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探索3_吴思敬、林莽_9787506391894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诗探索3》由吴思敬、林莽主编，分为理论卷和作品卷。理论卷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的品质，内容为来自名家或实力雄厚的新锐诗评家或诗人，具体内容包括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新诗形式建设问题研究、中生代诗人研究、诗坛态势剖析、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回顾、姿态与尺度、新诗史料、新诗理论著作评介、外国诗论译丛等。作品卷是整理诗坛上出现的创新性诗歌作品而成，其中包括大量诗歌奖项的获奖诗人的优秀作品，具体内容包括诗坛峰会、探索与发现、汉诗新作、首届“诗探索·中国春泥诗歌奖”专栏等。

理论卷

编者的话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北岛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他的直面现实的勇气、独立的人格力量和觉醒者的先驱意识，他诗中凝结的一代人的痛苦经历与思考，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新时期现代主义诗风的开启者，北岛为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作品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2016年5月21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在河北廊坊师范学院召开。北岛和法国汉学家、北岛诗歌的翻译者尚德兰女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诗人等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相对于北岛诗歌创作的成就与影响，这是一个迟来的研讨会；时间拉开了距离，却也可以让诗人与学者对北岛做出较为客观的文学史评价。会上，大家围绕北岛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他的深层的灵魂诘问，他的智性人格的魅力，他的诗歌美学观念，以及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展开了广泛、充分的研讨。为让更多的人了解研讨内容，本刊特辟“北岛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专栏，发表谢冕、钟文、尚德兰、苗雨时、刘波、陈卫等作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诗人杨克的名字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由于在“盘峰诗会”上显示的民间立场，以及此后主编《中国新诗年鉴》所显示的倾向性，杨克一直被认为是“民间写作”的主要代表。实际上，这个标签放在杨克身上并不太准确。杨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踏上诗坛以来，其作品呈现的面貌是丰富与多变的。他的笔下既有现代主义手法的娴熟运用，又有口语写作的鲜活生猛；既有富于个人化的抒情，又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他的诗歌更为密切地关注着当下中国所呈现的种种社会现象与精神现象。他的《天河城广场》《人民》等诗作，通过对“广场”“人民”等政治性话语的解构，明显地表现了对现实的介入，以及对作为社会良心的诗人角色的承担。本刊在“中生代诗人研究”专栏中发表了戴维娜、龙扬志对杨克两首代表作——《信札》和《人民》所做的点评。这两篇点评文章，再加上罗执廷的《论杨克诗歌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关怀》，可使我们对杨克的诗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在1938至1939年间，曾在《中美日报》上连载《金曜诗话》三十一则。《诗探索·理论卷》2010年第1辑曾选发其中的九则，并配发诗歌评论家赵毅衡先生的《重新发现一个诗论家》一文，对邵洵美的诗学思想做了深入的评析。“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主要形式，但是新诗诞生以后，用诗话体谈新诗的却很少，《金曜诗话》是一种可贵的尝试。鉴于《金曜诗话》自成体系，各篇之间联系密切，且读者寻找全文不易，本刊决定在“新诗史料”专栏分两次将未刊发的《金曜诗话》全部刊完，本辑刊发十二则，下辑刊发十则。

在2015年秋天召开的“纪念新诗诞生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讨会”之后，本刊在2016年第1辑中曾开辟“新诗形式建设问题研究”专栏，刊发了三篇文章。本辑继续在这个专栏里，发表叶橹的《分行结构意蕴——诗的形式要素试探》、简政珍的《现代诗分行与思绪、转喻的对应关系——以汪启疆的〈季节〉为例》，希望引起读者对新诗形式建设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在本辑“诗坛态势剖析”专栏中，我们刊发了诗人世宾《境界美学与“第四代”诗歌运动的崛起可能》一文，其中关于“第四代”诗歌运动的话题难免会引起纷纷议论。但此文对当下中国诗坛的现状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也做出了自己的估量与判断，相信对读者不无启发。当下的中国诗坛，一方面是有真正的诗人在寂寞中坚守，另一方面在各种微信平台上，诗歌在爆发性地增长，少量的好诗被洪水般的庸诗、劣诗、伪诗所淹没，各种诗歌圈子争执不休。如何针对当下的诗歌态势，拨开迷雾，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并提出有效的对策，应是时下诗歌评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读北岛

谢冕

中国新诗一百年，一百年都在追求中。在这一百年中，前五十年，我只是一个爱读诗的人；后五十年，我是一个写诗失败的人。诗伴随着我整个生命的历程，我读诗，也读诗人，读诗歌的历史。

