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们
 新书资讯 新书推荐 |
新小农阶级：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修订版） 
定 价：89 元
9 7 7 8 9 7 9 5 6 0 6 9 6 
本书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在农业市场和食品工业中小农阶级的地位、作用和重要性。它指出，小农境地的特征是为追求自主性而进行斗争，并创建和开发一个自我控制的资源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作者坚定地指出，小农阶级远没有衰落或消亡。恰恰相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着复杂而又富于变化的再小农化过程。作者通过横跨30年时空的研究，为农业与农村发展过程提供了独创性的、发人深省的洞察。
中译者序
叶敬忠 1995年我在荷兰学习期间，有一门“农业与农村发展”课程。第一节课开始时走进教室的是一位背着一种类似铁铲农具的老师，他就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农村社会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而他身背的是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塞内加尔等西非地区农民在平整稻田时广泛使用的木锹（kayendo）。那时，范德普勒格教授给学生的感觉是讲课逻辑缜密，但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似乎不易亲近。此后十余年，每每研读他的著作，其在课堂上的形象总会浮现脑海。2007年范德普勒格教授来北京参加会议，其间相见，他根本不记得我这个听过他课的学生了。但自那以后，我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他每年来中国两次，每次必到我们的研究村庄住上一周，至今已十余次。在村庄，他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下地，一起赶集，一起讨论，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加深了感情。这位来自西方现代农业国家的教授，被中国小农的丰富实践和无穷智慧所深深折服。他说，假如早些认识中国的话，他关于小农的写作会更具力量。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见识了与课堂上的“一本正经”截然不同的范德普勒格教授，他喜欢说笑，喜欢结交农民朋友，喜欢讲述其家乡——荷兰北部弗里西亚省农民的笑话。他是农民出身，在他的研究和学术生涯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始终站在农民一边”。 2008年正值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发生之时，范德普勒格出版了专著《新小农阶级》。在很多学者对世界粮食危机进行事后诊断时，这本专著对当今世界农业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者以其40余年来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与农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以及农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农业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对过往的小农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指出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三种农业模式，即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全书紧紧围绕这三种农业模式的性质和特征展开分析。在现代农业、工业农业、高科技农业和资本农业主导农业发展话语的今天，范德普勒格关于这三种农业模式的真知灼见告诉我们，若将这些半真半假的宏大叙事作为世界粮食危机和普遍的食品安全危机下的镇静剂，那么进一步的世界粮食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还将持续发生，不在今日，就在明天；不在此地，就在别处。 小农农业 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像中国社会这样如此鄙视小农和决心消灭小农的，即使在研究农业与农村的大学和研究所，人们也会用“小农思维”来指代那些所谓狭隘、不灵活、不开放、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想法。个中缘由非常复杂，包括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或许不容小觑。我们社会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略知一二，中学生和大学生学习得较多，而官员们学习和掌握得就更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满了对小农蔑视和讥讽的语言，如认为小农是“旧社会的堡垒”，是“日趋没落的”；小农落后、“保守”、“迷信”、“偏见”，他们“愚蠢地固守旧制度”，“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他们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将农村视为“穷乡僻壤”，将小农生活的地区定位为“野蛮国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小农农业是在小块土地上生产，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不容许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不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而想巩固这种条件。因此，小农生产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 范德普勒格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过往小农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回应。这些理论主要包括：“阻碍发展论”，即将小农视为变迁的阻碍，认为小农是“对发展的阻挠”，是工业化这个“摆脱落后的大道”上的障碍，因此是一种应该消失或被主动移除的社会形态，应该被装备精良、顺从市场逻辑的“农业企业家”所取代；“消亡论”，即在那些现代化工程取得某些成功的地方，小农阶级要么已经转变成为农业企业家，要么已经沦为纯粹的无产者，小农阶级事实上已经消亡；“农业内卷化”，即认为将劳动力不断填充到农业生产中最终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并造成贫困的再分配；“技术上限论”，即认为小农不可能跨越他们使用的资源中所隐含的“技术上限”；“贫困论”，即小农农业模式就其定义本身来说，正如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会造成贫困。这些小农理论的局限性产生于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诸多误解，尤其是，以往的小农研究强调的仅仅是小农作为一个既定要素在农业中的介入和参与，对于小农如何参与、如何从事农业实践以及是否与其他农业实践方式有所不同等问题却几乎未曾触及。小农的独特性被主要归结于他们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或者他们的社会文化特征。但是，无论身在何处，小农都以一种与其他农业模式截然不同的方式与自然相联系。作者指出，小农农业中并不存在“固有的落后”，“小农无法养活世界”这一常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小农农业模式中劳动主导的集约化并不等同于贫困，也并不必然会造成内卷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集约化可能有违报酬递减原理，而在现实生活中，小农对农业发展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其收入会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甚至还会提高。