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丛书: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项目(项目号:A080045)委托项目的成果之一,于2011年以“优良”等级结项。《四川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丛书: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了解析,得出了与之前很多研究成果不同视角的新看法。《四川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丛书: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将对西藏经济社会历史的研究,置于新古典经济学(西方学界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入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之中,研究制度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并予以理论和实证的阐释,找出了不同区域和特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需要如何改进制度供给等问题。提出了制度供给是决定西部不同少数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西藏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制度供给与变迁等重要观点。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边疆稳则国家安,边疆强则国力盛。边疆安全与发展问题,关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梯次推进,关乎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安全,关乎中国能否有效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的实现。
边疆问题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上溯明代张雨的《边政考》,下及近代仁人志士所列诸种学说,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成都华西坝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其主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等,都有筚路蓝缕之功。近年来,“治国必治边”渐成共识,边疆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先后建立边疆研究机构,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相关成果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边疆学学科体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2年,四川大学联合云南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以兴边富民、强国睦邻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目标,致力于发挥理论创新、咨政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服务于边疆稳定与发展,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服务于西部周边睦邻友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西部边疆地域辽阔,疆线绵长,民族多样,是大国利益交汇区域,也是中国应对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稳定与发展挑战的前沿阵地和战略依托,安全屏障地位十分显要。从云南、西藏到新疆,从边界争议到“一带一路”建设,从民族团结到反分裂斗争,从资源开发到生态保护,从民生改善到周边关系处理,西部边疆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且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情况特殊而复杂。
近几年,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发展面临突出的问题。
(1)西部边疆地区从过去随机状态下的基本稳定,向专项控制下的基本稳定转变,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其安全稳定的变数显著增加。国际上,西部边疆相关议题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国际话语权仍旧由西方国家和媒体主导的大背景下,围绕西部边疆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国内,西部边疆地区从各民族“命运一体,荣辱与共”,开始出现局部否定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暗流,特别是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下,极少数群体的民族分裂意识有抬头趋势。
(2)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地区差异明显,西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全国经济发展平均水平。在全球化和市场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西部边疆地区面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发展困境,到2020年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时间短,要求高,发展压力巨大。
(3)西部边疆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从基本稳定向局部恶化转变。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造成农村空心化,不利于守边固边,也不利于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在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动力的同时,也由于过度开发承载力有限的自然生态环境而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破坏,致使局部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近年来,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西部边疆地区则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区域,如何协调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是西部边疆地区发展必须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孙勇,男,祖籍河北,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党研室主任,西藏社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南民族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学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涉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西藏社会经济研究,边疆理论研究,曾经两次获得国家一等奖。
绪论
一 思想库有关问题的提出和解题的思路
二 西南地区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度供给的规定性
三 从发展的结构角度解析西藏的制度供给问题
四 对西藏现实发展中制度供给的理性考察
五 需要重点关注和在理论上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与实证观察
第一节 两种制度理论
一 马克思的经济制度理论
二 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
三 发展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第二节 制度的含义及分类
一 制度的含义
二 制度的分类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概述
一 制度变迁理论
二 交易费用、产权与企业产权
三 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
第二章 西藏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状况
第一节 西藏历史中的制度环境
一 西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转化
二 封建农奴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三 “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社会经济状况
四 近代西藏经济社会特有的制度景观
五 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分析
第二节 西藏的社会经济变革
一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准备阶段
二 诱致性制度供给在西藏的例证
三 社会制度的历史飞跃
四 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1965-1979年)
五 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供给带来的社会主义因素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中央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制度供给
一 改革开放初期具有新内容和特点的政策
二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第四节 二元经济结构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一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背景
二 西藏现代经济部门的产生
三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
第三章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探索
第一节 “两个怎样”标准指导下的西藏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一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
二 “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实践
三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节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西藏加快发展战略
