交流史，共享两千多公里边界线，拥有25亿、占世界1/3的人口，中印关系对自身、地区乃至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际政治活动重心正逐渐从欧美向亚洲，特别是东亚、南亚等充满活力的地区转移，这对于迅速崛起的亚洲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关系的研究而言愈显重要。
当然，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众多。从历史看，既有两千多年文化宗教友好交往的回忆，又有1962年边界冲突留下的阴影；从现实看，既有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又有双方大众相互认知上的缺失和不对称；从发展看，既存在不同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的互补性，又存在贸易逆差等带来的问题；从国际形势看，既有同为发展中大国追求共同利益诉求的互助性，又有受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变化影响带来的排斥性和潜在的冲突性……因此中印关系长期扑朔迷离、跌宕起伏。 如何共同引导和维护好作为集邻国关系、大国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多边舞台上的重要伙伴关系“四位一体”的中印关系，这不仅是两国政府、官员的职责，也是双方民众、媒体、特别是从事中印研究的智库学者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为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在基地重大项目和其他项目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全国最新科研成果推出了此套《中印关系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将从经济发展、外交安全和社会文化的视角，全面探讨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客观现状和未来走势，希望能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国家利益谋求自主发展，从双边关系增进互信共赢，从地区层面共促亚洲世纪，从全球视角追求世界和平、天下大同。这不仅是作者们的心声，更是两国人民的愿景！ 总序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 李涛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 2014年3月25日第一章绪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第一节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 中印自古以来就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往来关系，这种商贸往来关系在中印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纵观中印经贸关系演化变迁史，活跃兴盛的中印商贸往来大多发生在两国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如印度的孔雀王朝、贵霜帝国和笈多王朝以及中国的唐朝），这是因为繁荣昌盛的国力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还为出口提供了丰富的货源，并为外国商品的进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在中印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民间商贸成为中印两国经济交流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在官方贸易甚微甚至完全断绝的时期，其成为两国经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的中印往来中，经济和文化都是中印交往关系中最重要的方式，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印贸易关系的深化与发展。不仅如此，中印之间这种内容丰富且历史久远的经贸联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深化和发展，并建立了更为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以及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印两国经济的日益发展，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等，均为中印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与此同时，在1988年双边关系正常化后，伴随中印政治外交关系的逐步调整，两国领导人以及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在双方共同推动下，中印“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印度于2005年4月11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而且“中印全面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和印度于2006年11月21日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总统联合宣言》。并强调“经贸关系的强劲增长势头对双方有利”。中国和印度于2008年1月14日签署《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中印两国还“同意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交流互动，共同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加强经济合作”。中国和印度于2010年12月16日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公报》。为“进一步巩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节能环保、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合作，包括重载运输和车站发展等”。中国和印度于2013年5月20日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印“双方一致同意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以此作为双边关系的核心内容”。为进一步推动中印经贸合作，双方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双边贸易和投资障碍，相互提供更多市场准入便利，支持两国有关地方加强贸易投资往来，以充分挖掘2014年9月签署的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中所指定领域的现有和潜在互补性，包括印度药品、印度信息技术服务、旅游、纺织和农产品”，“共同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管（含注册）合作，加快对中印互输农产品的检验检疫磋商，加强印度信息技术企业与中国企业的联系，促进旅游、电影、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和物流等服务产业贸易。双方将充分发挥中印经贸联合小组会议的作用，为此做出努力。两国领导人欢迎双方在亚太贸易协定框架下加强协商，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妥善解决降低印度有关产品的关税问题。缓解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实现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和印度于2015年5月15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 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两国经贸合作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中印贸易额从1990年的264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2914亿美元。2000年中印贸易额比1990年增长了10038倍，远远高于中印同期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双边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额由2001年的3596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3604亿美元。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统计，中印贸易总额从2008年的4168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71181亿美元。2015年，中国在印度贸易进口国中位居第1位，在印度贸易出口目的地国中位居第4位；印度在中国贸易进口国中占第26位，在中国出口目的地国中占第169位。中印双边投资额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印双边投资恢复较快，且远远超出金融危机之前中印之间的投资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2014年中印双边投资总额更是高速增长至721亿美元，比2007年涨幅高达11875%。中印投资领域主要涉及电信、软件、医药等新兴产业，示范作用明显。此外，中国在印度开展工程承包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印度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 而且，印度产业联合会及印度商业论坛（中国）主席JJ徐肯迪（JJShrikhande）更是大胆地“预计到2020年，中印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从而超过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到时印度也将成为中国排名第五的贸易伙伴”。http://newshexuncom/2009-12-15/122032194html另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MasterCard International)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印双方商业协作将催生新超级经济体，其将成为全球商业前景新的亮点。因而，对于业已互为对方的对外贸易、投资和经济交流的重要伙伴的两国来说，中印都有意愿推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龙象”合作对包括两国和全球在内的任何一方都是有好处的，其前景值得期待。因此，推动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的发展有着坚实的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基础。中印双边经贸关系迅猛发展，既是两国经济发展以及双边关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也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印相互关系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源自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致了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以至2009年全球经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尽管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向金融机构注资、向储户提供保险、收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联合降息等拯救危机的措施，但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尽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资料显示，世界经济增长率由2007年的534%下降到2008年的283%、2009年的-13%之后，上升到了2010年的29%，但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认为，由于受“先进经济体的复苏步伐显著放慢”以及“财政和金融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前景莫测，全球有愈来愈多的主要国家出现了（低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的）“滞胀”征兆，甚至个别国家已经面临主权债务信任危机；而（经济增长已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水平的）新兴市场（如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面临过热。