尤其是，无论是在秘鲁、巴西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荷兰、意大利这样的现代发达国家，目前都出现了显著的再小农化趋势。在作者看来，小农生产方式中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所鄙夷的方面，很多正是其优越的精髓。 按照范德普勒格的定义，小农农业模式通常以生态资本的持久利用为基础，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小农农业往往以其多功能性为显著特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通常来自家庭内部，或者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家庭所有。生产的目的是服务市场以及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小农会通过采取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农业活动远离那些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一家一户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就是典型的小农农业模式。作者对小农农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小农的生活方式、骄傲与自豪感、劳动与就业、精耕细作、协同生产、自我控制的资源库、资源的高效利用、互惠关系、自主性、内源性与地方性、多样性与多功能性、附加值的创造、匠人工艺与新奇事物、市场远距化与部分商品化策略、对生物生命的尊重以及劳动过程中的抗争等方面。 小农始终会带着热情、奉献精神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农业生产之中。即使是在荷兰这样似乎只有经济理性才得到认可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大多数农民仍然郑重地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称为自己的“爱好”。小农农业关涉到主体性，强调与自然一同工作、相对独立和匠人工艺所产生的价值与满足感，以及人们对他们构建成果的骄傲与自豪，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力量和洞见充满信心。正如荷兰奶农莫妮克?范德拉恩（Monique van der Laan）所言：“身为农民，我拥有自由，我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时间。我们在户外劳动，在劳动中有很多身心上的选择与变化。我们与自然和动物结伴。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指涉生命的价值。我们为我们的牲畜、产品而自豪：它们是新鲜的、美味的。” 在小农农业中，劳动成了关键因素，小农将劳动置于舞台的中心，将劳动与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调配的资源联结在一起，也与前途和未来联结在一起。例如，在秘鲁的卡塔考斯，小农社区的共享价值之一就是“认同劳动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然而，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劳动被严重削弱了；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无数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和经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沦为了“废弃的生命”。值此之际，重拾劳动的价值尤为重要。小农农业中的劳动中心性正与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小农农业模式比其他农业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科林·图哲（Colin Tudge）呼吁道：“我们需要再一次将农业视为一个主要雇主，认识到雇用劳动力是农业活动的首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仅次于生产优质食物和维护景观。然而，现代政策的设计却是特意要将农业劳动力一再削减，少到不能再少。” 小农倚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自然被用来创建和壮大一种资源库，这种资源库又通过劳动、知识、网络、市场准入等得到补充。在实践中，资源库的扩展和巩固被视为一种财富遗产，它蕴含着骄傲和自豪。小农通过对农业生产季节历进行缜密的规划，使得所有相关的活动都能够互相协调、配合，并且与作物的生长周期相适应。小农农业往往表面上看起来略显混乱，但其背后深藏着严密的逻辑，在仔细观察下会发现非常高的效率和计划周详的秩序。正如学者指出的，“作物并不是乱种的，而是按照合适的距离被安排在一小堆土壤上，当下雨的时候，既不会形成涝灾，也不会冲刷表面而洗掉表层土壤”。因此，在对小农农业发表意见之前要特别谨慎，不能从本能的保守主义出发，称小农为傻瓜。 在资源库的巩固和扩大过程中，小农还会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小农通过创建、再生和发展出一套自发的、自我控制的资源来实现其自主性。这样，小农就不受任何处于中心位置力量的控制和支配，相反，它是内生的。它不能为地方性的问题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却正在演变为应对一个全球问题（即对农业的挤压）的各种越来越多样化的、地方性的方案。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涵盖在小农农业的概念之中。小农农业的实践证明，并非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能让人们获得合理的收入、拥有美好的前景。事实上，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认为，替代发展的方案可能会涌现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和实践活动中，出现在草根组织对主要发展干预的抵抗中。在范德普勒格这里，替代方案显然散布在小农的各种实践与行动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的农村发展实践领域已呈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且积极推动了各种新形式的替代性方案，即农业的多功能性。这些新的多功能性实体的创建几乎总是以小农农业为基础，并大大增加了小农农业可以创造的附加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欧洲农业从专业化向多功能性转变的同时，中国的农业却正在从历史悠久的多功能性向专业化转变。 在小农农业中，农民的算账方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所能理解的。例如，当农民用从别处挣来的钱购买种子、化肥等物品的时候，这些物品的的确确是“付了钱的”。它们作为商品被购买，但是之后它们则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农场生产过程，不再需要按照交换价值对它们进行严格的估价。这些资源特殊的社会历史性赋予了小农足够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按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源。可利用资源的价值正是在农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长期来看，它们可以被转换为老一辈人手中的养老金和年轻一辈从事农业活动的扎实起点。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社会规范的，并且有制度化根基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与资本转换为利润，利润又作为资本进行再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转换极为不同。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一不同而显得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是它激活了农业活动。 