一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政策导向
二 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一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藏提出三步走目标
第三节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政策导向
一 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提出
二 “十五”时期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第四节 西藏“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重点
一 西藏“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战略
二 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牧区
三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发展能力
四 推进产业建设,壮大特色经济
五 科学统筹区域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第五节 从制度理论角度解读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一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观察与思考
二 制度理论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章 非正式制度与西藏经济社会变迁
第一节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社会的相关概述
一 非正式制度
二 文化与非正式制度
第二节 西藏古代文化的综合进化
一 卡若文化遗址与西藏古代文化的综合进化
二 西藏古代文化综合进化的高潮:吐蕃政权
第三节 西藏文化综合进化向特殊进化的转折点
一 吐蕃政权的崩溃
二 封建庄园制的诞生
三 旧西藏的教权和政权
四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第四节 新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促进了西藏文化综合进化的新开端
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央主导的制度供给
二 现代西藏社会文化新综合化在矛盾中不断向前
第五章 当代西藏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路径
第一节 在国家背景下的西藏所有制和经济体制变迁
一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二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体制的变迁
第二节 西藏产业结构的演变
一 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
二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产业结构的变迁及特征
三 西藏产业结构演变模式分析
四 西藏产业结构演变的结论
五 西藏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 非典型二元结构的演变趋势
一 西藏的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
二 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的演进
第六章 总体供给模式下的西藏现代化建设
第一节 总体供给模式的特征
一 制度变迁为总体供给模式形成奠定基础
二 总体供给模式的主要特征
三 总体供给模式的有效性
第二节 对外开放
一 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二 资本的形成与导致的结果
三 金融和资本市场发育
第三节 青藏铁路开通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格局
一 青藏铁路开通后,将进一步加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交流
二 青藏铁路开通后,将扩大西藏对南亚的开放程度
三 青藏铁路开通后,将使西藏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格局
第四节 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一 现代化的相关理论
二 西藏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评价
第七章 新世纪西藏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创新需求
第一节 制度创新与西藏现代化进程
一 制度创新的一般性分析
二 制度创新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
三 制度创新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途径
第二节 西藏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
一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
二 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的制度需求
三 “制度变迁的三阶段论”对西藏现代化制度创新的启示
第三节 西藏现代化的选择——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
一 对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认识
二 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
三 西藏特点发展路子下的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后记
《四川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丛书: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
第三节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概述
一制度变迁理论
(一)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
制度和产品在供需方面的差异并没有影响需求一供给模型在制度领域的适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使用决定了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供求的分析,首先在制度需求方面展开,这也是早期文献偏重于制度需求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满足和效用导致了人们对产品的需求,那么对额外利益的追求则是人们产生制度需求的动因。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人们逐利、妥协的产物,制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也划分了集团之间的利益边界。当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人们无法再扩大自身利益时,如果可能的制度变革可以带来收益,那么制度需求就会出现,人们期望着现有制度被改变。
相对价格变动、技术、市场规模和宪法秩序影响着人们的制度需求: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导致利益“失衡”;新技术的出现或者引起相对价格改变,或者降低交易费用使某项制度的收益凸显;市场规模扩大降低了固定成本对制度创新的障碍,更易于与规模经济相关的制度创新,一些制度的运行成本也随之改变;宪法秩序则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收益和成本。
制度需求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高昂的成本和费用可能使制度变革的收益化为乌有。因此,制度需求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这一角色是由制度供给出演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众多的制度需求可能因种种原因被“扼杀”或压制,而有能力冲破现有阻碍的主体推动并实现了制度的供给,创设了新的制度,由此也导致了制度变迁。可见,有制度供给必然有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也意味着制度供给的存在。可以认为,制度供给部分是制度变迁这个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要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制度供给的性质或日特性决定着制度变迁的特性,而某些制度供给的分类也适用于制度变迁,反之也成立。
有能力冲破现有阻碍、推动并实现制度供给,意味着主体的制度创新收益大于成本。一般说来,现有制度、知识积累及其进步、纯粹的制度创新成本等因素对上述成本与收益有着实质性影响。现有制度,无论是整个制度体系、宪法秩序、具体的制度安排,还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影响着制度创新的成本和收益。现有制度的改变必然受整个制度体系的制约,特别是宪法秩序和相关具体制度安排的制约。宪法秩序是基本制度框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凭借被赋予的权力和国家机器对符合其创设者利益的制度创新予以鼓励,打击或毁灭损害其创设者利益的制度创新,极大地影响着制度创新的收益和成本;宪法秩序外的其他有关制度也会对制度创新作出反应,利益因该制度创新而受到损害的主体必然利用现有制度抗争,制度之间的摩擦就会出现,无论结果是“双赢”、进行“补偿”甚至“双输”,最终的结果都是相互力量对比和妥协的产物。
现存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创新的约束力量同样不容小视,文化传统、信仰习俗可以将制度创新的成本几乎无限放大而使之根本无法进行,意识形态也可以使人们推动“损己利人”的制度创新。从本质上看,现存制度对制度创新的影响,其实质是利益集团力量差异下的相互妥协和抗争,尽管相互妥协和斗争下的逐利本性推动着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甚至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集团间的利益分野、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别,决定了制度需求引导下的自发的制度供给永远无法达到最佳水平。除现存制度及其背后的利益斗争外,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及增量对制度创新也有着重要影响。人们的认知影响着人的理性,改变着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从而也改变着理性人的成本、收益曲线,对制度创设过程也具有相当影响。此外,制度的创设需要相当的成本,无论是制度的设计、实施,抑或制度变迁造成的损失、风险和机会成本,都意味着制度创新成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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