这样一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试图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国家已启动加息进程，货币政策趋向从紧。如此一来，全球经济活动减弱并进一步失衡，市场信心近期大幅下降，下行风险逐渐增大，全球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危险阶段。 由此可见，在风险犹存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第一，随着传统世界经济大国和新兴或后起国家间的力量消长与调整，以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体系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而战后创立的多边贸易、多边金融和国际协调机制遭遇严重挑战，必将对中印经贸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产生影响；第二，随着世界经济增速下滑、市场持续萎缩、贸易需求不足，新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逆全球化”现象与行为增强了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尤其是印度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等因素，不利于中印两国协同努力，共渡危机；第三，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的，“危机之后的一大特点乃是世界经济力量和经济增长模式需要重新平衡”，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弊端暴露，中印发展模式受人瞩目，彼此竞争有可能加剧，甚至在危机背景下，中印发展模式之争有可能被国内民族主义者所利用，更不利于两国增强政治互信；第四，在传统意义上中印经贸合作中存在的诸如政治互信、市场开放度或市场准入、贸易不平衡、单一的贸易结构、市场信息及其风险、释放贸易同质性竞争市场力量和挖掘差异性市场互补潜力、有形与无形经贸通道建设等问题与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亦面临新旧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的挑战。如此等等，都会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的内外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前印度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理念没有改变，而中印关系的基本面已经确定，加强经贸合作与政治对话已成为两国决策层的共识，这一点基本不会受到各自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 第二，尽管全球经济仍在继续复苏，但是明显呈现出“双轨”态势，即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其他地方，而新兴经济体和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最快。而且，各项统计数据显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不是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而是新兴大国，特别是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经济体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2015年印度GDP增长率70%，首度超过了中国GDP增长率（69%），2016年第一季度印度GDP增长率达到了79%（同期中国GDP增长率为67%）。因此，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后金融危机时代持续快速的中印经济增长为中印经贸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三，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印经贸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成为双边关系中的突出亮点。中印互利互惠的经贸合作，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巩固了两国关系的基础。 第四，包括经贸在内的中印合作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关系已经超出了双边范畴，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它不仅推动中印两国经济社会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将为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快速稳步复苏做出重大贡献。 由此可见，后金融危机时代仍需进一步加强中印经贸合作，它不仅具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更是中、印乃至世界在日益恶化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中、印两国只有携手，才能更好地稀释衰退的负面影响。 因而，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的相关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以制定理性务实的应对策略，维护国家利益。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源转移、国际经济协调酝酿新的共治机制、国际金融重回强监管环境、新兴和未来市场贸易地位上升与变迁、新兴经济体和具有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将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新源泉、国际生产供应链位移变化等时代特征，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参与新的国际分工和竞争，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演化中充分挖掘中印经贸合作潜力，发展那些各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进一步扩大基础，平衡经贸合作，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实现未来的巨大增长”，提前并超额完成双边经贸合作新目标，特别是“重点拓展在基础设施、环保、信息技术、电信、投资、财金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国和印度于2010年12月16日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 正因如此，本书着力从战略高度，以“新世界、新市场、新合作”为研究视角，探索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各自对外经贸关系变化以及中印经贸合作关系的演化路径，研究中印经贸合作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困惑，为中印两国经贸合作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拓展合作新动力或新空间，创新中印“南南型”合作新模式，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为促进中印经济发展、亚洲振兴乃至世界经济恢复性增长做出贡献而创造认知条件，并提供决策依据。本书预期成果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优化中国对外开放结构、提高中国对外开发开放水平，以及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与实践意义。同时，在揭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关系演化发展内在的、本质的规律基础之上，开展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战略的研究，有助于国际经济关系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和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与传播，加强与创新“南南型”合作新模式，为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之构建，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等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证素材，进而促进相关理论创新，以弥补国内学术界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系统性研究的空白等。因而，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杨文武、徐菲：“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现状探析”，《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4期，第69—75页。 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以及各自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等，均为促进中印经贸合作的深化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经济均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其中印度经济基本保持75%左右的增长速度，并成为除中国以外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这为推动中印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奉行的东向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印经贸合作构筑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由此，中印经贸联系在新历史时期不断得以深化与发展，并建立了较为良好和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两国经贸关系已从一般商品贸易逐步扩展到包括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在内的全方位经贸合作领域。当然，中印经贸合作规模同两国经济发展需要还很不相称，但是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愈益广泛，且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例如，中印贸易从2000年的2914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78亿美元，年均增长4329%。尽管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两国经贸合作受到一定影响，但中印经贸合作仍维持了较高发展水平，达到4438亿美元。2010年双方共同努力，实现两国贸易额617亿美元的目标。2011年，中印贸易额达到73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印度则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国。正因如此，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将中印经贸合作相关问题纳入其关注的热点论题，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取得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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