小农还利用匠人工艺创造各种新奇事物。小农的匠人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无字的语言，是无法以精准、明确和量化的概念来表达的知识。只有经过长期的学徒生涯、训练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掌握这门技术。在知识的门类中，它显然是一种经验性或者实践性的知识，类似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所言的乡土知识和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米提斯。利用匠人工艺，小农创造各种新奇事物。这些新奇事物可以是新的实践、新的制品或者仅仅是改变一个特定情境或任务的定义，但却代表着对现有规则的偏离。 小农农业模式代表着一种对市场约定俗成的远距化，这是小农保持自主性的重要策略。小农在组织自己与市场的具体关系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灵活性、可移动性和自由性。这种对外部关系的组织和安排是为了保证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收缩或扩张，避免对生产要素市场的依附，即尽可能避免陷入外部控制之中。正是因为这一策略，小农避免了马克思的误判，即“只要死一头母牛，小农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市场远距化不仅限于第三世界的小农，欧洲的农民大多也只是部分地融入市场。甚至，第三世界的小农很可能比欧洲的农民更“充分地融入”市场，而这种高度的“融入”带来的是高度的市场依赖性，这也恰恰是这些第三世界小农的主要问题。因此，与中心国家的农业系统相比，边陲国家的农业系统总体上更加处于依附地位，商品化程度更高，更加立基于“彻底的商品流通”之上。这一结果正是由“自由市场”发起的，是无数专家学者的“科学”建议，其实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小农制度的蓄意破坏，不仅造成了更多的“废弃的生命”，也严重威胁着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安全。 小农农业充满了对生物生命的尊重。在小农逻辑中，“好的产出”处于核心地位并具有重要意义，它指的是每个劳动对象的产量，而且产出要高且可持续；但是就像小农所说的一样，他们不会用“强制”的方式达到目的，而是在以“精心照料”或“匠人工艺”为特征的框架中尽可能实现高产出。因此，在小农农业中，一些内部指标起着规范作用，例如，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最合适的饲料配给量。人们必须精心照料牲畜、作物和大地，如果精心劳作，每个劳动对象的产出就会提高。正如古德曼（Gudeman）等指出的，小农模型的根基来自这样一个观念——地育万物，量力而出，农民通过劳动“帮助”土地孕育物产。 本书还深化了小农抗争的内涵，拓展了小农抗争的外延。范德普勒格指出，为自主性而进行的斗争呈现出多种形式，不同形式之间往往相互联系。它可以通过传统的“农民战争”，也可以借助较为隐蔽的“弱者的武器”，但是，更常见的、几乎从不间断的情形是，这种斗争出现在田野、谷仓和马厩里，体现在牲畜繁育、作物选种、灌溉活动和劳动投入的各种决策中，可以说无处不在。小农要对生产过程增加控制、进行改善，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对生产过程加以调整并从中获得更好的收益，这些目标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过程。其中，劳动过程是小农进行社会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竞技场，如为改善现有资源、进行细微调试而付出的顽强努力，这些努力会带来更富足的生活、更可观的收入和更光明的前景。因此，抵抗发生在大量异质的且日益相互关联的实践中，存在于制造“优质肥料”、繁育“良种母牛”、建造“美丽农场”的方式中。小农正是通过这些实践构建出了自身的独特差异性。另外，当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被食品帝国中断时，小农会通过直销、农民市场、新的农业食品链的创造等途径去积极探索、建立新的联结。这样的抗争表明，既然食品帝国趋向于把一部分小农变成多余的部分，新的小农也必将开始把自身重新定位为权利不容忽视的公民。 企业农业 企业农业是通过扩大规模进行持续扩张的一种农业方式，其生产高度专门化，并完全面向市场。企业农业经营者主动委身于对市 场的依赖之中，尤其是与农业投入相关的市场。企业农业主要建立在信贷、工业投入与技术等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基础之上。企业农业的种种形式往往产生于国家推动的农业“现代化”项目之中，并对劳动过程进行部分工业化改造。以中国为例，在农业现代化、农业规模化、农业市场化（这些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几乎未被认为是有效的农业动机）被提升为农业发展的最高标准的今天，对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膜拜或许只有最狂热的宗教热情才能与之匹敌。在各种现代化工程和政策的推动下，农业企业家模型已经被人为地奉为真理，它是当今政策制定的核心模型。无论是官员、专家，还是学者教导下的信徒，都在急切地寻找现代化的圣水，并身体力行地推动或直接参与到农业创业之中。当资本在城市已无更多获利空间的时候，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资本在农村和农业的广阔获利空间，而置数以亿计的乡村小农于不顾，甚至以非经济强制的方式强夺小农的生命之本。目前出现的各种农业投资主要是以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方式开展的，如各类种植业企业、养殖场、农业科技公司等就是企业农业的例子，甚至近年来在许多村庄以土地流转之名而组成的所谓专业合作社，其实质也是一种企业农业模式。在这些农业企业中，资本大多来自外部，其生产的目的与国家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战略没有关系，其一切目的就是获利。范德普勒格对企业农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与自然的脱节、失活、效率误区、规模扩张与内部挤压、对生物生命的漠视、市场融入与就业、弱自主性、利润导向与附加值的减少、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与消费者的断联等方面。 在企业农业中，农业活动是与已有的生态资本相剥离的。例如，牛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农场中的饲料和草料生产，大部分饲料通过向市场购买获得；草场生长基本上靠使用化肥，这也和农场中积造的农家肥完全脱离。企业农业的发展侧重于与自然的分离，侧重于逐渐减少自然的作用，因为“自然”太过变幻莫测，它使劳动过程无法标准化，从而成为生产规模加速扩大的障碍。因此，自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存在逐渐减少，那些保留下来的部分也在不断地经历着全方位“人工化”过程的“重构”。在高科技的推动下，人工化过程的扩展已经超出传统的想象，尤其是通过使用转基因技术和创建无菌环境，一个新的、人造的“自然”已经产生，这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于是，那些曾经将农业塑造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循环被打破，这样，将全球性标准和全球性控制方法整合到标准化的农业实践中就相对容易。 企业农业的生产目标集中在利润（剩余价值）的创造上，它仅仅依靠现有的可用资源来生产附加值。在企业农业中，市场首先是一种组织原则。由于高度整合并依附于市场，生产单位不得不遵循“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精神成为调整农业企业内外社会与自然要素的核心机制。在企业农业中，利润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降低劳动投入来实现，从而随着劳动力的流出而得到提升，因此，企业农业不会力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相反，会为了逐利而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农业的生产资源并非依赖资源库的发展，而是高度依赖市场，因此，其自主性程度较低。