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代述与混合叙述——一种纪实伦理的研究_梁艳芳_9787516184219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纪实类“反右”书籍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自述、代述与混合叙述：一种纪实伦理的研究》主要是借助叙事伦理批评的方法，对这些作品在呈现历史经验、构建经验主体时的样态、叙事可能、意义与局限等方面进行研究。依据叙述人与故事之间的关系，《自述、代述与混合叙述：一种纪实伦理的研究》将这些作品细致地区分为“自述”、“代述”与“混合叙述”三种类型，认为每一种叙述都应当遵循一一定的伦理尺度，而以此为参照，通过对作品中各种叙事语态、语象、语式、语调、结构、语用特征，以及某些修辞手法的细致分析，在“形式的伦理化”与“伦理的形式化”的互动中，辨析和推演了各类叙述者（包括读者）的叙述动机、言说情境、叙事意图和言说困境。

　　《自述、代述与混合叙述：一种纪实伦理的研究》：

　　作为一种涉及重要历史经验的叙述，真实性是自述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叙事要求。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事实上，在自述过程中，由于亲历者个人认知、表达能力、结构经验的能力、经验本身的局限，以及自述行为本身的建构性特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自述作品并不总像它们“理应如此”的那么“真实”。因此如何克服这些局限、如何使自述有选择的建构性更加客观，更加贴近“理应如此”的要求，已不只是具有历史认知层面的意义，还同时赋予自述一种伦理内涵。

　　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自述是否具有反思性。因为，只有经过理性反思，琐碎的、零星闪现的经验才能成为具有逻辑性的意义整体，也才能使回忆真正成为一种思考。在这一方面，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堪称经典。在这些作品中，回忆不只是亲历者对个体人生的简单追忆，同时也是爆发着“思想威力”的关于生命、死亡、自由、理想、历史、苦难、存在、真理、爱情、宗教等命题的哲思。没有了这种思考的重量，无论赫尔岑的自信、乐观与激情多么感染人，无论其文体与语言多么优美和光辉；无论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多么具体入微，这些作品也都不会如现在这般震撼人心。

　　因此，反思性的有与无、深与浅对于“反右”叙述来说尤为重要。这是灵魂残破的一代，曾几何时，有意无意间，他们被卷进时代狂潮的风口浪尖；又曾几何时，他们作为历史的“剩余物”被抛向岁月荒芜的边缘。曾经的屈辱与折磨已使他们的灵魂饱受摧残，道义上的过失与过错又带给他们长久的不安，而历史记忆在青年一代被扭曲、被淡化、被中断的事实，则尤使他们觉得遗憾、焦虑与痛心。内心对于无憾圆满与心安幸福的迫切渴望、对于历史与后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日益增强，使他们不得不在人生的暮年负重前行。因此，当他们在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与一度被深藏或遗忘的历史，和一度被隐匿的残破灵魂相遇，并进行追问、审视与清理时，反思性的有与无、强与弱，已不只会影响到世人对于历史客观性的认知，也会影响到叙述能否通向经验主体内心与精神的深处，从而完成修订、完善、提升、建构一个既能直面自我心灵又能承担相应历史责任的伦理主体的重任。因此，反思性在重构自我、发现并抵达自我性、实现自我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经由具有反思性的叙述，使回忆真正成为一种思考，自述者才能为生命中的受到创伤的那一时刻找到恰当的伦理位置，为伦理主体的生成营造恰当的道德空间，提供合理的价值标准。因而，建构自我的叙事应当是一种具有反思性的伦理叙事。在此，反思不仅代表了叙述所能达到的深度，也昭示着一种自述者不容回避的叙事态度；既是叙述者在叙述话语中置入的态度选择和努力实现的伦理意图，也是叙述者对读者做出的态度承诺和读者对文本给予的伦理期待。

　　其实，只要是叙述，就必然会包含叙述者的态度选择。因为，语言中总是有态度的，也即语态。语态就是一种“存在的修辞学”。但是在当下的文学叙事中，这一点要么被忽略，要么被种种叙事面具掩盖或替代，从而造成了叙述态度的被隐蔽与语言行为的伦理淡漠。就“反右”叙述来说，由于“反右”事件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政治、文化、思想、道德、伦理等层面的复杂内涵，以及它对当下社会生活实践的重大意义，使得关于它的回忆、认识与叙述必须包含作者严肃认真的态度选择。因此，自述应当是自述者基于历史责任感与义务感的一种源自内心要求甚至自我生命绝对命令（钱理群语）的、严肃、沉重、匍匐于地面的写作行为，虽然其中也可以夹杂暖色与亮色，但叙述并不会因此而显得随意、散漫，不可能也不应该轻若飘云，散若浮沙，畅若奔溪，否则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责任的承担，以及对自我真实性的认同，就会缺乏明晰的立场与应有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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