我十分看重诗歌的审美性，我更看重诗歌的时代性。我认为每一个诗人都在追求诗与时代的契合、融汇，使自己的声音能够传达时代的精神。对于诗人而言，仅仅表达自己是不够的，他还应该通过他独特的声音，传达出他所从属的时代的声音。审美性加上时代性，这就是我的诗歌理想。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读新诗史时，肯定了从胡适、陈独秀开始的那一代人。我感谢他们，他们关于诗歌的言说中保留了诸多强大的、中国人为追求理想和光明而发出的狂飙突进的声音。我因为《凤凰涅槃》而记住了郭沫若；因为《死水》而记住了闻一多；因为《我爱这土地》而记住了艾青。

我目睹了中国新诗的建立与成长，我也经历了中国新诗失去自由的痛苦的年代。我厌恶那些被规定的、“只能如此”的写作，我也蔑视那种充满现代迷信的、千篇一律的写作。从那时起，我在内心深处祈求并期待中国诗歌恢复自由。

尽管等待漫长，那个日子终于到来。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终结的日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下半叶，漫长的冬天过去了，在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中国的诗歌在《今天》醒来。我最初认识北岛和他的朋友们，是在北京昏黄街灯的地摊上，是在西单的民主墙上。那些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诗篇，给了我最初的喜悦和安慰。

这是中国最年轻的声音，它们呼唤着中国诗歌自由精神的回归。北岛和他的朋友们唱着我们陌生而又亲切的诗歌向我们走来：“从微笑的红玫瑰上/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北岛：《微笑·雪花·星星》。“黄昏就是黄昏/即使有重重阴影/阳光也会同时落入/他们每个人心中”。北岛：《黄昏：丁家滩》。

就这样，在百花山的山谷里，在黄昏的丁家滩上，我认识了最初的北岛，也认识了他的朋友们。正是他们，用坚定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即将告别黑暗，“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这是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诗歌，它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那些为文学和诗歌设置的枷锁和镣铐；它们告别虚假，回到本真的人生和人的本性。这些来自地下和民间的新诗人，连同那些被无情发配，从人间地狱带着累累伤痕归来的前辈歌者，他们共同谱写了新生的喜悦和充满血泪的人生，迎来了中国诗歌拨乱反正的新时代。

如果说，“五四”的新诗革命是中国新诗的建设期，那么，“文革”结束后“新诗潮”的崛起，则是中国新诗的复兴期。这就是我看重我们今天讨论的北岛，以及同样看重他的《今天》和白洋淀的朋友们的原因。他们和他们受苦受难的前辈，共同打开了黑暗的闸门，让新时期的阳光透进来。

北岛说自己“总体愚笨”，北岛：《三联版小序》。其实他少言寡语，内心丰富。我和他相识多年，在国内，在我家，后来在国外，在维也纳，在香港，在伦敦，在荷兰，我们都曾相遇，但总未深谈。认识北岛，只是通过读诗。他的全部人格，他的思想和艺术，诗是明证。他是一座北方孤独的岛，他的诗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诗，是自由和抗争的声音。他的批判精神，他对已有事实的怀疑，他的卓然自立的自由灵魂和人性追求，正是我们在漫长的冬天所等待和期盼的。

它不是昨天，也不是遥远的明天，而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今天：“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北岛：《雨夜》。在抹杀自我的年代，在被教诲一切都盲从的年代，在所有的真相都被遮蔽的年代，始终都坚持独立的精神是多么需要勇气！这时我们听到了惊雷一般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

北岛除了说自己“总体愚笨”，还说自己“性格倔强”，“到处重重迷雾，只能往前走”。北岛：《三联版小序》。其实，交往多了，我不仅认识了他的坚定，也认识了他的温情。“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言》。“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北岛：《结局或开始》。这是温情的、人性的北岛，也是丰富的北岛。