在这种一味追逐利润的目标指导下，当市场价格水平严重下降，以至于利润成为泡影的时候，选择退出并将资本投资他处，是显而易见的、“合乎逻辑的”企业家行为，因此农业失活时有发生。这种农业失活反应还包括向更粗放型的农业转变，这会使劳动投入大大减少。因此，国家粮食安全之梦期望通过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发展来实现，似乎有些天方夜谭，尤其是当国家还给予优惠的政策扶持和大量的财政支持时，人们不得不怀疑资本是否绑架了政治，或者政治与资本是否在共谋其他的目的。 农业企业往往热衷于大规模的扩张，而由于扩张严重依赖信贷资金的支持，企业债务相对较高。这样，财务压力就会转化成加速生产的需求，利用每一片可用之地获得尽可能高的资金产出（也就是利润）来支付利息和贷款本金。因此，牛舍中的每一个可用空间不再是一种使用价值，也不再是可利用资源中明确清楚的一部分，更不是动物生长的场所，在这里，这个空间首要代表着能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本。这样，高产奶牛可能在第三年或第四年被淘汰或者取代，它们承受的生产压力极可能产生乳腺、生殖和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这也加重了它们的淘汰趋势。因此，奶牛的寿命本身并不是目的。一旦产奶量逐年递减，这些奶牛就会被淘汰，因为它们占用了必须产生最大货币效益的宝贵空间。讽刺之处在于，过去一头奶牛会在畜栏里生活10～12年；而现在，同样的空间会相继饲养5头奶牛，每头奶牛只能利用2～3年。这些改变代表着一种将动物贬低为丢弃型产品的趋势。奶牛本可以常年生产，有些奶牛的生产周期甚至可达15～17年，小农往往是这么做的，但是在企业农业，它们的生产周期被迫大大缩短。因此，人们常常发现，饲养的动物变得更加脆弱，它们被退化为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这就是2013年春季上海黄浦江漂浮的万余头死猪奇观背后的逻辑吧，否则人们怎么会将死猪视如可乐罐而随手扔弃呢？ 企业农业根据市场关系和未来前景来组织和安排劳动与生产过程，其中，外部指标成为主要的指示标准，如企业农业会根据牛奶价格和不同饲料原料的成本来确定配给量，而不是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企业农业的日常活动都在这些外部指标的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与此相比，小农则会感到非常迟疑或者根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毁掉你的奶牛，她们需要最适合自己的东西，也需要连续性”。因此，企业农业对生物生命的漠视以及将农业对象视作丢弃型产品的性质与小农农业的“精心照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当企业养猪场出现死猪时，会随手丢弃，而河北省某村庄的一位妇女在饲养的猪死了之后，伤心地哭了两天。 公司农业 公司农业也可称为资本主义农业。它由一张延伸极广、易于流动的农业企业网构成，其组织和生产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其中的劳动力主要是或者说全部是计薪工人。公司农业曾一度在席卷全球的土地改革进程中几近消亡，如今它又在出口型农业的推动之下遍地重生。公司农业在当代的主要形式就是范德普勒格所称述的食品帝国，可以说，食品帝国引发并再造了公司农业，同时，食品帝国还以企业农业作为自己的基础。食品帝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ABCD”四大跨国粮商，即美国阿丹米（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它们掌控了世界上超过80％的农产品贸易，还操控了生物种子专利、储运加工等各环节。中国国内的公司农业也在市场和资本的推动下，向着食品帝国的目标阔步迈进，其食品帝国的面纱往往还在初级阶段时就由自己主动揭开。这一方面说明了其对帝国的无限向往和顶礼膜拜，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其征服与控制的优越感。各类农业和食品公司不满足于“公司”之名而急迫冠以“集团”之号就是最好的说明。范德普勒格对公司农业、食品帝国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食品帝国的征服与控制、攫取与侵占、逃逸特征、食品的穿越与退化、概念的再造、对劳动的排斥和对生命的蔑视、与消费者的断联以及对消费的重塑与控制、对小农的排斥、发展的幻象等方面。 食品帝国是一种组织方式，是一种将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组合到一个网络之中的独特方式。食品帝国的结构特征意味着等级制度，意味着不断地征服、收编和排斥。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技术和制度网络，并将自己的定序原则和指令强加其上。因此，食品帝国最关键的是以特定的方式来获取和聚合资源。食品帝国具体表现为持续不断的扩张。这种扩张是通过对自然、生命、食品和农业的征服而进行的。这种征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塑社会和自然世界，影响消费模式、健康和消费者的身份。它处处体现着对自然和社会的广泛干预，认为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被计划和控制的。帝国的这一强大组织模式，迫使社会和自然世界的众多领域服从于新形式的集权控制和大规模的侵占。食品帝国需要可控性，由土地、农民和动植物组成的完美均衡，不管在可持续性上达到的层次有多高，都是帝国眼中的罪孽。 食品帝国的这种征服与控制不仅仅是由市场和那只假定的“看不见的手”来支配的。事实恰恰相反：食品帝国掌控着市场，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经济强制。它在很多领域还采用各种各样的“非经济强制”手段，来获取和集中大量财富，例如，国家干预往往代表的是“服务于市场而不是抵制市场”。国家机器以及它们与“客户”的关系正日益按照市场的形式来进行构建、安排和组织，国家功能被转换成了市场代理。与此同时，市场逐渐不再由“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相反，它们服从于形式各异的超经济控制。 食品帝国在价值创造方面其实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它几乎没有创造任何额外的附加值，它只不过是榨干了当地生产出来的财富，并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集中和再使用。其实，食品帝国只不过是连接或重新连接了已有的资源。它犹如一张蜘蛛网，不断延展，将乡村的人力和各种资源纳入其中，并将已有资源组合成一种独特模式，以便于榨取其价值，等榨干以后，就收网逃走，再到另一个有“猎物”的地方去继续榨取。因此，那些农业大亨一般不进行固定投资，基础设施一般按年租用，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舍弃，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个逃逸型产业的所有特征。 但是，食品帝国的确容易殖民人们的现实，构建财富和发展幻象。其实，在资本和业绩的游戏中，食品帝国未来的绩效被转变成了对当前活动的主要评判依据，这相当于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倒置了。在这种对时间的组织中，信任不再构筑于历史之上，而是变为依托于未来。这也意味着必须把计划的绩效变为现实。另外，当食品帝国进入乡村时，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感觉——食品帝国带来了“发展”。在此之前，贫瘠的土地会看似一无所出，而食品帝国却使乡村变成了绿洲和出口中心。它与周边小农社区的直观对比会令人震惊，后者或许干旱荒芜、地力贫瘠，食品帝国却生机勃勃、兴旺发达。这就好比一边是锄头和耕牛，另一边则是重型拖拉机、加工厂和提供着世界市场最新贸易信息的计算机技术。然而，只要仔细观察，人们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排斥和强夺现象，这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水资源、人力资源、小农生计与生命、政策与资金扶持等。不时见诸报端的农业企业攫取农民土地，甚至农民在承包地内被铲车碾死的极端事件，无不说明了上述的排斥和强夺现象。食品帝国不再需要小农了，小农注定是多余的，食品帝国至多是需要小农的资源、土地和水，需要小农被摧毁后的残余物，也就是无可替代的廉价劳动力。 在由食品帝国创造和形塑的世界中，所有产品都丧失了身份。食品不再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由特定群体所生产，也不再通过公众基本了解或者能够了解的流通渠道到达消费者手中。