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比较_范丽娟_9787516197950

　　《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比较》从比较诗学和接受美学研究视角，详细论述了中英浪漫主义诗学在本体特征上的共性表现和差异表征，既注重把浪漫主义置于文艺思潮发展演进的历史语境中，探讨浪漫主义同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使我们看到浪漫主义思想理念的传承性和诗学意义的当下性；又着重阐释中国五四浪漫主义在对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理念的影响和接受过程中所呈现的民族化、本土化的特点。

　　《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比较》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中英浪漫主义时期女性在各自历史中的地位和受教育状况，女性阅读和女性书写及女性诗学的构建。

　　总而言之，《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比较》论述提升了中国五四浪漫主义诗学与西方话语，尤其是与英国浪漫主义思想的紧密联系以及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引申出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对文学乃至文化的民族性传承和发展，对异域文化的影响和接受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范君丽娟是我调往南开大学的2006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招收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因为地域空间的阻隔，和“伤筋动骨”的迁徙所造成的心理调整，我给她直接讲授的专业知识和方法并不多，这一点有违我始终恪守的教书原则，至今想来仍觉愧疚。好在那时丽娟已经是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不仅在任职的西语学院的课上得出色，在师生中有极佳的口碑；而且此前和在读期间曾经数度留洋，到英国与加拿大等国家研修过外国文学及语言，早就培养出一种宽阔的学术视野，所以攻读博士学位对她来说，只是难度不大的“锦上添花”之事。

　　大约在博士二年级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次比较充分的学术对话。从彼此深入的话语交锋中，我理清了丽娟熟悉的视阈和兴趣中心，于是结合她的专业积累，建议她在中外诗学的关系方面确立学位论文选题。不久，她告诉我，她想以《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发展》为题，我稍加思索便答应了她。因为我清楚，带着引发模式特征的中国新诗和西方诗歌之间具有密切的思想、艺术关联，至于中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学二者更是不可或分。一方面，许多中国现代作家、诗人的英国体验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巨大，另一方面，英国的文学、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着直接的交流与渗透，丽娟从比较诗学和接受美学的研究视角，将中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诗学并置一处，加以系统、扎实、深入的研讨、论证，论题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也体现出了可贵的学术眼光。所以我在同意她选题的同时，鼓励她不必受太多的拘束，可以大胆地放开手脚写作。

　　中经几番往复，答辩前近两个月，丽娟按期交上论文全稿，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感觉更踏实了。论文先将浪漫主义置于同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语境中，探讨其思想理念的内在传承和当下意义，进而比较剖析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渊源、特质、价值和局限，对中英浪漫主义诗学在自然观、语言观、诗人观、表现现实方式诸方面相似点和差异性的整体把握，不仅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并且彰显出了她的学术特色。一是由于丽娟对浪漫主义文学历史的理论，对中国、英国文化文学的熟悉，在英国浪漫主义和女性文学的研讨方面能够厚积薄发，出入裕如，不论是宏观的俯瞰还是文本的细读，常常有她的发现。如指认英国浪漫主义是要“返回中世纪”文学的民谣，而且以一系列的实践发掘了民谣的魅力和价值，其中无论是华兹华斯倡导使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还是彭斯引导人们认识民谣和方言的价值，都使英国浪漫主义开创了一种朴素、清新、自然、洗尽铅华的语言风格。这种通过形式因素介入文本内蕴和流派历史的分析，在为读者打开异域文化窗口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启迪，可以说已经探究到了浪漫主义诗学的骨髓所在。二是丽娟在行文过程中注意分寸，体现了一个研究者特有的冷静、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她在从文学功利角度勘察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特质时，认定无论英国还是中国的浪漫诗学都具有丰富的内涵，但也都无法摆脱其历史叙事和社会话语的宿命，这种学术判断就把对象看得十分透彻，标识出了中英浪漫主义诗学优长和误区所在，准确而辩证。三是论文对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研究力求避开流行、规矩却俗套的研究路数，注重文本的新阐释，其中翻译视角的引入，提供了以往人们很少留意的鲜活资料，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翻译环节重视不够的弊端是一种矫正。如在探讨雪莱的诗歌和诗学理论的过程中，就把它放在苏曼殊、陈南士、周作人、宗白华、成仿吾、朱湘、李唯建、梁宗岱等人翻译的“场”里，特别是把它和郭沫若的翻译对接，使雪莱对中国浪漫诗学的影响被凸显得清晰而深邃。也正因如此，丽娟的论文在答辩时受到一致好评，就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了，它的确达到了比较文学论文所应达到的“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想效果，能够给人以更多的启发。

　　《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比较》：

　　第一节英国浪漫主义的发生与诗学特质

　　英国文学的诗歌传统一直为世人称道，而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成就可以说具有超越时空的影响力与震撼力，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不仅表现在诗歌领域，也渗透到散文与小说乃至戏剧中，并进入美学、哲学思想领域，其超越国界的影响扩大到印度、日本以及中国。英国浪漫主义的发生并非偶然，既有其国内历史政治背景，也有其厚积的社会经济基础；既有欧陆启蒙思想的影响，也有英国诗歌发展演变的内在传统；更离不开那些具有独创意识，追求自由、个性与挑战传统的浪漫主义大师的个人或集体的创造。

　　一《抒情歌谣集>的震撼：英国浪漫主义的发生

　　（一）英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王佐良教授在论述英国浪漫主义时说：“英国浪漫主义的特殊重要性半因它的环境，半因它的表现。论环境，当时英国是第一个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国内它的政府用严刑峻法对付群众运动，而人民的斗争则更趋高涨，终于导致后来的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从布莱克起，直到济慈，浪漫诗人们都对这样的环境有深刻感受，形之于诗，作品表现出空前的尖锐性。论表现：英国浪漫诗歌时间长，数量大，而且两代重要诗人都有多篇不朽之作，在题材和诗艺上都突破前人，突破国界，成为全欧洲以至全世界的文学和思想影响。英国的近代诗歌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端的，几位大诗人都作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由于这些原因，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又不仅仅是英国一国的，而是世界诗歌的一个重要部分。”①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法国革命爆发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无业无产阶级队伍也在成长。19世纪最初10年间，北方工业区已发生过多次工人暴动，最剧烈的是1811-1812年群众性的破坏机器的路德运动。政府镇压工人运动，造成1819年著名的彼得卢大屠杀。劳资矛盾已经很尖锐，但此时英国工业资本家和大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未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和操纵议会的金融寡头、土地贵族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1832年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

　　18世纪后半叶，英国和爱尔兰、苏格兰之间的民族矛盾加深，对外进行了美洲和印度的殖民战争。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由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民主运动在18世纪最后10年达到高潮。当时民主会社林立，如“革命社”“权利法案社”“人民之友社”等，其中以1792年成立的“伦敦通讯社”为最激进，规模最大，组织也最民主。它吸引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民主思想家和文人，如潘恩、葛德文、布莱克等，也吸收了许多工人。“通讯社”的活动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达到高峰，它召开了全英人民大会，邀请其他民主会社参加，并通过了要求停止对法战争和扩大选举权的决议。民主派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罪恶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葛德文和思想家勃克（Burke）的论战中。勃克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1790）这一著作中维护旧制度，认为社会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把它推翻。民主派纷纷起来加以驳斥，普里斯特莱的.《致勃克书》（1791）和潘恩的《人权论》（1791）都曾给勃克以有力的反击。但是葛德文的回答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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