写作是孤独的，诗人是孤独的，因为诗人是暗夜里最初的醒者，诗人是举灯的人。这座矗立在中国大地的孤岛，有他的一份寂寞，更有他的一份坚定：

群山之间的爱情

永恒，正如万物的耐心

简化人的声音

一声凄厉的叫喊

从远古至今

这是他去国之后《在天涯》中的诗句，不仅孤独依旧，而且温情依旧，对母语的敬畏依旧。向孤独的写作致敬，向诚实和谦卑致敬，更向坚定的歌者致敬！

2016年5月20日于廊坊师范学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岛的文本意义

钟文

一

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从文化史来看，二十世纪都称得上是语言被解放的世纪。语言的奴隶制度被解体，语言真正成为主人。柏拉图把语言看作上帝的理性世界的仆从，语言只是对这理性世界的死板的摹写。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有了进步，但也只是把语言从上帝的仆从缩小为理性的仆从，仍然还是奴隶。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西方思想家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语言是“上帝的仆从”和“理性的仆从”的这种看法，认识到人的现实基础是“我说”，而不是“我是”。人的一切活动应该先有“我说”，再向“我是”发展，这是人与现实关系的一场革命。语言不再是附属品，它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从此以后，写作者应该明白，自己受制于“语言”的这一陌生逻辑，延伸开来，就生成了人的生存觉醒中的关键一点——语言觉醒。

索绪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位大发明家，他是用语言研究去生发哲学思考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语言是自己说自己，语言是一种符号，并提出“能指”与“所指”这一对概念。“能指”是表示者，“所指”是被表示者。“所指”是指语言的概念，“能指”是指语言的有声意象。语言的发展就是“能指”的任意性结果。索绪尔还提出了聚合关系——组合关系、语言——言语、共时性——历时性等新的观点。索绪尔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完整的形式体系、一个统一的领域、一个自足的系统来研究的。索绪尔的这些概念和观点，无疑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引发了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从人的形式研究一直延伸到人的生存研究，从哲学、逻辑一直发展到科学。由此，人类的研究慢慢地从逻辑理性达到直觉、性、下意识等。这是人的第一次思考、真正的思考。真正思考的队伍后来越来越长，这支队伍有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等，遍及整个世界，包括俄罗斯，但没有中国。

中国人不会说话，至今仍然如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种恐怖的逻各斯笼罩着中国，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北岛当年写诗，用了一句“绿色的阳光”，结果把他的爸爸吓得抱头鼠窜。“绿色的阳光”，这是要被杀头的语言。历史上每一个阶段都会有逻各斯现象，因为语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顽固的偏见，它一方面虚构了一种精神风俗，另一方面又约束了人的精神创造，固化了一切形态。作为“有用的伪造”（尼采），它是永远的过去式、永远的束缚。但是中国语言的逻各斯，是一种以权力专政介入、意识形态污染窒息至死的逻各斯，是枷锁式、黑屋式的逻各斯，是二十世纪语言的奥斯维辛。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来看北岛的诗歌文本，其意义是无限的。现在的文学史研究者都认为，北岛的“我不相信”是一种生存觉醒、思想觉醒，但他们好像都忽略了一点，“我不相信”也是一种语言觉醒，是一种与生存觉醒和思想觉醒伴随而来的语言觉醒。北岛对整个世界的黑暗（包括窒息至死的语言世界）表现出怀疑、决裂与反抗。这样的一种觉醒势必与尼采的“上帝死了，价值翻转”的呼喊存在着呼应。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第一次读到北岛的《回答》：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惊讶得瞠乎其目。因为当时中国的语境是铁窗语境，这个语境只相信：天是蓝的，梦是真的，好望角已发现，冰川纪已过去。北岛这种惊世骇俗的呼唤需要有赴汤蹈火的决心。“我不相信”，的确是时代的伤口与个人的伤口契合在一起时唤出的勇气与正义，于是它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标识，也成了北岛的标识。“我不相信”作为一个诗歌形象，它肯定具有历史意义的传记性，永不可磨灭。“我不相信”作为诗歌形态的表意语形出现，它不是一句意识形态的口号，而是一句明明白白的大白话。这句大白话与“天是蓝的”“雷的回声”等形象共同组成了一幅诗意的图画，结果其“能指”范围就非常广泛。这就是误会中的智慧，用诗去创造人工神话来抵制专制的语言逻各斯。