食品正在成为一系列“非产品”，它的原产地不再重要，它在上架销售前所经历的时空之旅也不再重要。食品帝国将“特定场所”转换成“非场所”，将特定的时间跨度和诸如“新鲜”这类界定清晰的概念转变成错误的信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食品已经被运输、转换、储藏和配送，而这些并没有被告知给社会。这样，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脱节。这种潜在的脱节涉及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可以说，断联是理解食品帝国运作方式的一个关键词。在食品帝国的控制下，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越来越被切断，农业生产越来越脱离具体的情境，脱离当地特殊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属性。今天，食品帝国正一如既往地、疯狂地占领和控制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食品生产和食品消费，尽管世界上85%的粮食产量是在小区域内以短链的、分散的方式流通的。 在食品帝国的控制下，通过被分解成不同的元素并进行不同的处理，现在食品真的能够实现远距离的时空“穿越”。例如，牛奶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它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它同样也意味着身份的丧失。关键是，牛奶中要包含各种可以科学检测的成分，人们购买食品时也会仔细检查食品包装上标明的各种成分。如此一来，橙汁就不一定非要是橙子榨出的果汁了，它完全可以是橙子中的各种维生素组合，加入科学研究出来的添加剂，再添一点必要的颜色，就可以是“橙汁”了。这种“橙汁”的生产彻底割断了橙子本身和橙汁产品的关系，也就是说，食品变得非常抽象了。也正是因为科学家坚信食品营养成分的确定性，按此逻辑，“土鸡蛋并不比工厂鸡蛋更有营养”这样的雷人语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极大地改变了食品本身，不只是食品的概念，还包括食品这一物质实体都改变了。食品帝国推出了“非食品”，它将非食品塑造成食品的形貌，以便非食品在销售过程中能得到食品一般的礼遇，也就是说，食品帝国在越来越多地生产着“仿真食品”。为了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以及为了获利，食品不断被加以“设计构造”，食品行业内的激烈竞争不断推动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最便宜的原料和最廉价的措施。这导致了食品质量的日趋退化。因此，食品帝国深刻地改变了食品本身，改变了一直以来食品被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可以说，食品帝国对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重塑，它用自己的新科学和新技术来重新操控着生活。 食品帝国还往往对食品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和不断再造。例如，鲜奶曾经是一个表述非常明确的概念，但是在食品帝国的干预和重塑下，今天所说的“新鲜”不再是指挤奶之后24小时之内完成加工并保证48小时之内消费。今天所说的“新鲜”能够延长至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再如，鸡肉的嫩度和口感与品种、饲养和管护已经毫不相干，因为它们也可能是胡搅乱拌的结果：也就是向任何品种的鸡肉中注水、增加蛋白质、添加软化剂和香料。鸡肉的颜色也不再与品种、饲养、管护、牲畜压力、储存和加工方式有任何关系。深色鸡肉（可能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看上去质量很差）经过粉碎、掺水拌成肉泥以及脱水和烹煮之后，就成了好看的白色（仿真）鸡肉片。总之，自然、食品和农业，甚至包括健康、新鲜等都被重新界定，从根本上加以重组和重塑，从而使之服从于不同食品帝国的具体原理。 农业！农业！ 古往今来，农业一直被等同为将自然或生态资本转化成食物、饮料和各种原材料，但不能因此被简化为仅仅是食品的供给。农业代表着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它总是与自然、社会以及那些亲身事农者的情感、利益和前途融为一体。生命的绵延不绝是农业的精髓，农业就是循环不止、生生不息的开始和终结，是永远的重生。农业还体现了一个个生命之间的交往。河北某村庄的一位农民，用玉米喂鸡，将鸡蛋送给在城市的孙女。有人建议他干脆把玉米卖了，到城里再买鸡蛋，这样既省事又便捷。该农民说：“断然不可，因为我辛苦养的鸡，下的蛋，送给我的孙女，孙女吃了，这表达了我与孙女之间的感情交流。当儿媳妇说‘这是你爷爷养的鸡下的蛋’时，我感到的是温暖，绝不是几个钱可以代替得了的！” 然而，目前的农业发展趋势往往是去社会化和去人性化的，它将社会关系沦落为纯粹的物质和金钱的交易。其中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对农业的腐蚀尤为明显。当今食品生产与食物消费的工业化过程正在按照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来言说和开展：全球化、自由化、完全成熟的转基因食品、宣称全世界从未享用过比今天更为安全的食品。有人甚至声称这一计划将为第三世界的穷苦农民带来光明的前景。另外，农业还被广泛理解为企业家式的活动和行为，并因此被视为与其他经济部门并无二致。如此一来，农业不但能够而且必须受到市场的支配和控制。再者，“现代农业”建立在一种长期失衡的基础上，并不停地奔向一个新的未来，它代表着一种惊险的变革。 今天，食品帝国和企业农业所建构的文化攻势和话语叙事正在改变大众的现实。2011年11月23日，央视节目《谁能玩转农业？》就IT公司是否应该进军养猪业展开了辩论。辩论的背景是猪肉多年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导致不少资本集团对进军农业领域跃跃欲试。其结果是，“IT公司进军养猪业”较“主要由小农养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目前被殖民了的现实：多数经济学家鼓吹大幅减少农村和农民数量，高谈城市化战略；小农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效率低，无从应对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农业的前途是实现规模化的公司经营。 当主流都在为公司和企业进军农业而欢呼雀跃时，我们却重拾小农农业，也许很不入流；当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成为国家大策时，我们却倡导小农的自主性，似乎很不应景；当人们以“小农意识”来鄙视“俗”人时，我们却译介小农主义思想，自然会成为少数派。当然，也许有人会质问：“你想回到小农社会吗？”卢梭在论述社会出现之前的善良原始人自然状态的平等生活时，预先提出了他人可能的质问——“难道要取消社会，返回大森林和熊一起生活吗？”卢梭说，自己喜欢预先将这样的质问提出来，是想让他人为得出这种结论而感到耻辱。其实，卢梭十分明白，重返大自然是不可能的，人们应当生活在社会当中，但是，通过对人类生活史的追溯，公民也许可以更好地履行责任，更好地运用各自的天赋来治理好国家。尽管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范德普勒格所说的“再小农化”进程，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主流趋势是普遍的去小农化进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对小农与小农农业进行研究的意义，恰恰相反，通过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思考农业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尤其是可以重新反思当下的现实，重新思考普遍的食品危机之根源，还可以看清食品帝国对生态和社会经济的粗暴掠夺，以及对自然、农民、食品和文化所造成的毁坏。这可以使我们保持警醒，未来的农业将继续以一种健康且可持续的方式养活人类，还是养活公司？ 在世界普遍的去小农化进程中，我们还应该看到农业科学家的贡献。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最大诋毁莫过于农业科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倡导的是消灭小农农业方式，减少小农数量。