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_狭间直树_9787301273234

1.附录《善邻协会、善邻译书馆相关资料》在中文世界首次出版；
2.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近代史名家狭间直树教授新著；
3.著名历史学家桑兵教授作序推荐，称“《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一书，犹如一座界碑，将相关研究前后分别”；
4.视域远远超出了思想史、日本史的范畴，体现“东亚共同史”的宏阔格局。

序

解读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
桑兵
狭间直树教授的新作《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原是以讲义为基础在刊物上分章连载的长文，具有专书的架构，但是并未结集出过日文版。10年前撰写《“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时，认真拜读过连载的各章，印象极为深刻。如果没有这一大作，要想将纷乱如麻的先行研究和相关史事梳理清楚，确定自己的出发点，可以说相当困难。正因为有此机缘，得知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出版海外学人的力作，立即想到此书，希望能够首先在中国出版中文版。得到出版社方面的赞同后，恳请狭间教授破例俯允。
关于这本书的缘起及旨趣，狭间教授的前言和序章已有清晰的说明，具体内容也有详细的陈述，解读学术著作，当以作者本人的文字为准，仔细揣摩本意，并对所依据的材料和所研究的问题反复比勘验证。在此想说或能说的，其实是一些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要旨及其难度的言外之意。
京都大学自创校以来，中国研究的历代学人均以像中国学界高明一样研究中国问题为重要取向和旨归，民国时期京都曾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甚至成为许多中国学人心仪追仿的对象。狭间教授得到前辈大家的亲炙，努力保持和发扬优良的学术传统，功力与见识非同一般，以至有中国学人惊叹其能做中国式的学问。行内的人都明白，这是对域外中国研究者的极高赞誉。
学问之事，应当先因而后创，继往而有余力，才能创新局面。而继往须沉潜，创新则要兼具眼界、气度和机缘，可能会冒不小的风险。中外学术史上，守成有余而创新无果甚至误入歧途的事不乏先例。狭间教授及其主导下的集众式团队由中国史向近代东亚共同史拓展的努力，与有些看似相近的做法形同实异，并不是研究领域的简单放大，或望文生义的穿凿附会，而是立足于事实联系的比较研究正途，极具前瞻性。循此以往，可望收获无数的硕果。
治学取法高明，一般而言同时也意味着难度加大。由中国史扩展到东亚史，不仅要求对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有深入贴切的理解把握，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具体入微的材料史事的充分掌握，而且要对东亚人心中的所谓西学及其在东亚各国的影响所引起的变相具有相当历史性的认识。当今学界，兼具这些条件者屈指可数。
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满足上述条件无疑难度颇高。不少人深有感触地体会到，日本是一个了解越多反而越觉得陌生的国家。研究明治时期的亚洲主义，按照今日的分类，既属于日本史的范畴，又是东亚史尤其是日中关系史的要项。在中国，要深入研究这样颇具跨度的题目存在相当的困难，因为很不容易充分掌握各方各类相关资料，更不容易理解拿捏形形色色的相关人事。既有论著的论点，有不少是从结果上溯，追究原因，又多少带有以我划线的惯性，虽然看起来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可是如果将所有的材料史事排列在一起，许多观点就会捉襟见肘。尤其是一旦不再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而是放到国际论坛上与各方平等交流对话，不免立即有相形见绌之感。即使不会自惭形秽，也难免被人看低而导致矮化。
就东亚史的研究而论，不能充分掌握材料理解史事的问题其实在日本学术界同样存在。在日本史与东亚史或中国史界域分明的状态下，日本一般中国史的研究者并不热衷于研究看似属于日本史范围的题目，而且由于历史的因缘，即便抱有兴趣，也苦于材料难得。因为有关当事人及其亲属或关系人，更愿意将材料交给日本史的研究者。中国史研究者不能接触到相关资料，且对明治日本史的认识不足，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是，由于涉及的问题范围已经溢出日本史的疆界，日本史研究者虽然掌握了好的材料，却不能充分恰当地解读。尤其是涉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具体人事时，泛泛而论甚至误读错解的情形所在多有。
勇于开辟荆棘丛生的崭新领域，或许是学界的常态，陌生与未知往往会引发好奇，触动探险的兴趣。可是，挑战并非所属却已经高手如云的领域，就不能仅凭兴趣作为动力，而是有意探测和考验自己智慧、毅力的极限。与中国的中国研究仍然趋奉欧美为典范，并争相追仿西方先进的情形大相径庭，日本的日本研究在丸山真男等人的倡导下，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已经达到相当高深的境界，以至于如今一些欧美学人认为基本没有必要再对日本进行专门研究，只需将日本的日本研究加以介绍引进和领悟掌握即可。也就是说，中国学人尚未普遍认识到，或者尚未做到，中国应是中国研究的本体主流，与世界对话或是瞄准国际学术前沿的说法，拿捏不当，便不能把握好尽力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地位的分寸尺度，而将边缘视为中心，将欧美的中国研究与欧美学术主流对话的种种考量架构当作普遍公理，结果势必导致舍本逐末。在这方面，中国的中国研究理应学习仿效日本的日本研究。