北岛的“我不相信”有做语言主人的自豪。“我不相信”是相信语言可以支配世界，可以改造世界，有语言做主人的权威。语言觉醒一定会带来思想觉醒和生存觉醒，这是一种联动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开始是白话文语言革命，后来才演变为各种行为革命。古往今来的权力集团死守他们的语言体系，保护了他们的语言逻各斯就等于守护了他们的生存基础。意识形态与语言存在是一张牌的正反面。北岛对于语言作为一种人自为人的基因因子、自由因子的敏感，表现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当然他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北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诗与后来的诗有很大的不同。他早期的诗更多的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从用语选择到意象创造。比如他在《一束》《太阳城札记》《一切》等诗歌中大量使用的还是海湾、帆、喷泉、画框、日历、罗盘等等那个时代泛滥的诗物象。诗人用的诗图画常常是“童年清脆的呼唤”“开满野花的田园”“陪伴星星的夜晚”。这些用词是鲜亮的，但又是呆板的、公用的，是没有诗人个人体验性在里面的时代话语，是滥用的、单向性的、平面化的时代沿用语。但是我们又应该看到，诗人沿用了这些词汇，却常常是用别人的酒来浇自己的块垒，不妨碍诗人创造出真实的个人化的诗歌形象，包括“我不相信”的诗歌形象。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个人化、私密性的事，一旦入诗，诗的语言解放程度就越高。《雨夜》是北岛早期诗歌中少有的几首爱情诗之一，诗中也有“我不相信”的形象，但它比之《回答》却更有独到性、原创性，语言是鲜活的、个人的：

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唤醒记忆

尤其是最后四句写出新的语言形象。“血的潮汐”“微笑——印在——月亮上”，这些语言在当时是非常独特的。《太阳城札记》中写命运，“孩子随意敲打着栏杆／栏杆随意敲打着夜晚”，声音的联动暗示命运的随意；写爱情，“恬静。雁群飞过／荒芜的处女地／老树倒下了，嘎然一声／空中飘落着咸涩的雨”，爱情的神秘、偶然、不可言说的甜味，感觉的广阔性是通过“飞过”“荒芜”的视觉，“老树倒下”的声音，“咸涩的雨”这些视、听、味的断裂式的并呈来表达，这就非常陌生、新颖，唯其陌生却异常生动。这些都是有切肤之体验的语言，特别有诗味。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诗人对语言的运用已经越趋自觉，感觉的手每时每刻都在做着语言游戏。比如他写的《很多年》，他写那种微妙的感觉，有一种特别异样和新颖的呈现：“我小心翼翼／穿过缓缓流动的夜晚／灯火在钢叉上闪烁／很多年。寂寞／这没有钟的房间……”这种语言是透明与不透明之间指向复杂与异样的语言，这种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日趋增多。

我把北岛的创作分为早期、中期，以1989年他的出走为界。1989年以后的创作，他完全淘汰了早期曾用过的时代沿用语——那种呆板的、中性化的语言；他从温和的暖色抒情转向了冷抒情；他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他有独到体验的物象，例如钟、钟声、表、刀、钢叉、伤口等。这些物象大多冷峻、锋利，喻义多向，这是诗人当时的心灵颜色的对应物。他这样写钟声：“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裙子纷纷落在树上／取悦着天空／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沉默的敲钟人／展开了时间的幕布／碎裂，漫天飘零／一个人日子撞击不停……／万物正重新命名／尘世的耳朵／保持着危险的平衡／这是死亡的钟声”（《钟声》）。钟与钟声在这里已不是一个单向单义的物象，它以其鲜明的表象，又以其多样的喻义给人以诗的冲击。它展现了沉重到痛不欲生，但是又不屈于希望的复杂，一种“危险的平衡”、黑暗与光明交集时的矛盾，全部通过报应、复仇、反抗的钟声而得到隐喻化的历史展现。钟声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符号，它是生命的时间提示，所以喻化为对善的嘉勉，也是对恶的震憾。这时候，北岛文本中有大量精彩的、充满陌生化的、新鲜的个人语言，如“老谋深算的钟表”、“早晨起来／大地到处滚动着苹果”、“方形的月亮”、“早晨那些鱼内脏如灯／又亮了一次”、“喋喋不休的日子”、“四月的风格不变／鲜花加悲伤加抒情的翅膀”、“我双脚冰凉，在田野／那阳光鞣制的虎皮前止步”。这是一批全新的感觉体验世界的用词。诗人的感觉体验在深层的异域中敞开了肉身，以全新的语言经验传达给人，新的语言经验形成了全部独特的诗图画。

北岛是怎样从自发到自觉地去寻找诗人的语言的？诗人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我认为诗人的语言应该有如下四个特征：

第一，诗人的语言是私人语言。诗歌是诗人吟给自己听的悄悄话，是内心的独白，它不是人际沟通的对话，原则上它排斥公共语言。诗的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诗人的人格、秉性的外化，是本真的东西。一切学识、知识、文化在诗人心中的积淀，都是通过秉性在发言。刚才我们讲到，北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全新的语言都是跟他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的。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