现在，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农业的研究和教学之中，并以研究项目和奖学金等形式绑架农业科学家和青年学生的主体性意识，从而为食品帝国主宰农业和农村铺平道路。农业研究大多围绕化学制品、仿真食品、添加剂和转基因开展，少有真正分析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逻辑的。由此，农业研究所服务的或许是企业和公司，而不是农民。北京顺义的一位农民因为生产绿色食品而受到很多城市消费者的关注。她的产品之所以深受欢迎，就是因为不用农药、激素等化学制品。她的策略就是远离农业科学家每每炫耀和宣扬的科研成果。今天，面对我国悠久的小农农业历史传统，也许没有什么比农业科学家极力蛊惑消灭小农更为讽刺的了，没有什么比农业科学家对数以亿计的小农之生活境地漠不关心而更无情无义的了，没有什么比农业专家声称的“食品安全与生活质量”更没有实质意义的了。 马克思曾预测小农将会消亡，范德普勒格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丰富案例明确地告诉我们，小农没有消亡！不仅如此，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以小农的方式为实现高质量的、环境友好的和自主的生存而进行着不懈的社会斗争。面对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我们不能只从监管、道德和诚信的角度寻找根源，而应该反思正在不断推进的公司化、市场化和商品化农业机制。我们应该正视农业的本质和小农农业在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健康方面的特征，正视小农在农业中的主体性特征，要避免将土地和人民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因为那样将无异于对他们的毁灭。 范德普勒格反对将自己说成是民粹主义者，但愿意将自己看成是农民，当然他的确是农民的儿子。与他的无数次交往让我深深体会到他的后现代农民研究所蕴含的“多元杂糅”的价值观，特别是真正尊重农民、理解农民的实践观。在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农民的深情厚谊。然而，这种情谊或许会遭遇这样的告诫，即学者的研究不要带有感情色彩。我自以为，人本来就是感情动物，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带有感情的，有情有义的人发出声音怎么可能不带感情呢？对绝对理性的盲目追求往往会泯灭人类的感性，甚至很多人尚未经历感性的体验就被教导理性至上，尚未学会感性思维就开始理性思考了，也难怪当今的学术作品很多言之无物、索然无味了，它们实不如鸡肋，弃之亦不足为惜。当然，范德普勒格的感情作品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在多学科、多地点和多年的研究基础上，范德普勒格饱含深情地告诫我们：“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要比没有小农的世界更加美好！” 中文版前言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中国农业几乎一无所知。像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我所熟悉的是中国革命中小农阶级无处不在的身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我参与拉丁美洲土地改革的那些年间，我被灌输了一种警告，那就是土地改革要避免发生“中国式的处境”。因为中国农业中过高的人地比率被看成是一种噩梦般的象征，它被当作实现可持续的、持久的农业增长的主要障碍。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些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有机会去真正探索、一点点地了解中国的农业，了解中国的小农群体、农业政策以及城乡关系中令人瞩目的流动性特征。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挚友和同行叶敬忠教授以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给了我这个机会，使我荣幸地成为学院的一名兼职教授，得以逐渐熟悉中国的农业，村庄层面的研究活动也成为我作为兼职教授的重要职责之一。 经过五年的求索之后，我仍不敢妄言自己对中国农业已了解颇多，我只能深深感叹于这片土地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感动。按照西方范式的逻辑，中国农业不可能运行良好，更不用说实现高水平的粮食主权、改善小农生计和塑造出新型的魅力乡村了，中国农业绝无进步的可能。 然而，中国农业确实在向着积极的方向迈进。它正在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有效地应对“三农”问题。过去几十年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史无前例的减贫成效，这些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所源发的范式基础尚未被人们真正厘清和理解，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截然不同于通常以“现代化”冠之的西方农业范式。 我并非对中国小农所承受的辛酸困苦视若不见，也未尝不知当前中国的国家—农民关系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对于这一切，我是极为清楚的。但是我同样知道，在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北美洲地区所呈现的恶劣的甚或是残酷的现实。相较之下，中国农业在很多方面都是出色而醒目的。 如果我早些认识中国的话，这本书的写作会是另一番情形吗？ 答案只能是肯定的。我一定会和我的中国同事继续围绕中国小农进行写作。如果能早些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对中国农业的见解将大大强化本书所提出的主要观点。中国小农农业展现的是自主性的核心作用，是小农主导的精细化生产的力量，是小农作为主要行动者与他人共同形塑着乡村并在某些关键方面形塑着国家的未来。中国小农农业也展现了在农业多功能性方面一些古老形式的沿袭和新形式的兴起：中国小农就如同世界各地的小农一样（或许尤甚），投身到了种种社会抗争之中，有时我们将他们的举动称为“再小农化”。 我也希望本书能使中国社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他们拥有的丰富的小农价值。中国拥有一个广泛的、极富活力的小农阶级，他们通过劳动力流动成为广阔社会中的组成部分，他们愿意为未来的解放而抗争，而这种抗争又将为他们在未来的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中带来自身生境的改善。 在世界其他地区，小农阶级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其中一些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讨论。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参照点。中国真实地告诉了我们，替代路径是存在的。然而，这些替代路径来之不易，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当然，相对于西方世界正在前行的那条单一道路，替代路径必然是存在的。换句话说，此刻，中国不仅是工业发展的先锋，它也是或者更是农业发展的先锋。中国是小农研究真正的实验室。 我非常感谢那些参与到这项艰辛翻译工作中的学生和教师，尤其感谢潘璐博士，她为本书的翻译工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最后，我将这本书献给叶敬忠教授，是他的仔细译校使本书最终得以成形和出版，是他对中国小农阶级的热爱与孜孜奉献给我以鼓舞和动力。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2012年3月3日 前 言 数百年来，小农阶级无所不在，这一点自是不言而喻。人们过去几乎没有必要对小农阶级加以探问，更无须追问它为什么存在。这一点在大量与时空相绑定的表述中得到了清晰体现，其中的主要反差或许可以用希腊和罗马这两个欧洲农业的摇篮来加以说明。在希腊文化中，小农（peasant）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以一种自豪而独立的方式从事农业，在希腊语中（gheorgos）体现出的正是这种崇高与尊严。相反，在罗马的传统中，小农是处于附属地位的，这种意味在今天的意大利语中仍然留有印迹。