不过，这并不是说日本的日本研究已经臻于完善，再无进取的空间。明治时期日本的知识人，有不少兼通日文、汉文和西文，明治时期日本的历史，又与东亚其他国家联系紧密，而今日的研究者，要想兼具各方面的语言文献以及兼通各方面的历史文物，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如凤毛麟角。尤其是在汉文和汉文文献的掌握方面，与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的差距较大。如此一来，要想真正回到历史现场，进入明治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即使对于当今的日本人而言，也是相当困难的事。而不能真正进入，则意味着解读明治日本人的言论行事，看似言之凿凿，其实还是难免有些雾里看花，甚至隔靴搔痒。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者，是相当复杂的人群，他们都是眼光向外，但动机目的各异。一般日本人将他们视为另类，而一般中国人却把他们当成全体日本人的代表。他们的言论行事与东亚周边国家关系密切，不能仅仅从日本的视角理解把握，同时他们又是日本人的一部分，没有对于日本社会历史文化具体入微的了解，也很难认识透彻。也就是说，单向度不可能理解这一复杂人群的所作所为及其内部结构，包括各种小团体之间犬牙交错的关系。只有在东亚整体史的视野和格局下，对于该人群的认识才能深入一层，得其所哉，而不致循着后来的走向和现存的状态各自解读。此外，亚洲主义既是日本如何与东亚周边国家相处以及在世界上如何自处的问题，同时也是东亚各国如何共处的问题。历史已成过去，问题依然存在，对当今的东亚仍是严峻考验。
从这一角度看，狭间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从中国史向东亚史扩展，正是知难而上的壮举。因为具有对明治日本必要的知识储备，加上恰当的研究取径和做法，又竭尽所能发掘掌握各方面的资料，所取得的进展相当显著。狭间教授主持的梁启超与明治日本、西方的集众研究，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典范，使得中外中国研究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受明治日本影响的认识，从原来较为笼统宽泛的层面大幅度提升。后续的相关研究，必须在此基础上前行，否则就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嫌。不仅如此，即使对于明治日本史的研究者而言，所解决和引发的问题，也会成为学术发展新的取向。毕竟古往今来东亚社会的相关性以及整体化，只有从各个文化系统的具体联系才能梳理清晰，理解到位。日本历史学界三分天下的格局如果不能打破，东亚史的研究留有以待的空间就一定不小。
可是，受画地为牢的分科治学制约，一般学人只有专家式的训练，要想跨越学科或专门的藩篱，实属不易。简单地各方相加，如同曾经的科际整合，虽然热闹一时，未必能够产生高明和佳作。其实近代学人早就察觉史学是一切分科及其方法的汇集，只要取法得当，就非但不会畛域自囿，而且能够用不分科的态度办法研究所有的专题。作为领军人物的狭间教授，长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又受所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对于中国古代史和日本近世以来历史的诸多问题深入堂奥，并与欧洲学者学术交流密切，可以说是率队切入东亚整体史的不二人选。
几年前，曾请狭间教授审阅即将出版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书稿，全书为集众的成果，涉及门类方面甚多，各章由团队成员分别写成。在特意事先不做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狭间教授逐一点评各章的利弊得失，所排序列及所指出的优劣，与自己心中所想高度吻合，当时两人都不禁诧为奇事。由此可见，即使在见仁见智的当下，学术仍有大道无形的标准途辙。而狭间教授的学识广博和见识精准，于此亦见一斑。这也是狭间教授无论统军破阵还是单骑闯关，都能够斩获颇丰的根本所在。
高明治学，每著一书，不仅写成一事，而且形成一种则例，可以起到具体示范的作用。像《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这样的著作，日本固然需要，中国尤其需要。犹如一座界碑，将相关研究前后分别。以此为基点，应当更上层楼，否则势必等而下之。来者若能够接着做并且接得住，中国的日本研究及东亚研究当能迎头赶上，切实增强与国际对话的能力。至于高明往往照远不照近，就要看来者的智力和努力了。
作为附录的《善邻协会、善邻译书馆相关资料》，其意义和价值狭间教授在前言中说明甚详。比较方便地获得这样真正是尘封已久、罕为人知的第一手直接材料，对于推动提升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至关重要。在条件具备的今日，类似的引介出版工作应该大规模进行。至于善邻译书馆因流通不畅而中绝，事关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环境等因素，还有不小的进一步探讨空间，有待同好的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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