意大利语指代“小农”的单词（contadini）的字面意思是“属于主人的人”，这些人是低等的、卑贱的，他们肮脏丑陋，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当然，在每一个地方，追求自由的斗争总是与沦为附庸的危险相伴而行。对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的最为生动的表述，或许要数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Bertolucci）在他的经典作品《一九零零》（Novecento）中所作的诠释了。在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一个丑陋的农民正面对着他的地主（il-padrone），地主向他解释说要降工钱或是涨租子。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这个农民掏出了刀子，一把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农民的这一举动是要明确地告诉地主，他再也不会听地主说的话，也不会接受地主的任何说辞。围在这两个人旁边的是这个农民的家人：他的妻子和年幼的正在恸哭的孩子，似乎是由于饥饿的煎熬。这时，令人心碎的一刻出现了，这个伤残的农民似乎又要去摸他的刀子，我们预感他可能会杀了自己的孩子，来结束孩子的痛苦。然而，与我们的预料相反，农民拿出了笛子，开始吹奏动听的乐曲来安慰自己的家人。 从属与抗逆，谦卑与向往自由，丑陋与庄严，这些相互对立的要素紧密交织在一起，并呈现出一个无可疵议的完美组合，组合中的任一要素都将激起另一要素的力量。这正是贝托鲁奇以其娴熟的艺术手法展现给我们的，也是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 在当今世界，小农阶级已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现实，这个概念中所固有的张力似乎也失去了意义。这个拥有两面性的奇特群体显然已经在现代世界中丧失了一席之地、无人关注和问津。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处于宏大社会变迁中的小农阶级得到了众多关注，但是，很多由此产生的理论却将小农视为变迁的阻碍，视为一种应该消失或被主动移除的社会形态。这些理论认为，小农已经被剥离开土地，他们的位置已经被装备精良、顺从市场逻辑的“农业企业家”所取代。这种观点或许只承认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偏远地区还有一些小农存在，毫无疑问，这些残存的小农阶级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消失。 这是一种被捏造出来的小农不可见性，它对“小农”一词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负面含义进行了极力强化。在本书中，我认为在这种虚构的不可见性背后，仍然存在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在现实世界中，小农的数量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多。全世界目前约有12亿小农（Ecologiste 2004；Charvet 2005）。“拥有小型农场的农户始终占据着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二。”（Weis 2007，25）在这些小农户当中，有上百万欧洲农民仍然保留着浓郁的小农特色，其小农性程度要比我们大多数人所知晓的或愿意承认的还要高。 有鉴于小农的不可见性和无所不在这对令人不安的组合，本书探寻了三条相互关联的推理脉络。第一条脉络将小农境地界定为，在以众多依附关系和相应的剥削与边缘化过程为特征的环境中，为实现自主和进步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以此来关注小农境地的矛盾性。这种斗争赖以展现的基本机制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然而，农业活动也有可能偏离这些基本机制，例如，朝向系统整合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实现自主性。于是，新的形式、格局和身份便浮出水面，农业企业家就是其中一例。 第二条推理脉络主张小农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指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小农生存模式之外别无他途，从而将第一条脉络中的“小农境地”情境化。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千百万人民通过将自身转变为小农来逃离生活的苦难（也包括城市中的苦难），例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Sem Terra，简称MST），尽管它远非这种趋势的唯一表述，但也是最为直白的形式之一。对于世界上那些所谓“开化的”地区，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要比没有小农更加美好。正如我在书中将要展现的那样，小农的存在往往对乡村的生活质量、我们所享用的食品的质量以及水、能源和丰沃土地可持续的有效利用都有着积极影响。 第三条推理脉络考察的是小农的对立面：它揭示了支配性的组织模式——我将这种新模式称为“帝国”——企图将小农阶级及其所生产和承载的价值一并摧毁，并将之边缘化。 于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竞技场就位于现实世界之中，并将在某些方面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在这个竞技场上，无论身处何方，帝国和小农阶级都在多层次的、多维度的矛盾与冲撞中交战。这样便出现了与之相交叉的第二个竞技场，即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竞技场，更笼统地说，是一场思想之战。在这个竞技场上，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视角。一种视角我已经提及，正是这种视角（或者应该说是众多互锁的视角）把小农阶级变得不可见，它无法理解一个仍“有可能”存在小农的世界。与这一主导性视角相对的是一种正在被全球众多研究者广泛拓展的、新的“后现代”视角①，它认为对全球市场②的兴起和扩张加以恰当理解是后现代农民研究的关键点。世界范围的农产品贸易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已然存在，当前的农产品和食物产品的全球市场却呈现出一种全新景象，并对世界各地的农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全球市场的战略重要性引发了对市场背后的主导模式进行探寻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旨趣。在此次探寻中，“帝国”成了刻画全球化市场这种新型“上层建筑”特征的启发式工具（Hardt and Negri 2000；Holloway 2002；Negri 2003，2006；Friedmann 2004；Weis 2007）。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帝国是一种新的、强大的组织模式。它逐渐对社会和自然世界的众多领域进行重组，使它们服从于新形式的集权控制和大规模的侵占。然而，我们对于帝国所处的空间以及所采用的形式、表述、机制和逻辑都未曾充分详尽地加以考究、记载和批判性地阐释，尤其是在农业、食品加工和新近出现的食品帝国这些领域。 和其他很多学者一样，我埋头于对帝国的研究当中。通过对农业生产、食品的加工和消费以及对自然的“管理”中出现的众多变化进行分析，我逐渐探查到了帝国的机制、特征以及它所隐含的新秩序。我的分析发现，作为帝国的重要特征，当前正在出现的食品帝国大致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例如扩张、等级控制和新的物质与符号秩序的创生。食品的整全性、农业工艺、自然的活力以及众多农业生产者的资源与愿景都在遭受着帝国的征服和掠夺。这种征服是对农业、食品和自然领域多种联结及其相互关联的持续破坏和不断重组。在这种帝国式重组过程中，新技术和对专家系统的广泛依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小农阶级在本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要强调的是，本书中所出现的小农阶级并非历史的残存，而是我们时代和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和态度是极为重要的。小农阶级不可能仅凭溯及历史得到解释，它扎根在当下的现实之中，因此应该由当下社会里的那些关系和矛盾来进行解释。另外，本书中小农阶级的形象也不是问题的象征，因为它同样给人以充满希望的愿景和出路，尽管会有些隐蔽。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小农阶级及其未来进行重新考量。 当前的积累模式导致了城镇和乡村的高失业率。缺少收入、没有希望、饥饿窘迫和其他形式的剥夺，这些现象与积累模式产生的其他种种后果都可以被称作边缘化的境地。在我看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只有一种适当的机制能够应对并替代这种边缘化境地，那就是提高小农阶级的地位、鼓励由小农管理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式③。我当然再清楚不过，这一言论会被视为在教皇面前发下诅咒，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专家”看来。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从政治角度来看，在特定层次上进行整合的需求也无法再被忽视。 在欧洲，帝国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重建意味着景观、生物多样性、农村生计、劳动过程和食品质量的全面退化，这些后果引起了包括城镇居民在内的众多民众的普遍抗议。与此同时，事农者也面临着农业挤压的加剧。农产品价格停滞、成本飞涨，很多农业家庭被推向了边缘化的境地。有趣的是，在这种局面之下，至少表面看来，欧洲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正在将自身重塑为小农。他们通过积极创造新的回应来面对并对外部强加的边缘化境地予以还击，这些回应无疑是与帝国的指令和逻辑相偏离的。同时，他们还通过对景观、生物多样性和食品质量等的精心投入来创造并强化与整体社会的新的相互关联。事实上，正在使欧洲乡村发生转型的草根式的农村发展过程或许最好被理解为再小农化的多种表现形式。 从社会政治的观点来看，正是因为今天小农阶级的存在，大量民众的抗争、抵制性的压力、新奇事物、替代路径和新的行动领域（Long 2007）才源源而生。或许还不止如此，这些小农阶级的存在本身就在不断提醒我们，乡村、农业和食品的加工不一定要按照帝国的模式进行编排。在这一点上，小农阶级对当下的世界及其组织方式提出了具体的、清晰易见的批判。 除了上述观察之外，全球的农村研究领域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并正在对小农阶级的概念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也就是说，这一领域的学者正在进行新的、决定性的努力，以期超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80年所发展形成的小农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洞见显然是受到了经验层面上一系列崭新趋势的激发，我会以后现代农民研究的出现为据对这些洞见进行讨论。在现代化时期（基本上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一阶段），对不同实践和政策的认知与理解、对农民兴趣的社会界定和对社会与政治运动式项目的诠释，无一不被现代化范式所包罗，甚至被诱引和支配。如今，在21世纪之初，这种现代化项目显然在物质上和智识上都与它自身设定的种种限制背道而驰。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视角，一种能够明确超越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框架的视角。我将这种正在从多个源头展露出的新视角称为后现代农民研究。 在现代化的余波里，人们愈加认识到小农阶级会以很多新的、出人意料的形式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从实践和理论的层面对此进行理解。对小农的“发现”构成了新近出现的后现代农民研究的核心，然而这种“发现”并不总是易于接受，这一点在众多国际学术论争中已逐渐明朗。它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相悖，后两种理论将小农视为正在消逝的现象，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世界中心地区和边陲地区农业部门的真实发展轨迹。 在本书中，我尝试着将近期对小农阶级及其在21世纪初所处社会角色的重新认识和理解加以归纳和分析。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作为小农抗争、科学分析和政治辩论三者界面处的“实验室”中的一部分，也为自己能够从这些实验室中汲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洞见而感到快乐。在这条道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也有很多人对本书作出了贡献。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安·龙（Ann Long）和诺曼·龙（Norman Long）夫妇，感谢他们参与这个“知识的战场”。
[荷]扬·杜威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1950年出生，成长于荷兰北部的弗里斯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教授，意大利农业部部长顾问。曾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主任。土要研究领域包括农民研究 农业方式、农村发展、土地改革、食品市场、技术变迁等。他在荷兰农业以及整个欧洲农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欧洲农业史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将欧洲、北美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学研究与发展研究相结合，汇聚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方法。对农业劳动力过程、商品化、技术应用、文化传统以及行动者的能动性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潘璐，女，1981年生于山东省胶州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2000年9月-2004年6月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获法学学士。2004年9月-2010年6月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士。2010年6月-2012年6月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2012年6月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任教。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留守人口、农业社会学、农村教育、农村残障人口等，旨在将乡土社会研究与发展研究的视角相结合，探讨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背景下农业、农民与农村的境遇与抗争。 叶敬忠，男，1967年11月18日生于江苏省沭阳县。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发展历史与发展批判、发展干预与社会转型、农村社会与农政变迁、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小农农业与土地政治、农村教育与社会问题等。研究主要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后现代的学科分析视角。
中译者序／1
中文版前言／1 前 言／1 第一章 导言：农业的转型与危机／1 第二章 小农阶级与小农农业／19 第三章 再小农化：拉丁美洲卡塔考斯的故事／65 第四章 食品帝国：欧洲帕玛拉特的故事／104 第五章 小农与企业家：重访帕尔马／135 第六章 农村发展：欧洲的再小农化／180 第七章 更高层次的自主性：地区合作社的故事／215 第八章 可控性：地球牛的故事／240 第九章 帝国、食品与农业／263 第十章 小农原则／298 注 释／331 参考文献／337 术语表／356 人名表／359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